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中路234号，是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旧址。该旧址包括：沿街一座具有西式立面的三层两开间商铺，背街一座二层中式楼屋。如今这些房屋均已不存，仅保留了沿街的房屋立面（主立面）。

 中山中路234号与一旁的236号（华美药房旧址）是同一个房东，当年的房屋主人都是“湖南同乡会”，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一直在此租房开店。世界书局的诞生地是在上海，杭州中山中路旁的世界书局只是上海世界书局在杭州设立的一家分局（分店）。

绍兴人开创世界书局

20世纪30年代，位列中国出版界前三名的企业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世界书局的问世与崛起，与两位绍兴籍人士密切相关。

第一位绍兴籍人士叫沈知方（1882-1939）。沈知方少年时在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后来去上海出版界闯荡，曾先后在上海广益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任职，熟悉出版行业业务，了解出版领域商情。1917年，已离开中华书局的沈知方，自己出资在上海租房开办书店，开始以“世界书局”等名义出书。早期，沈知方打造的拳头产品主要是通俗读物，如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熟悉商情的沈知方，就是通过这些通俗读物很快在上海出版界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出书数量的不断增多，仅靠个人资金已难以周转，沈知方于1921年发起成立了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

解决了资金问题后，沈知方开始直接与“商务”、“中华”这两大出版商较劲。那时，出版界最赚钱的图书是中小学的教科书，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早已垄断了全国各地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但是，沈知方知难而上，于1924年开始出版发行小学教科书，尽管遭到“商务”、“中华”的联合围剿，但是，谙熟商情的沈知方还是突出重围，在小学教科书的发行上取得很大成功。1928年，世界书局又出版发行中学教科书。沈知方从商务印书馆挖来营销人才，又从教育界高薪请来多位能人，顺利地打开了中学教科书的发行渠道。

    跨进1930年，世界书局已在30多个大中城市开设了直属分店（杭州分局也是在那时建立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尽管“商务”、“中华”仍然是中国出版界的老大和老二，但是，快速追赶的世界书局，已经稳坐上老三的交椅。

第二位绍兴籍人士叫陆高谊（1899-1984）。陆高谊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于1933年进入世界书局，担任世界书局总管理处秘书。此前，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在经营书局的同时，已将大量精力、财力投入到了房地产行业。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此后，上海市场萧条，房地产行情更是跌幅巨大，世界书局损失惨重。1934年，世界书局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险境，沈知方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关键时刻，陆高谊出任世界书局总经理一职。

    解决了资金问题后，世界书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出书不再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而是更注重图书的品位，所以有学者说：“世界书局在陆（高谊）任内，出书更趋纯正。”此外，世界书局也在出版界改变了以往咄咄逼人的强悍作风，开始注重与同行联络，一反以往的孤立地位。这些新变化与世界书局的新掌门人密切相关，因为陆高谊毕竟是文人出生，在经营作风上必然与商人出生的沈知方有所不同。在陆高谊的掌舵下，世界书局在出版界位居老三的地位更趋稳固。

杭州分局的变迁岁月

    世界书局杭州分局建立于1930年以前，但是，早期的创办和经营情况，因缺乏相关文字记载，而知之甚少。如今已80多岁的金先成先生曾在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担任练习生，他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如今，了解世界书局杭州分局的人已经相当稀少，我是1945年进店的，也只知道抗战以后杭州分局的情况。”

    金先成的小娘舅就是担任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的陆高谊；他的大娘舅叫陆高声，一直在杭州谋生。日寇占领杭州前，世界书局杭州分局已经将店内的物资全部转移到四川万县。日寇占领杭州时期，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旧址成为日伪的储备银行。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颇有胆略的陆高声，在第一时间要回了这处房屋，自己出资开办了世界书局门市部。

金先成的老家在萧山，他的母亲陆素珍获悉哥哥陆高声已在杭州开店，便托人捎信给陆高声，请其为外甥金先成谋一份职业。陆高声回信叫金先成马上来杭州。于是，金先成于1945年11月来到杭州，进入娘舅所开的世界书局门市部当练习生。

