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映璞（1891—1981），原名礼铭，更名礼玑，字镜泉，后改字映璞，遂以字行，出生于衢州市城郊浮石潭边徐家坞村的一个耕读之家。

先生幼时聪颖好学，在随父耕作放牛之际，常以沙地柳枝习字。5岁启蒙，11岁县试名列榜首，有“神童”之誉。13岁入鹿鸣书院为廪膳生员。科举废止后，在衢州、湖州、杭州等地执教多年。曾从事地方自治研究，被选为浙江省宪法审查员，长期致力于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抗战胜利后，应聘为浙江通志馆历史编纂，兼名胜古迹组主任，居住杭州里西湖玛瑙寺前的梅庐。解放后定居杭州鼓楼外清平山下，因此自号“清平山人”，潜心治学，著书自娱，以诗文会友。1980年秋受聘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1981年辞世，终年90岁。

先生清贫一生，不嗜烟酒，布履长衫，勤俭治家，虽屡经坎坷，但终生笔耕砚田，治学不辍。精史学，博考证。凡地志方物、经文辞赋、诸子佛道，无不博治贯通，其学问之精，造诣之深，名闻东南。生前留下有关志、史、考、跋、序、传记、游记等文章400余种，诗、词7000余首，积稿达800余册，其价值深为时人所推崇。

先生生前逝后，诸多名家为他题联题额，或发表纪念文章。一代儒宗马一浮曾赠联“自有高文娱晚岁，多留佳著与名山”；书坛寿星苏局仙赠联“东南耆宿如公少，经史文章是我师”；钟毓龙先生留有“冲晦遗风”额；杭大周采泉先生则写过《可怜身后识方干》一文，刊登于《清平山人哀挽录》。对先生的学识和为人，都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徐映璞故居

渊博的才学  高尚的情操

先生5岁启蒙，8岁读四书五经，勤奋好学。11岁时参加县会考。考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进考场时必须身穿蓝色长衫，而他因家贫没有长衫，父亲便向他人借来1件，既长又大，只好腰缚带子，勉强穿着。县衙门考场门槛太高，他又瘦小，只好由其父亲抱着进去。在那既无电灯，又无黑板粉笔之类的年代，考题都写在长方形的玻璃盒上，盒内点燃蜡烛，盒上装有长柄，由一人背着，一人在旁敲着大锣，在考场中巡走3圈。有些考生尚未看清题目，无从落笔，先生则早已落笔如飞，发榜时名列前茅。凡得第一名者，赏赐文房四宝1套、大小铜钱1叠（其中最大为直径1尺），及糕点等物。另用红头绳串一百铜钱挂在身上，胸佩红花，在大街上行走一圈，以示光彩。观者甚众，呼叫着“放牛小鬼考第一”，“放牛小鬼考第一！”奔走相告，轰动一时。概因先生在家为放牛娃，如今县试名列榜首，实为不易，故有此说，从此得“神童”之誉。

先生13岁时进入鹿鸣书院，为廪膳生员。当时风俗，凡廪膳生员需拜亲访友。因年龄太小，由其父陪同，路经当地前林金山寺，承住持热情接待。住持想试试这个小廪生的学问，当场出了一个上联：“雨打前林，白水飘飘流下井。”先生略加思索，即对“云封杜泽，清源隐隐出西山。”住持深为叹服。

先生与儒宗大师马一浮先生相交甚笃，常去苏堤旁的马宅“蒋庄”拜谒。马老精于佛道，先生则长于史，二老相互提问对答，谈古论今，乐此不疲。先生告辞，马老每每亲自送至苏堤映波桥，说：“送到您自己桥上。”(因“映波”与“映璞”谐音，故有此说）

先生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每当学生或子女提出有关问题时，他就说：在第几书箱，第几行，第几册，翻开第几页，即你所问，自己去找。有一次楼浩之先生拿了一幅他父亲楼辛壶先生的山水画遗作，因题额破损，无法辨清，特来请先生考辨。先生端详片刻说，50年前在六公园一朋友家晚餐，辛壶先生曾拿此画给大家观赏，为《桐江归棹图》。闻者皆惊叹不已！

