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1945年12月，“联高”迁来杭州，校名恢复抗战前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由我继续任校长兼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是沈儒全，总务主任是叶国庆，教职员工及学生全部是由青田南田迁来杭州的。八年来，杭高校舍、校具被日军破坏一空，所以校长室、教务训育处、总务处都集中在大礼堂内办公，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分住在红洋房内，学生一律睡地铺。那时全国各地民主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发生。杭州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校友会杭州分会”组织（以上三校即今南京大学前身），三校的在杭学友定期举行聚餐座谈会。1946年3月的一次集会，我们请了马寅初先生(当时是东南大学教授)参加，会上我问马先生是否愿意来我校作一次演讲，马先生说：“杭高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我愿意去演讲的。”数日后，我专程到他法院路家中去详谈，和他约定1946年5月5日下午2时来杭高演讲。确定日期以后，我回到学校令秘书专函通知各中学，请各校于5月5日下午1时带学生来杭高听马寅初先生演讲，并令事务处届时在大操场搭一个演讲台，把学校所有的凳子全部搬去排好，以便接待各中学来听讲的学生。这是因为在不久前的一次校长会议上，有人提出，抗战八年我们都在农村、山沟里，学生从没有听到过名人的演讲，以后不管哪所学校请到名人都要通知各校，让各校学生都能听到，让更多的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马寅初

5月5日下午1时过了以后，我去校门口迎接马寅初先生，看到各校只零零落落的来了几个人，我觉得十分奇怪。一了解才知道教育厅已下了命令，命令各中学学生在这一天不准出校门，也不准外校学生进入，各校校门已经紧闭，几个来听讲的学生都是越墙出来的。一时半，马寅初先生乘坐小汽车来到杭高，一见我就问：“崔校长，省政府反对我来杭高演讲，你知道吗？”我回答：“我知道了!”他又问我：“今天的演讲，要不要讲？”我回答说：“请马先生准时演讲。”他同意以后我就陪他入场演讲。马先生在演讲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四大家族”的贪污腐化；深入分析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各项条约的危害；打内战所引起的恶果。台下学生非常专心地听讲，鼓掌声不绝于耳。演讲约进行了两个小时。马寅初先生杭高演说是很有名的一次演说，它对以后杭州的学生运动起了动员的作用。

“杭高”操场

1946年6月12日，学生自治会主席金陵等来找我，对我说他们准备进行一次游行请愿，请求政府不要打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问我意见怎样。我认为这是爱国要求，我同意和支持他们的正义爱国行动。6月13日晨，各学校同学都到湖滨集合，由马寅初先生讲话，讲话以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游行，由湖滨路经中正街、中山中路、清泰街、佑圣观路到梅花碑，向浙江省政府主席请愿。游行时，马寅初先生走在最前头，我跟在杭高学生队伍后面，队伍一路高喊口号，散发传单。马路两旁站满警察，戒备森严。省主席沈鸿烈避不接见，派人接去《请愿书》，敷衍了一阵完结。这次游行进行了一个上午。

两天以后，接到教育厅的紧急通知，通知我于6月17日参加杭州市中等学校校长会议。17日我去教育厅途中遇到教育厅考察秘书林瑞辅，他告诉我说，这次会议不是一般的会议，沈主席要亲自参加讲话，并关照我注意。开会时，先由各校校长汇报几天前本校学生参加游行请愿的情况。他们的汇报内容大致是一样的，归纳起来说，这次游行是杭高学生发动的，是得到崔东伯校长同意的。他们学校学生之所以参加是由于杭高学生的煽动。总之，矛头全对准杭高和我。汇报以后沈鸿烈讲话，他说：“崔校长，你是国家的公务员，而你支持你的学生反对政府，这个责任你要负担。散会！”散会以后，许绍棣叫我去厅长办公室，他强作笑容对我说：“崔校长，今天各校长的汇报你是听到的，你的责任重大啊，不过还可以补救。”他停下来从办公桌的抽斗里拿出一只公文袋，接着说：“你们学校带头捣乱的学生，我们已调查清楚，我这里有名单，你带回去把他们开除掉就没有你的事了。”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想了一下回答说：“许厅长，学生的要求我认为是爱国的，开始前我是同意他们的，在游行中他们又没有越轨的行为，我现在怎么可以开除他们呢？”许绍棣听了以后，“嘭！”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声命令我：“滚蛋！”自己一转身进入内室。可以看出，这次中学校长会议就是为了训斥我、要我开除请愿游行学生的骨干分子而召开的。各校长的汇报、沈鸿烈的训斥、许绍棣的个别谈话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回到学校以后，思绪万千，学生要求不要打内战，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学习环境，这有什么不对？他们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又有什么错？我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又犯了什么罪？我这个校长只能对教育厅唯命是从，否则就要我“滚蛋”，这样的校长还能做下去吗？

