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词，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指中国帝制中期的赵氏王朝，另一指我国古代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公元10-13世纪的那一个历史阶段。目前学界所论之“宋代史”，似仍以朝代史为主要取向，且常不免以赵宋王朝史涵盖整个历史时期。不过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大宋史”之说的影响日渐扩大，努力从全局而非仅限于赵宋一姓的取向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本文所论，关注于作为历史时期整体的宋代。

讨论宋代史有什么特殊意义？

人类历史的演进就像一条长河，或平缓，或湍急。中国古代历史也一样。在进入帝制时期以后，历代都在不同方面呈现着自己的特色，其中尤为后代所敬仰、推崇的，首推汉、唐。其武功之显赫、疆域之辽阔、文明之昌盛，确乎值得后人为之骄傲。不过，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历史演化，不可能全然平缓推进，必然有迟疾缓急之差异，从而形成一定的阶段性。在其中的一些时期，历史“集聚”性发展，使得社会呈现与前一时期很不相同的特征，并深刻地影响着以后历史发展的路径，因此格外重要。这样的历史时期，往往就会被学者们视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转折”意味，而予以特别的关注。宋代就是这样一个带有“转折”意味的特殊时期，不同历史解释体系于此似无异议。

学界先贤对宋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有过许多清晰的论述。这样的“转折时期”，常常一方面总结前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此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因此理应占据独特的地位。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赵宋以降之新局面”。不过今人关于宋代史的研究，似仍未能反映出其“转折”的全貌，体现出其重要性。曾有学者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今人轻视宋代史的历史原因，(56)时至中国经济起飞的21世纪，我们理应超越前人认识的局限，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宋代的历史地位。

不过尤为学界所关心的，似乎还不在于今人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认识之不足，更多地还在于思索如何提高宋代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自20世纪末以来，不少学者撰文总结宋代史研究的成绩，表达他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期许与研究取向的意见。(总体看，以如何切实推进宋代史研究的水平，为学者们关心的重点。个中心理，称之为集体性焦虑，或不为过。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焦虑来自关于宋代史研究源源不断刊出的专文专书之庞大数量。近年来，每年刊出的关于宋代史研究的专文多在四五百篇，专书也不下三四十种，如何在数量扩张的同时提升研究质量，就成了压在不少学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

实际上，近年来在宋代史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学者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相当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只是多被隐没在众多水平参差不齐的出版物之中，一时未能彰显产生引领性的影响，因此宜予阐发。下文尝试从论题与资料两个侧面，略述己见。

01论题

如何发掘新的、有意义的论题，无疑是当今宋代史研究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20世纪初以后受到西学影响，才渐次形成近代的学科体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趋势。所关心的论题，前后有不同的特征。大致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史学创立初期，虽已有一些时新的社会科学化的议题，传统史家的一些观察仍占相当比例。五六十年代，大陆学界在政治理论的影响下，热衷于讨论那些政治取向比较明显的命题，如庄园制与地主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80年代以后，宋代史研究复苏，前期的一些论题渐受冷落，尤其自90年代以来，因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日深，社会史等领域的论题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学者们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开拓新视野，采用新方法，以讨论新论题。麻烦的是，这种对新论题的探求并非总能得心应手。

大体说，目前关于宋代史的研究有三类情况：一是基本按传统史学叙述的路径，以“讲清楚”史实为主要目的，如各种国家制度的阐释，人物生平介绍与评介，事件过程铺叙等等；二是延续前人——包括两宋时期人——观察这一段历史的一些归纳性议论，来展开讨论，如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先南后北、积贫积弱、国用理财、田制不立、士风人心、忠奸清浊等等；三是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将其应用到宋代史研究领域之中，如较早形成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经济重心南移”，此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商品经济等等，都是如此。近年来因受时势以及海外学术的影响，有一些时新的论题越来越流行，如基层社会、经济开发、城乡关系、士大夫（精英）政治等等。