先生才学渊博，志趣清高淡泊，终身不求名位，虽一生清贫却精神富足。潜心学术、淡泊名利、爱国爱乡是构建他崇高人品的三大精神支柱。他写诗以言志：“胸无宿物心常泰，耳不曾闻夜有声”；“终朝伏案未辞劳，目不窥园仰雅操”；“消得寒窗三十载，不知尘世有浮名”；“少贱多能冀深造，不烦与世竞浮名”，作为律己利人的座右铭。先生的读书养性，洁身自好，可说是“俊逸清新两绝伦，定知明月是前身”。

先生自幼生性耿直，常于文字语言中得罪一些“达官贵人”。在鹿鸣书院读书时，正值光绪、慈禧之丧，学中教师率诸生哭灵3日，惟先生称病不往，说：“未飧君禄，无哭灵之理。”抗战时期，一次因结怨权贵，身陷囹圄，先生以绝食、闭目静坐处之。衢县县党部派杨某来访说：“若能加入国民党，则可代你上诉。”先生严词答曰：“问心无愧，鬼贼岂能加害？公如仗义执言，何必以入党为贵！”后以保外求医释放。归后作《同仇集》，满怀义愤地写道：“誓扫阴霾澄碧落，舆图还我旧金瓯。”立即投身到抗日宣传行列，以笔当枪，在家乡主编《抗日导报》与《抗卫旬刊》。当时衢州是遭日寇破坏的重灾区，“城市成瓦砾，或徙或未徙，十九皆灰炭”的惨状，激发起他以史家之笔，写出了《甲申抗战记》、《壬申抗战记》、《衢州飞机场记》、《渔民杀敌记》等文章。《渔民杀敌记》叙述了一位渔民，被17名日本鬼子逼迫乘他的渔船渡江，船至江心渔民有意翻船，17个鬼子尽淹死江心。岸上鬼子枪弹密集扫射，他丢弃船只，潜水回家，从此失去生活依靠，贫病交加。先生曾为其请愿，要求当局奖励抚恤，由于国民党腐败，置之不理，最后冻死野外。

在袁世凯掌权时，施伯候曾写过《王金发传略》一文，先生阅后写了一篇《题施伯候撰〈王金发传略〉卷端》的短文，其主题为“贬多而褒少，实未得其平，难为定论……”一反多年来定王金发为“土匪”之论。

在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掀起的“儒法斗争”中，当时嘉兴“工农兵注释组”派人来请他讲解柳河东的文章，先生连讲七天。课后有人提问：“江青与吕后相比较如何？”先生拍案大怒：“江青何许人？无吕后之才，却具吕后之‘德’。余无力答复，请自往询之。”来人听了十分惊怒。

先生十分尊崇民族英雄。他在拜祭岳王庙后，赋诗《岳武穆祠访碑志感》，称颂岳飞“精忠悬日月，正气壮乾坤”。他尤其敬仰张苍水，“文革”前连续数年清明节时与友人结伴，去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地扫墓，开始有20余人，后增至80余人。由马一浮主持，周启人示赞，然后由先生致悼词，女儿晓英献花。附近菜农和居民自动提供桌椅、茶水。至祭礼完毕，大家坐下来休息，谈诗论文。先生辑成《张苍水纪念册》，油印行世。后闻南屏山麓一带空地要划为军用，先生又与应梦卿、黄元秀等十余人，联名上书给国务院和刘少奇主席及浙江省军区等有关单位和领导，请求保留。刘少奇主席曾作详细而恳切的回复，省军区钱副司令还召集他们开了座谈会。以后此地被列入省级保护重点。

先生的第一故乡是衢州，第二故乡是杭州。他热爱“灯火交辉映水明，长堤横卧晚风清”的第一故乡衢州，更热爱第二故乡杭州，常于诗中见他对西湖的眷恋之情：“杭州宜雨复宜晴，士女连翩画里行。双桨明湖红杏渚，长桥流水绿杨城。江天旷远帆樯集，烟霭微茫塔影横。灯火万家新月上，湖山钟动暮潮平。”赞颂了西湖如诗如画的美景。他曾为衢州写下史、志、人物、序跋、游记等40余篇，其中《灵鹫山志》、《衢州仙源三洞记》等，20世纪60年代用宣纸抄录，被列入中国科学院图书精抄缮本。因在杭州居住多年，对杭州的山山水水无不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生性好游，游则访，访必记，曾写下了《玲珑山志》、《云居山志》、《西溪法华坞志》、《杭州驻防旗营考》及山水、寺院、名胜的考证、纪事等方面的文章80余篇，其中43篇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杭州市图书馆分4册装订成线装书。