几天以后，联高毕业的浙大学生蔡为武从他在省政府工作的父亲处获悉，省府委员会已决定“杭高校长崔东伯撤职查办”。蔡即回校把这一消息密告学生自治会主席金陵。金陵、吴士濂等人根据撤职查办的命令还没有公布，不能暴露透风给我们的蔡为武父亲，因此决定采取巧妙的、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即以“杭高学生自治会”和“杭高校友会”的名义，举行一次“庆祝崔校长东伯先生主校四周年大会”，来表达杭高学生、学友反对省府“撤职查办崔东伯”的决定。这天，在校的全体同学和在杭部分校友都来参加，王季思先生（校友，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也来校祝贺，竺可桢先生（东大校友，当时是浙江大学校长）也送来贺联，还收到其他一些校友送来的贺联、贺信。大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烈。会上学生代表、校友代表都讲了话，赞扬我教学认真、爱护学生、主持学校成绩显著等。总的说，就是针对省府要“撤”我，表达广大师生要“留”我的精神，只是不明显的说出来而已。最后，我作了谢词，大会开了一个下午。

竺可桢

会后，我思来想去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离开杭高好，所以我接下去就召开一个学生大会，会上我讲了一次活，说明同学们爱护我、关怀我，我是非常感激的，但在当前情况下我已不能继续呆下去，再呆下去对同学们是不利的，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扩大下去，等等。台下很多同学哭了，我也泪流满面。我们在抗战八年中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弦歌一堂，同学们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离开同学们啊。

省政府也改变了策略，怕事情闹大，把对我“撤职查办”改为“调升”，还把“调令”破天荒地在《东南日报》广告栏内登载。“调令”内容是：“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崔东伯调任省教育厅督学，校长由房宇园继任。”命令公布以后，我就托人在体育场路找了一间约12平方的弄堂房子，带着一家6口从操场的小门出去，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下来。

这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特地来信要我到浙大校长室一谈。我遵嘱前往，竺老师一面安慰我，一面鼓励我继续努力，做好工作。我一家6口只我一人工作，全靠我养活，教育厅督学我当然不会去担任，因此就在省立高商、私立新群高中和私立民生初中担任数学兼课教师，并应上海春明书店之聘，于课余编写了《高等代数精解》和《平面三角精解》两书。因为体育场路的住屋实在太小，就花了一本书的稿费，在龙兴路（现延安北路）南阳里6号租了3间平屋住了下来。

    我在1946年7月离开杭高后，每当杭高学生自治会和杭高校友会召开欢送毕业同学大会时，总来请我去参加并要我讲话，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1948年5月，杭高学生自治会和杭高校友会联合在杭高大礼堂举行盛大的“庆祝崔前校长东伯老师五十寿辰大会”。老师、校友、同学及我的好友，济济一堂，热闹异常，并摄影留念。 

1979年五一节作者回校看望数学组同仁

自我1946年7月离杭高，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杭高风潮时起，校长换了3个，使全国“四大名中”之一的杭高受到了惨痛的损失。

作者曾任杭州高级中学校长、浙江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文章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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