实际研究展开中，这三类论题当然不可能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融，只是每一项具体研究各有侧重而已。客观讲，上述三类论题各有其意义所在，如传统的史学叙述，因其能厘清史实，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无疑具有长远的价值。只不过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积累，简单的厘清史实式的讨论，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结合其他方式，才可能有所收获。

相对而言，第三类论题在当前学界占有主导地位，今后宋代史研究的拓展，也必然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借用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与概念，讨论宋代史的问题，多有创见。如邓小南从观念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入手，从“祖宗之法”这一关乎赵宋朝政的核心概念，讨论思想、制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明显可见政治文化分析工具的影响。黄宽重多年来致力于南宋地方武力研究，从议题看，似乎主要针对传统的“强干弱枝”说别出新见，但其受新史学影响，重视基层社会史研究的取向清晰可知。在辽夏金史研究中借用现代民族学的分析工具，或在关于赵宋与辽夏金各政权关系的讨论中跳出传统的华夷观念，以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外交”）与分析工具着手讨论，已成常态。近来关于宋代社会经济的讨论，更多见借用一些流行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展开讨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定理，几近泛滥。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之所以有助于史学研究，是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一为现代人类社会，另一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只是由于两者所涉及的时间段有异，且史学研究受存世资料的制约，所以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归纳提炼而成的、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一些假说与概念，不一定能完全应用于宋代社会的研究。如果不加辨别，盲目搬用，难免造成认识的错位。前面提到的带有明显政治化取向的论题之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某些专文专书常将一些相当时髦的概念应用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之中，如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却未能分辨这些概念内涵的特殊规定性与宋代社会的落差，不仅显露了历史学研究的思想贫乏，更有“趋炎附势”的嫌疑。

因此，与当下时新的倾向稍显距离，本文愿意略多花一些笔墨，讨论一下前述之第二类论题，即依据前人关于宋代历史一些归纳性的观察来展开研究，或者可以称之为“旧题新论”。

史学探究的对象永恒不变，不同时代的人们却能从中得到不断更新的智慧，读史的魅力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之恒定性，“传统”的观察往往总能够抓住特定历史时期某些比较显著的特征，在多数情形下，这些特征理应为历代读史者所关注。换言之，史学研究论题的拓展，有时并不一定采用以新论题扬弃旧论题的形式，完全另起炉灶。更常见的情形是以新的取向不断探讨“旧”的论题，史家见识之高低尽显其中。从这一角度讲，视角之“高下”——即能否透过表象观察到历史的真相——有时要比论题之“新旧”更为重要。

所谓视角，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观察角度。同样的一个研究对象，如果采用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就有可能得出与他人不尽相同的结果，“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常识。前文提到的引入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也可以理解成采用新的研究取向，以期得到与传统的以制度阐释与道德褒贬不尽相同的、新的观察结果。例如对于传统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人物研究，就不应仅仅限于以往的评判研究对象的功过与品行，以期得出“值得肯定”或“应该否定”的结论，而是或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考察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或从“长时段”的取向分析其行为的历史影响，或依据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讨论其行为的心理动因等等。因为史学的任务不在于评判历史，而在于理解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仍应该坚持传统史学的一些有意义的观察方法。在历史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领域，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味的唯新是崇。古人的一些经典论述，如观察历史的“会通”之说，起码在本人肤浅的理解中，与新史学所强调的“长时段”观察方法，实可谓不谋而合，具有长远的意义。只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对前人旧说略作补充：治史者不仅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深邃洞察力，还需要具有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现象的综合分析能力，亦即所谓“会通”，或许可以理解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视野的拓宽。

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宋史中有一些突显的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民变之相对平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地域格局的变化、城市新面貌的形成等等，是任何观察者都不能忽视的。论题虽旧，其命弥新，要之在于论者的眼光之独到与深邃。

