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的杭州，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旅游胜地，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与苏州相并被喻为绮丽的“天国”。历史上的杭州，先后成为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是当时有数的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杭州又是盛名的佛教胜地。杭州的佛教始于东晋，五代吴越国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至宋代时进入了全盛期。明代田汝成的《西湖遊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在叙及杭州寺院时记载道：

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

据此可知，唐代时，杭州就已存在众多的寺院，及至吴越、宋时，佛寺之兴更颇为可观。随着佛教的兴盛，杭州佛教界的对外交流也逐渐开展。五代吴越国时代以后，杭州僧侣与日本僧侣间的交流机会日趋增多。成寻就是北宋时曾来杭州的日本僧侣中的一人，并且在杭州与当地的僧侣有过接触、交流。成寻著有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宋代社会，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社会、信仰以及对外交流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其中也包含了他与杭州佛教界交流的史事。

   有关成寻与杭州佛教界交流的论著尚比较少见[1]。本文拟以《参天台五台山记》的相关记录为基础，仅就成寻与杭州佛教界的交流以及成寻对杭州佛教的关心点作一粗略的探究。

一、成寻与杭州佛教的初接触

日本的延久二年（宋熙宁三年，1070）正月，身为大云寺寺主的成寻，向当时的日本朝廷呈上奏文，具体地阐述了其对天台山、五台山圣地的崇仰，以及长期以来一直抱有前往巡礼圣迹的愿望与憧憬，请求朝廷下达官符给大宰府，允许他前往北宋巡礼。这篇奏文的全文（“僧成寻渡宋申文”）被收录在日本古籍《朝野群载》之中。在成寻上奏的状文中，有如下内容[2]：

    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之情，岁月已久矣。加之天庆宽延、天历日延、天元奝然、长保寂照[3]，皆蒙天朝之恩计，得礼唐家之圣迹。爰龄迫六旬，余喘不几。若无遂旧怀，后有何益。宿缘所催，是念弥切也。以六时六行道，一生斋食，常坐不卧，勇猛精进，凝一心诚，及三个年。於戏！航海之棹，非不畏也。偏任残涯于叠浪之风，怀土之泪，非不落也。（中略）然而先世之因，欲罢不能，今世之望，又思何事。望请，天裁给官符於大宰府，随商客皈（返）向之便，遂圣迹巡礼之望。

由此可知，除了陈述自己久已怀有的对巡礼天台、五台两山圣迹的憧憬之外，为了得到朝廷的许可，成寻还列举了曾经获得日本朝廷准允前往吴越国、北宋的宽延、日延、奝然、寂照等僧侣的先例，以表达延承前人之迹以及入宋巡礼圣迹的心愿与决心。但是，成寻入宋巡礼圣迹的请求,终究没有得到日本朝廷的允准。然而朝廷的不许可并没有影响成寻入宋巡礼圣迹的热望，公派不成，便开始筹措私渡入宋。

延久四年（宋熙宁五年，1072），成寻年已60岁。此年三月，正适有宋人商船回国，于是他率领7名弟子，秘密地搭乘宋人商船，以偷渡的方式前往北宋。三月十五日，成寻一行在肥前国松浦郡壁岛（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加部岛）乘上宋商之船。四月四日，成寻等人搭乘的宋商海船进入明州境内。五日，与宋商一同换乘内河之船，沿运河经越州，于十四日进入杭州城。十六日，成寻上岸拜会门官，之后由船头引领到张三客店住宿下来。成寻等人住宿的张三客店，是一家民宿，位于城东的抱剑营附近，店主名张宾（亦称张三、张三郎）。抱剑营，原名宝剑营，曾是吴越国国军队的营地。宋代时，此地是杭州城内有名的庶民聚集的娱乐街，屡屡出现在小说所描写的场景中[4]。根据《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载，张三客店也是众多商人宿泊的客店。成寻入住时，从事宋日贸易的商人陈咏也恰好住在同一客店。陈咏五次渡日，精通日语，他与成寻在客店相逢，二人相聚甚欢。成寻请陈咏 作为自己的翻译，一同参巡天台山，陈咏欣然应允。

张三客店的墙壁上掛着一幅画有女身阿閦佛的《阿閦佛真言》。为了将阿閦佛的女身形象传入日本，成寻命令弟子圣秀临摹画像。这可以说是成寻等人与杭州佛教信仰的最初接触，但却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杭州佛教界的交流。在成寻进入杭州城后的第10天，即四月二十四日，成寻收到了龙华宝乘寺邀请他参加金刚经会的请帖。《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宋熙宁五年，1072）四月廿四日条保留着龙华宝乘寺邀请的记录：

