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初，迎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当时我真是悲喜交加，不但可以卸去了背上的包袱，也从此成了半个公家人，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我们利民碾米厂是行业里第一个开展公私合营的，所以也是全行业第一个接受公私合营批准证书的企业，是我上台领的证书。公私合营后成立了国营杭州第二碾米厂。清产核资时，我们厂已经资不抵债，所以财产是倒挂的。当时有个政策，如果企业资不抵债，就从宽处理。结果我们的债务不算，国家拨给十石米，折算给我十股，每年定息十元钱。公私合营后，组织上安排我做杭州第二碾米厂的正经理，别的企业，资方代表一般都是副经理，因为我是同业公会主委，所以当了正经理，和另一名副主委一同当了正厂长。这次命运的转折，对有些人是个机遇，对有些人是个灾难。我是个穷光蛋出身，本来是个营销员，我以十石米资格当正厂长，所以我对自己公私合营的命运感受很深。

回顾这段历史，时间不长，但从此决定了我后半辈子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大事。因为我是行业里第一个开展公私合营的，接着就让我担任粮食系统大组组长工作，主要任务是把粮食系统的原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做一些辅导工作。这个大组组长工作搞了三年左右，一直担任到大组会结束，后来就不活动了。

杭州第二碾米厂是国营的，实际是个粮仓，规模很大，常年储备有四千石粮食。这些粮食不是经常性供应的，是备用的，用来救急的，可以供应杭州市半个月的粮食，主要功能就是仓储。职工人数不到二十人，仓库内的操作都是电动的。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改造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个人的思想改造了，因为这一年我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受旧社会习惯思想影响已经相当深刻，对新社会尚缺乏认识，需要从头学起。但从旧到新，不但要有个过程，而且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遇到的就是接受公方代表监督的问题，当时这被看作是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一个标志。我们企业当时的公方代表名字叫俞关福，是从粮店调来的党员，这个人沉默寡言，非常严肃，我和他合作共事不到一年时间，我对他敬畏有余，坦诚交流不足。当时我名义上是正厂长，他是副厂长，行政上由我做主，但我事事向他请示，他点头我才向全厂贯彻。

公私合营后，我们厂这一年的工作非常出色，各项指标全面完成，工厂被评上系统里的先进企业，我个人也评上先进工作者。另外，我的社会职务也有了增加，如粮食系统公私合营委员会委员，负责清产核资工作；当选市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56 年冬申请加入杭州市民主建国会，1957 年1 月批准入会；同时还当选了上城区人民代表等一系列职位和荣誉。当时，我对这些荣誉既是鼓励，又是督促，进一步加速自我改造，努力做好岗位工作。在加强个人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我经常下车间跟班劳动，一方面体验工人劳动的辛苦，同时也能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后来证明，这个经历对我相当重要，“大跃进”期间参加修马路、修水利、大炼钢铁，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下车间干最苦的活，我都没有被压垮，思想上、肉体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就是这一段劳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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