下文略举两例：

其一，关于北宋初年经略燕云地区的努力及其失败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一个十分“陈旧”的话题，经学者数十年的论说，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近乎不言而喻的定说，如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崇文抑武的取向，以及宋军与辽军之间步骑不敌的兵力对比等等即是。近年来所见相关出版物，议论不出这些陈说的窠臼。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曾瑞龙遗作《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运用大战略的架构，以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视野，来重新讨论10世纪初的宋辽战事，就提出了许多相当新颖的见解。例如关于宋辽军事力量对比中的“步骑不敌”问题。针对这一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在兵种上的差异，自秦汉以来，古人即已形成了相应的军事信念。《经略幽燕》却指出：在鼓吹兵种差异的同时，也需要避免简单化地认为单凭一个兵种即足以赢得战争的看法，“有必要具体地探讨骑兵如何击败步兵的过程和手段”。这里就涉及步兵如何配备多兵种编制，应用各种具技术对抗意义的兵器以及如何保护侧翼及粮道，来抵御骑兵的进攻；同时，骑兵也需要应用大量的间接手段，而不是仅凭简单的正面冲击，来冲溃步兵。因此，“整个立体架构的战略分析变成不可避免”。通过这种“立体架构的战略分析”来观察宋辽间的历次战役，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中间还存在如此幅度的讨论余地。此外如关于“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关于宋初的战略文化等等，此书都不仅展示了认识宋初战争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给学界以刺激。

其二，不同于唐代辽阔的疆域和因民族融合而呈现的“胡化”风貌，长期以来，宋代文化以其精致、收敛、内向，而有“保守”之名，经过学界长期的“絮叨”，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民众的常识。比较显著的，如在服饰文化方面，与盛唐时期女装之袒露与华丽相比，宋人服饰的“拘谨保守”似乎表露无遗。不少专文专书更将其归因于理学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不再局限于唐、宋间服饰特征的这种简单对比，而是将眼光稍放长远一点、宽广一点，就会发现这种将服饰之袒露与内敛、等同于文化的开放与保守的简单的思维方式，距离历史真实颇远。至于将服饰“保守”归因于理学的影响，更是出于想当然。朱瑞熙就曾指出，朱熹从未提出过服饰复古的主张。2007年，王雪莉刊布《宋代服饰制度研究》一书，专题讨论这一问题。坦率讲，此书只是一个相当初步与简单的叙述，但其讨论的视角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此书从幞头、圆领袍衫、革带、靴四部分论述宋代的公服，认为它们表现了唐人的常服在经过一系列改进之后，成为宋代官员的礼服之一种——公服的过程。若进一步追溯，唐人常服很大一部分，如圆领袍、革带、靴等等，则都属沈括所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之一端。由此可见，自唐代以来胡汉服饰交融的历史进程，到宋代不仅并未中断，而且更从民间常服深入影响到了官员的公服。再进一步，“综观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历史，汉人本来就不崇尚袒胸露肩，唐以前及后世皆如此”。可以说唐代女子——主要是贵族女子的袒装是整部中国服饰史中的

特例，而宋代服饰之质朴、淡雅，恰恰是中国传统服饰的常态。从盛唐时期的“士女皆竟衣胡服”，到文、宣之间白居易作《时世妆》，讥讽“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可知当时的服制，就已悄然向汉民族文化本位回归，非独至宋代而然。另一方面，宋代服饰文化也并非如论者所说，全无创新。恰恰相反，宋代在礼服的推陈出新、常服的礼服化、异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以及民间追求时尚的奇装异服之各不同方面，无一不反映着其文化的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转换视角，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拓宽视野，就有可能使一个看起来陈说相因的论题别出新意。

此外，即如前述的第一类论题，例如传统的制度阐释，如果能转换视角，拓宽视野来考察，也未始不能得到新见。笔者此前讨论宋代的地方财政制度，如果仅按传统方法，在国家诏敕格令所规定的视野内阐释制度内容，余地实在有限。但在转换视角之后，从法令层面的制度内容转向它的实际落实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变异，就发现研究的空间超出了原先的想象。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制度“地方化”过程。邓小南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用意当也在于此。当今社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视角转换显然更加贴近了历史现实。