先生十分尊重孔子学说。万松岭上立有“孔子碑”，雕刻精细，庄严古朴。满山青松，环境更显肃静。抗战时期松林被毁，1947年春，他省吃俭用，以两个月薪俸从衢州运来松苗一船，在当地文人的发动下，不少人上山义务种植。当时的省主席沈鸿烈亦亲自上山种树，并题“孔林”二字，立碑于山口，还下令派人护林。事后，先生写有《万松岭植树记》一文。

严谨的治学  卓越的史识

先生治史有独特的远见卓识，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另辟蹊径，开拓创新，有疑必考，有新必探。好多作品言前人所未言，补史学研究之缺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历史是为了补前人所未及，是以照示来者也。”

先生治史严谨，凡事重史实，重采访，不备足丰富的原材料，不搞清其渊源和脉络，他是决不动笔写史的。如先生20世纪40年代撰写《孔氏南宗考略》一书时，翻阅了61种参考书方始落笔。把南宋时孔子楷木像迁渡衢州至七十四世系之余年的来龙去脉、典章文物、古迹遗闻分16个章节，写得清清楚楚，包括孔子生卒年月、历代封谥，南渡以后世系，衢州家庙、家塾，杭州敷文书院，宋、元、明及近代名贤事迹等等，以如椽之笔，成一家之言，补正了孔氏南宗专书之缺。上海《新闻报》、香港《大公报》均作过连载，并印刷600册行世，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好评。又如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撰写8万字左右的《太平军在浙江》一书时，共参阅了90部资料书，有关太平军在浙江的江海防御、关梁扼塞，无不洞悉其微。堪为我省太平天国研究先驱者之一。此书当时初稿原名《太平军治浙记》，一班文人见之，责难纷起：“数百万黎民家破人亡，足为寒心，何太平之有？何治之有？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太平军入浙之完整文字，此记自是杰作，但考‘治’为‘扰’乃名符其实”。更有甚者签注眉批，谓当依传说称太平军为“长毛”、野史所载称“发匪”，或称“粤寇”等等，不一而足。先生具有独特的见解：“蓄发束冠，明以前旧制也，不当以此为罪。太平军文告，遍于浙境内外，且改干支旧号矣。后世秉笔者，自应因其所称而称之。”再如撰写3万字左右的《书明季浙江防倭事略》一书时，翻阅引用参考书竟达110余部之多，足见其治学之严谨。

早年修志局聘先生为编纂，先生不就，而自愿任访员，专事史料采访。他广撷博采，所写的山水、名胜、水利等史料，都是经过实地察访而写就的。如写清旗人屯驻200余年的杭州“旗下营”，其中井池、桥梁、坊巷、庙宇、胜迹等，均经过多次实地采访而写成，并作了详细的今昔对比，使读者如身入其境。此文对研究杭州清史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他的《壬午衢州抗战记》、《甲申衢州抗战记》等文章，详述了日本攻打衢县的路线、地点、时间及劫后惨状，翔实具体。其中《甲申抗战记》以“地势平不利于守；民穷财尽，荒州焦土，为兵家所不争；指挥不一；寇未至而民众先逃、兵乏食而纪律愈弛”四点，总结了失败原因，读之令人叹服。有一天先生在衢州北门理发店里剃头，突然听见有人在唱《红头造反道情》，他赶去听了整整一个上午，边听边记，把上半本全部听完，记了下来，成为他写《书光绪庚子衢州红巾之役》一书的主要材料之一。又如写《浙江省制宪回忆录》时，详叙了卢永祥等人发起制订省宪法的前前后后。其中包括起因、章程、竞选、征稿、分组等等，详细而有条理。当时省里向全省征得宪草八九十部，以台州、金华最多，而衢州却无一部，省议会秘书长、衢州乡贤郑永禧为之甚为焦急，央先生起草。先生一夜摒绝人事，天未破晓稿即就。郑先生大喜，惊其神速，立即以重金聘募缮手誊抄，送省获选列入第十一部即“让”字宪草。讨论草案时由先生赴杭作详细发言。这部省宪法出台的详细过程，他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中，因此事后能写就《浙江省制宪回忆录》这一部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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