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于1904年成立。印社成立的前十年，主要的活动是社址建设和金石书画的研究与出版。四位创始人筚路蓝缕，创社维艰。出身名门的丁辅之、王禔在艺术创作与研究上各有专长，引领印社学术风范。叶为铭主持社务，事无巨细，操劳颇多；吴隐在上海开设西泠印社书肆，印社的出版、印泥制作产业由此开始。1913年召开西泠印社首次社员雅集，通过了《社约》，确定了社名，宣布了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印社建设始臻完备。特别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篆刻书画大师吴昌硕就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提高了印社的影响与威望， 这是西泠印社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后西泠印社举行过多次重大的活动，如1921年吴昌硕等发起书画义卖募捐，把即将流失海外的国宝——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赎回，筑汉三老石室存放于印社。西泠印社于成立20周年、30周年时，都举行了社员雅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西泠印社停止了活动。1947年，西泠印社举行了因抗战而错过的雅集，称为“补行创立四十周年”纪念雅集。1949年前，为早期西泠印社“文人治社”阶段，活动方式主要是文人雅聚，谈印吟诗，交流创作，“彬彬秩秩，觞咏流连”（吴昌硕语），又“少长集于一堂，各出收藏金石书画，互相参考”（叶为铭语）。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研讨印学的场景

1955年著名学者、书法家、老社员张宗祥率先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恢复西泠印社。1957年西泠印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恢复活动。1963年秋，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举行，大批国内第一流的金石书画家纷纷入社，西泠印社迎来了建社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此后，西泠印社的宗旨也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兼及书画”。这一时期是“政府主管”与“文人治社”兼存阶段。

不久“文革”爆发，西泠印社第二次停止了活动。以1979年12月8日举行的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纪念大会为标志，历经十年动乱的西泠印社重现生机，迎来了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此后，西泠印社每逢五、逢十均举行周年纪念暨全体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修改章程，再由新一届理事会选举社长、副社长，聘请顾问等。凡纪念大会、社员大会、系列展览、学术研讨会、笔会等都有既定程序。西泠印社其他较重大的活动还有西泠印社全国篆刻评展，国际篆刻书法作品大展等。

摩崖石刻“印传东汉”

197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成立，出版了大量的印学和书画理论书籍；由西泠印社主办的《西泠艺丛》和《西泠艺报》都曾在宣传西泠印社、倡导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大的成绩。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片

在管理体制上，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经过了如下沿革：解放初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后由浙江省文化局主管。1959年由省文化局转杭州市文化局主管达43年之久。2002年7月，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市委直属的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主管西泠印社事务，并对印社体制进行全面改革。2004年初，西泠印社社团经国务院特批，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国家级艺术社团。从此，西泠印社迎来了第四个发展高峰。

在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的发展已愈来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光大“西泠印社”百年品牌，对于提高杭州城市文化品质、促进文化名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已走过百余年历程的西泠印社，也将在省市党委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与支持下，愈加欣欣向荣，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吴昌硕（右二）与吴隐（左二）等合影

一、早期艺术活动

1904年夏，丁辅之、王禔、叶为铭等相聚西湖孤山人倚楼赏印，有创立印社之议，后吴隐由上海响应加入，他们四人即被称为“创社四君子”，该年即为印社成立之年。同年，吴隐在上海开设西泠印社书肆，西泠印社的出版、印泥制作等产业由此开始。次年，印社创始人呈杭州府钱塘县在孤山南麓、西泠桥畔开山建房的请求获准，于是西泠印社有了这“湖山最胜”处的宝地作为社址，得以奠基百年大业。

 1913年，西泠印社举办兰亭纪念会时社员合影

印社成立后的前十年，活动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为建设，如1905年仰贤亭建成，其后又扩小盘谷、得印泉，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等，1913年浚印泉，西泠印社至此规模初具，奠定了印社长远发展坚实的物质基础；二为出版，西泠印社成立后出版了大量的印学书籍和印谱，如丁辅之辑《西泠八家印选》、《泉唐丁氏八家印谱》，吴隐辑《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叶为铭撰《广印人传》、辑周亮工《印人传》等等，说明印社在初创时期就对“研究印学”极其重视，这奠定了印社良好的学术基础。