02史料

比论题更重要的是史料，这也是常识。史料不仅是我们准确了解史事的基础，更在于发掘前人所未能了解的史事，大多能引发出有意义的论题。广征博引，认真研读文献，本来是从事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时至信息爆炸的21世纪，强调重视史料似乎更有了新一层的迫切性。

黄宽重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宋史研究在西方学术冲击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产生兴趣，试图以之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素。反之，对研读与理解典籍的训练，日益忽视，久之，对旧有典籍文献失去理解的能力”。随着社会环境日益产生异于传统的变化，研究者“对传统社会缺乏同情谅解的心情与能力。这一来，学者研究古史，在心境上，与欧美汉学家并无差异，历史研究成为纯学术的职业而已”。这大概就是当今宋代史研究过于“社会科学化”的现象。

由于存世文献的偶然性与零碎性，史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难免是局部的、片面的，甚或表面的。所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充分认识史料的这种不全面性的前提下，鉴别它、解读它，尽力从局部与个案中，拼凑出触及事实真相的历史全貌，以期收到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效。所以史料解读总不得不先于论题的构建。本文所谓“过于社会科学化”的现象，就指未能感悟特定时期的历史社会，只是借用于某些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定理，论题在先，依据孤立的史料与表面的理解，来构建理论上的历史社会。

目前学界的倾向之一，正在于过于社会科学化，“技术性”地分析史料，并试图以此来研究历史上的宋代社会。可是由于史料对社会实况反映的不完全性，技术性的分析常会产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之误。计算机全文检索信息库的广泛应用，造成研究者易于广征博引，却流于表面，尤其忽略史料的整体文意，未能真正理解史料，加剧了这种“技术化”现象。社会科学式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留有距离，以保持客观。这种职业化倾向更加强了社会科学式研究的技术性。更何况在这种分析中，常不免受现代社会（社会科学最多数范式之所产生的场所）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文学科式的方法有异于此。历史学作为传统“学问”最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的是读圣人之书，行圣人之道，内圣与外王合为一体。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讲，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虽然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来，这种物我不分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学者的客观立场，有着莫大的不利，不过它也有着社会科学方法所无法企及的长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物我一体，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浸淫其中，感悟其中，常能给零碎的历史信息补充一些至关重要的、背景性的历史场景，以达到真正理解史料的目的。当然这种对史料的感悟式理解，绝不应该凭空想象，而应该建立在对宋代社会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

涉及宋代史事的解读，还有一个特点，常常误导研究者。由于雕版印刷术在北宋时期开始普及应用，史籍文献被大量印刷，现今存世的宋代文献比其前代增加了不止数倍，这就使得大量在前代隐晦不显的历史现象，在宋代的文献中首次见诸记载。前后期历史信息的这种严重不对称性，常常使得研究者误以为那些历史现象在两宋时期首次产生，造成认识错位。

笔者曾撰文质疑美国汉学界关于宋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论点，在范式推衍层面，见仁见智，或当别论，若就史实论证而言，本人仍以为它是对前后历史信息不对称认识不足的典型案例，不妨旧调重弹。

近年来，美国汉学界关于两宋时期“地方社会”兴起的论点，发其端者为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主要支持者为其弟子韩明士(Robert Hymes)。韩氏的代表作《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首陈他自己的研究是对郝若贝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简单讲，所谓“地方社会”兴起，指北、南宋之际，社会精英阶层的家族策略从此前的追求全国性政治地位为主要目标，转向巩固其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与国家“分道扬镳”，开始“地方化”。韩氏认为：“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种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若仅就两宋时期的儒土而言，相比于北宋时期，南宋应举人数大增，入仕门径日窄，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仍然全力应举的同时，较多地考虑如何在地方上的经营，以使家族的事业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在理。不过若从整个帝制时期“会通”地考察起来，这就并非两宋一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在地方上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力，对于家族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常识，前人也必不肯有昧于此。在所有历史时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人仕为官，多数“精英”则不得不一生困顿于地方。因此“地方主义”这样一种认识只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其他时期则否，不免使人疑惑。所谓两宋间“地方社会”兴起的假设，其前提必然是此前这个“社会”之未兴起，亦即地方完全由国家控制，从南宋时期开始，随着国家在地方影响力的衰退，精英家族才取而代之。这样的认识恐怕是与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背道而驰的。

