1949 年5 月3 日，杭州解放，解放军接管了政权，我所在的第二区公所也被接收，原有人员在办理移交手续后，发给少量遣散费，一律回家，我就回到绍兴老家去了。事后才知道，共产党执政后成立的军管会，不几日就发出通告，叫我们这些被遣散回家的人员，重新登记并到灵隐上天竺参加培训，简单培训后即量才分配工作。当时由于我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消息又不灵通，错过了这个机会，从此离开了公务员岗位。

1950 年，我几个舅舅还有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碾米厂，碾米厂一开始是私人出资，是私营的，叫利民碾米厂。厂址在杭州的光复路。二舅父和四舅父，他们邀请我来帮着干，我就进了碾米厂，自己也凑了两百元资金。开始做的时候，就我们三个人管。这个厂主要是加工大米，同时加工一些酿酒，面也要加工。当时同类厂很少，算是新兴行业，各方面都很需要，特别是要专为解放军加工军粮。碾米业当时是很重要的行业，“民以食为天”嘛，成了重要的政治项目。我们厂里的资产，就是五十石（一石是一百五十斤）米，两部碾米机，一部笼谷机，我们称为“一笼两机”，工人有二十多个人，三班倒。在碾米厂，最初我是一个营销员，要去拉客户，我在杭州工作过，各方面比较熟悉些，哪个地方有稻谷，哪个部门要大米，都由我去跑，舅舅他怕负责任，都让我管。这时候我每月工资六七十元。

搞“三反五反”时候 ，碾米厂刚刚开办，我们很敏感，赶快把问题如实交代，争取宽大，结果军代表在结束时宣布，我们定性为半守法户。这个事情国家给予我们照顾的，认为我们是可以改造好的群体，是以后要合作的对象。当时企业经济能力非常脆弱，没有国家各方面的扶持根本不行。这以后，大家都明白了，没有政治地位就没有经济地位，经济发展没有政治上的照顾不行。过了不长时间，行情发生变化了，看到生意好，有许多老板投资建同类的碾米厂，多时达到四十来家，因此出现僧多粥少局面，加上当时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抗美援朝要工商界购买公债和捐献飞机大炮，又碰到闸口电厂被美蒋飞机炸毁，很多因素加到一起，碾米行业遇到很大困难，有几家碾米厂已经倒闭。我们厂这时候也难以为继了，但是大股东们的态度不是和衷共济，而是一看形势不妙，纷纷抽走资金。

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旦厂子倒闭，再想恢复就很难了，因此要想尽办法把厂子维持住。就只剩下我和两个舅舅在支撑，靠借钱维持。在我们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政府对我们提出了援助方案，说只要孟祖荫出面负责维持工厂，可以考虑把原粮调入利民碾米厂继续加工。我在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同意以副经理名义全面负责经营事务。王灿楣舅舅名义上是经理，实际上是财务会计。这样，利民碾米厂又运转起来了，避免了倒闭的危险。之后的几年里，我和灿楣舅舅俩团结合作，克服了许多困难，厂子总算没有关门，但到公私合营前已是资不抵债，快要垮了。（载《杭商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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