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  锦绣前程

1954 年 4 月 1 日，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六一厂成为本市第 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广大职工欢欣鼓舞，隆重集会，庆祝 自己成为企业的主人。从此，六一厂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中共杭州市委派黄秉清同志为公方代表，成立“公私合营六一厂临时管理委员会”（简称临管会），由胡海秋担任主任委员，黄秉清为副主任委员。公私双方代表通力协作，合营工作顺利开展。公私代表在市委组织下，去上海学习取经，听取了陈毅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的报告。同年 8 月，由职工代表 6 人、资方代表 3 人组成“资产清理估价小组”，徐寿松任组长，陈季荪任副组长。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包括上海营业所在内的全厂财产，进行了全面清点估价。股权的登记审查，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为合理确定公私股份及今后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时，临管会又吸收了上海由朱永祥所开办的西药贸易行转业资金 36 万余元。

1956 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上海的祥生织造厂、丽华内衣漂染厂、五华成衣厂、华通织带厂和杭州的惠康厂并入六一厂，5 家厂共有资金近 40 万元，职工近 200 人。为了满足生产不断扩大的需要，经浙江省计委批准，六一厂于 1955 年 8 月迁入解放路旧址。

旧时这里叫珍珠弄，原是长安纱厂旧址。在新址为漂染车间建造了专用的气楼式车间。在当时，六一厂的厂房已达到全国针织行业的先进水平。1956 年 4 月，迁厂、并厂工作完成，改名“杭州针织厂”，开始正式生产。此时，全厂占地总面积为 29300 平方米，比原址扩

大 9.2 倍 ；建筑面积 24000 平方米，为旧厂的 3 倍。

随后对工厂的经济改组，加强了企业的计划、财务、技术管理，健全了生产管理机构及有关制度。党和政府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企业中的资方人员作了合理的人事安排。厂设经理室和厂长室。总经理仍由资方胡海秋担任，其余 4 名正、副经理由资方徐寿松、金绛年、金国盛、潘桓高担任 ；厂长由公方代表马云岱担任，副厂长由公方陈季荪、俞仲洲，资方毕仲英、陈宗光担任。下设 10 个科室，也安排有资方人员。这样既调动了资

方人员的积极性，又发挥了他们在生产、管理方面的一技之长。与此同时，添置了避暑降温和御寒保暖的设备，工作时间也由合营前的 10 小时逐步调整为 8 小时。

那一年，企业逐步添置了各类针织机、缝纫机近百台，改进了传统的染色加工方法，以染色机代替了大染缸的手工操作。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机器设备更趋配套完善。全厂拥有各种机器 280 台左右，基本上具备了从织、染、漂、整理到裁剪、缝纫、成衣、打包的全套工艺的生产能力。1956 年底，各种针织衫裤年产量达 27 万多打，总产值 764 万元，比 1949 年的年产量 2 万打提高 13.5 倍。

调整巩固  克服困难

1960 年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减产，棉花产量也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了全国纺织行业的棉纱原料供应。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只能满足工厂生产能力的 10%。企业又面临停产、亏本的危险。为了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全厂职工在党组织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千方百计找米下锅，开展增产节约，大搞综合利用，顺利度过了全国性的暂时困难时期。

1962 年前后，杭州针织厂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精减了部分工人，职工总数从 1343 人减至 814 人。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百货公司、商店单位，调查市场需求，倾听消费者意见，然后根据用户需要，组织生产。使工厂从只为国家计划、单一生产针织品，发展到具有代织、

代染、代印等多方面业务加工能力的企业。职工们群策群力，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具体方法 ：

（1）试制新产品，开辟新市场。165 只新产品中有 5 只被外贸部门选中出口。从此，针织厂的“宫灯”牌针织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并获得好评。

（2）发掘新原料，寻找代用品。

（3）增设代加工，制作小商品。为橡胶厂生产胶鞋衬布、加工鞋帮，给毛巾印花、拷边，制作帆布皮带，同时还接染、漂、印业务。

（4）设立服务网，开办修补店。

1963 年后，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针织厂的生产也慢慢走向正规化。与此同时，企业还保留一些利润高、销路好的生产项目，如双氧水制造，在全省只此一家，全国也为数不多。因此，上海、无锡、郑州、广州均向杭州针织厂订货。到 1965 年底，工厂主要生产设备已有台车、棉毛车等各类针织机 218 台，染色机、漂染机、脱水机、轧光机等漂染、整理设备 36 台，各类工业缝纫机、拷壳车326 台。主要产品有卫生衫裤、棉毛衫裤和汗衫背心。职工总数恢复到 1019 人。年产量近 51 万打，总产值达 1200 万元以上。比解放初的 1949 年，产量增长 26.5 倍，产值增长 23 倍。

十年浩劫  动荡混乱

1966 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杭州针织厂与各地的企业单位一样，职工们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工厂管理机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工厂的负责人受到批判，厂里的原工商业者也相继受到审查，许多有关记录工厂建厂、发展的文史、文物资料被毁或失散。不仅工厂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生产也受到影响。

1966 年至 1970 年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针织厂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企业，改名“解放织造厂”，职工增至 1185 人。由于这家厂的职工，尚能自觉抵制“左”的干扰，多数能坚守工作岗位，生产情况还比较正常。

1971 年以后，工厂逐步增添了经编机、整经机、提花机及各类缝纫机 84 台，同时还开发了尼隆衫裤、经编围巾、蚊帐、维尼隆汗衫等 12 只新品种。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出勤率降至 75.98%，生产出现倒退。1971 年实际生产水平，只相当于企业生产能力的 51.94%，直至 1976 年才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