韩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认为宋代抚州精英家族的婚姻策略从北宋到南宋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北宋时期倾向于形成面向全国的散发式婚姻网，到南宋转变为倾向于大多在本县范围内缔结婚姻关系。但是由于北、南宋之间抚州精英家族婚姻资料存在极大不对称性，韩氏其实无法论证他的实证研究有多大的可靠性，罔论说明抚州的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被他列作例证的关于南宋时期抚州精英组织地方武装、参加公共工程、修建寺庙、抵制交纳赋税等等说明他们“控制”地方社会的现象，同样与北宋时期存在严重的记载不对称。韩氏自己也称“我们对北宋时期桥梁建造的情况近乎一无所知”，在水利工程方面，“（北宋）例证相当缺乏”。但这却并未妨碍他通过征引现存南宋的记载，来得出国家权力在这些领域退缩、精英们进而控制这些领域的结论。韩氏之所以如此地勉为其难，因为舍此无以构建其关于“地方社会”的范式。这个范式的背后，恐怕就是西方社会史的中层空间说。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放宽视野“会通”地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讨论宋代“地方社会”，关键不在于它是否从无到有地“兴起”，而在于其中主导阶层之更替。这个两宋间“地方社会”兴起的论说，大约就是本文所谓过于社会科学化的“技术性”研究之典型案例。

坦率讲，笔者对于一些大谈宋代历史特点的文字常常心存疑惑，因为这些“特点”经常无视宋代与前代文献记载的不对称性，既不顾头，也不顾尾，孤立地谈论宋代历史。尤其在宋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领域，如果我们能充分意识到历史信息的零碎性与片面性，审慎考察，认真体会，对许多论题的认识或许能够更接近历史真实。

另一方面，虽然宋代史研究领域未见有重大新史料发现而略显沉闷，却也并非全无拓展的余地。论者常谓宋代史研究领域，前不如秦汉隋唐，有简牍、文书发现之推动，后不如明清之文献众多，给每一个研究者以充分发挥的空间，不过在搜寻史料方面，宋代史研究者或许还可以关注如何向前后不同断代史研究者学习。秦汉隋唐史由于史料远较两宋以下为稀少，因此其研究者对史料解读之“敲骨吸髓”，以及对各类“边角”文献之重视，似有过于宋代史研究之处。笔者浅见，如对诗文、制诰、碑铭等文献的搜寻与利用，宋代史研究者是有所不及的。而相比于明清史研究，在重视地方文献与田野调查等方面，宋代史研究者看来也瞠乎其后。30年前，梁庚尧研究南宋农村经济，大量阅读明代地志，搜寻其所辑录的宋代记载，收获颇丰，给了学界一个极有意义的示范。可惜近年来却少有人愿意循此路径，以花苦工夫来换取学识的进步（包括笔者本人在内）。

至于近年来时风所致，以因袭旧说为“研究”，以二手文献为主要依据，广抄博引，无暇顾及原始历史文献，论著“高产”的现象，自不在本文议题之内，可忽而不论。

回到本次笔谈所设定的议题，在宋史研究领域，讨论视野、论题与方法，只是手段而已，追求史事真相，理解历史，才是学术研究永恒的目标。凡属有助于这一终极目标者皆可谓“新”，反此则不妨目之为未预流者。

包伟民. 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J]. 历史研究, 2009(6):18-24.

作者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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