1913年春，西泠印社仿王羲之兰亭雅集故事，于孤山召开兰亭纪念盛会，实际上这也是西泠印社成立十年来的第一次社员大会。会上通过了《社约》，确定了“西泠印社”社名，宣布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推举吴昌硕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印社的组织和宗旨至此方臻完备。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篆刻书画大师吴昌硕就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增强了印社的权威性和号召力。

此后，西泠印社的建设得到更快的发展，1914年至1924年间，印社先后竣工的项目有：立28先贤印人画像石于仰贤亭，重建四照阁，募建隐闲楼，建后山石坊、还朴精庐、观乐楼、三老石室、鹤庐、前山石坊，造丁敬像，开小龙泓洞，建华严经塔、凉堂，造邓石如像等等。新建筑的不断落成，证明了西泠印社事业蒸蒸日上，声誉日隆，鲁迅、张大千、王国维、泰戈尔等文化名人都曾于此时造访过西泠印社。

20世纪20年代的西泠印社前门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吴昌硕、丁辅之等社人在得知国宝――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即将流失海外，遂发起书画义卖募捐，最终将此碑赎回，并于印社内筑汉三老石室陈列，供后人瞻仰、学习。这一义举充分体现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的立社宗旨和社员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923年9月，西泠印社于重阳时节举行20周年纪念会，会场陈列自宋代以来500年间的书画精品200多件，不收门资，任同好观赏，“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播”（《西泠印社志稿》）。为使展品免成过眼烟云，展后印社即进行了编纂工作，1924年出版发行了《金石家书画集》。《金石家书画集》又附西泠印社胜景照片26帧，当为十分珍贵的社史资料。

西泠印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于1933年春举行。“各社友将近藏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古色古香，躬逢其盛。”这是叶为铭在活动后所编的《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中的记述。《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收录了印社成立30年来的文献资料、人事经历，对印社的历史作了一次全面总结，是研究早期西泠印社史的重要资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丁辅之、王禔、叶为铭三位创始人及一些社员避居上海，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则委托专人看护。在此期间，社员多以个人方式展开艺术活动，王禔、张鲁庵、葛昌楹、秦康祥、吴朴堂、童大年、韩登安、诸乐三、方介堪等都有个人印谱问世；黄宾虹、潘天寿、马衡、张宗祥、傅抱石、陆维钊、沙孟海等亦有论著发表。1939年，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萃人合辑出版《丁丑劫余印存》20卷，该印谱内容丰富，钤拓精美。1944年葛昌楹、胡淦合辑出版《明清名人刻印汇存》， 丁辅之在序文中写道：“战争戈未止，文物我周旋。”这是当时印社同人反对战争、努力保存文物的真实写照。1945年抗战结束，西泠印社即开展了复社工作。

 1923年，西泠印社举办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时社员合影

1947年金秋重阳，在整饰一新的印社孤山社址举行了“西泠印社补行创立四十周年”纪念雅集，此前西泠印社40周年纪念因抗战而错过，故这次雅集被称为“补行”。据活动参加者题名录——《西泠印社丁亥重九题名》载，共有80人参加了雅集。雅集内容包括：“一、秋祭故印人；二、社员聚餐；三、书画展览及义卖。”（张锐《重阳忆旧话西泠》）由于此时吴昌硕已辞世20年，社长之位一直空缺，而辅之、王禔、叶为铭三位创始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继任社长，后经王禔提议，邀请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经函电磋商，马衡先生欣然同意。时隔20年，西泠印社终于有了第二任社长。其后，西泠印社又举行过数次雅集，1948年的雅集留有《戊子题名》，此题名中凡见于《丁亥题名》者不再录入，故仅20人，《戊子题名》另附当时已故社员名单及社友、赞助诸公名单，这是研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极具价值的史料。

1949年5月，杭州解放，西泠印社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

 1947年秋，西泠印社举办补行建社40周年纪念活动时社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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