    金先成说：“新式的书店虽然实施的是练习生制度，但与其他行业的学徒制度大体相同，都是三年满师后，才能拿正式工资。不同的是：没有师傅，所以没有具体的技艺学习，每天只是搞搞卫生，熟悉日常的经营业务。”

    陆高声在第一时间恢复的世界书局杭州门市部，与上海的世界书局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书店所购的设施和运转的资金，都是陆高声自己拿出的。几个月后，上海世界书局派人来杭州正式接收这处分局老店，陆高声就将商店设施转卖给了上海世界书局，金先成等4位员工留了下来，陆高声则主动离开了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上海方面任命郑蔚文为杭州分局经理。

    笔者从相关文史资料中获悉，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大举进入世界书局，目的就是要夺取世界书局的领导权。不久，官僚资本的代表李石曾出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失去总经理职位的陆高谊便出走香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高声主动离开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也就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了。

官僚资本带来的弊端

在官僚资本的掌控下，世界书局不再有往日的生机，杭州分局的经营状况也不理想。

    陆高声在杭州恢复世界书局门市部时，全店一共只有6个人（经理、会计，再加4名职工）；上海世界书局正式接管杭州分局后，人员激增到16人。金先成说：“这些人大都是上海总局介绍过来的，他们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由于世界书局当时的体制是，各分店员工的薪水、福利全部由上海总局承担，所以，分局经理不会拒绝上面介绍来的人员，杭州分局因此人员大增。”

当时，商界的惯例是：职工的三餐饭都由商店提供。杭州分局也不例外，伙食的标准是参照上海世界书局，由于上海的物价指数很高，所以，杭州分局的员工伙食就吃得相当好。金先成说：“即使吃得很好，也吃不光啊，所以，每月还有钱分。”

    此外，员工的理发、洗衣等，都由书局出钱指定专门的商店负责，金先成说：“那时，书局员工都按照规定理西发，每天都要去理发店整理头发。员工的着装也有讲究，衣服经常洗烫，总之相当重视外在的形象。”

但是，杭州分局的生意却相当清淡，金先成说：“虽然柜台前站着不少仪表堂堂的员工，但是，一天卖不出一本书，却是经常的事，只有文具用品的生意稍微好些。”据金先成观察，抗战以后恢复的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不可能赚钱，由于开支很大，分局应该是连年亏损。

1948年初，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李石曾来到杭州分局，并与店内的全体员工合影。金先成说：“李石曾究竟为何来杭州，我们普通员工自然无法知道，但不可能是来关心我们杭州分局的经营状况，因为他到杭州分局后并没有搞调查，也没有与员工交谈。李石曾走了后，杭州分局的经营方针并无丝毫改变，经营状况仍然与以前一样。”

1949年5月，杭州、上海先后解放。世界书局由于是官僚资本掌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世界书局由华东军管会接管。金先成说：“随后，上海世界书局就将接管命令送至杭州分局。几天后，杭州军管会派王锦洲、舒玉珠两位同志来到店内，向经理郑蔚文宣布接管事项。”

金先成说：“军管会接管后，并不干预商店的经营业务，只是要求将每天的营业日报表送军管会。当时，送营业日报表的任务就是由我负责。那时，杭州军管会设立在鼓楼外的浙江铁工厂内，我每天去一趟，将营业日报表送入军管会的传达室。”

    1950年4月，省新华书店派人前来接管世界书局杭州分局，并向全店员工宣布：“愿意留下来的人，可以继续工作；不愿意留下来的人，可以发路费，安排回家。”金先成说：“最后，经理郑蔚文和营业部主任吴永如离开了杭州分局，其他员工都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工作。”

   1950年5月10日，省新华书店正式接管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杭州分局的大门前挂出了“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的招牌。金先成说：“几年以后，这处房屋又成了杭州墨水厂的工场，好像是制作墨水瓶上的胶木瓶盖。”

文章原名《世界书局杭州分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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