雨下。龙华宝乘寺金刚经会请书到来。而依雨不行向。廿三、四、五，三个日斋，每日二千人云云。会主请书在别纸。

所谓的金刚经会，是金刚般若经会的略语[5]。龙华宝乘寺位于杭州城南的慈云岭一帶，开运二年（945），吴越国王钱弘佐喜捨瑞萼内園建为寺院。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称为“龙华宝乘寺”，也称“龙华寺”。[6] 龙华宝乘寺建立之初,根据吴越国王的旨意,建造了南朝居士即被后世人视为弥勒化身的傅(翕)大士塔；高丽人禅僧灵照担当了初任住持。因此，龙华宝乘寺可以说是普及弥勒信仰和禅的寺院[7]。据《咸淳临安志》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在距离杭州城南门嘉会门四里，且位于龙华宝乘寺之西的地方，南宋王朝建立了郊坛[8]。由此推算，从龙华宝乘寺到嘉会门的距离大约也是四里左右。

 对于龙华宝乘寺的邀请，或许是因为斋会要举行三天，或许是对斋会并未引起重视，或许是从张三客店到龙华宝乘寺路途稍远的缘故，接到邀请后的成寻以雨天为由，并未即刻前往龙华宝乘寺。次日，即二十五日一早，龙华宝乘寺金刚般若经会的会主派船来迎成寻，于是成寻乘船前往龙华宝乘寺。抵达龙华宝乘寺后，成寻首先顺序地参拜了大佛殿、礼堂、五百罗汉院、观音院、须菩提院等寺内建筑，然后参加了斋会。当日的申时，成寻乘船返回张三客店。这是成寻入宋以来首次较为深入地与杭州佛教界的接触，因此他在日记中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其在龙华宝乘寺的所见所闻，但值得注意的是，成寻的日记并没有言及与龙华宝乘寺渊源颇深的傅大士及傅大士塔。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第一次提及傅大士是熙宁五年八月八日条[9]。这说明成寻在访问龙华宝乘寺时，极有可能并不知晓龙华宝乘寺的建寺始末。

   去了龙华宝乘寺的翌日（二十六日），成寻和翻译陈咏 一起前往杭州知州衙门，提交了申请前往天台山的呈文，同时还就在杭州的寺院宿所事也提出了申请。应成寻的宿所申请，二十七日午时， “府使”（杭州知州衙门的使者）至张三客店，向成寻传达了官衙的决定，指定南屏山兴教寺为成寻的宿所。二十八日， “府使”再次至张三客店，向成寻转交了兴教寺的请文，并口头传达了杭州知州的指示[10]：

    虞候奉舌（台）旨，送钱二贯文往兴教寺，斋僧八员，与阇梨轿子一乘，请来日早赴兴教寺斋者。

希望成寻一行早日移锡兴教寺。二十九日晨，成寻乘坐杭州知州衙门派给的轿子，与随从弟子一同离开了张三客店，移步到兴教寺驻锡。以兴教寺寺主为首的诸僧众在兴教寺的大门迎接成寻一行的到来。

兴教寺位于杭州城外的南屏山，开宝五年（972），由吴越国王钱弘俶建立[11]，最初的寺名是善庆寺，太平兴国年间改名为兴教寺，至元代末时，业已成废墟。《咸淳临安志》记载[12]：

  南屏山，在兴教寺后，怪石耸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若屏障然，刻司马温公所书家人卦，乐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中庸道不远人，各一章。

由此可知，兴教寺后山有一石壁，摩崖刻有司马光所书的“家人卦”[13]，在家人卦之后是《乐记》[14]和《中庸》[15]的各一章内容的刻字。该石壁现今被指定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杭州南山路8号院内，与净慈寺相近。因此可以推定兴教寺之迹在现今的杭州南山路8号一带。

成寻一行到达兴教寺之后，首先巡礼了寺内的礼堂、大佛殿、十六罗汉院、天台九祖堂、五百罗汉院、文殊堂、阿弥陀堂等建筑，并观摩了讲经会。有关兴教寺的讲经会情景，《参天台五台山记》详细记录如下[16]：

讲堂讲经，百余人着座。教主一人礼佛，登高座，只一座，无读师座，高六尺许，有桥，如佛说法仪式。呗二人，维那打柱。出呗，教主表白，读《玄义释籖》第六卷了。

其中，“无读师座”“如佛说法仪式”之句是与日本的讲经会仪式的比较。根据《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录，成寻驻锡兴教寺之时，兴教寺有大教主和小教主二人。成寻一行初到兴教寺之日，受到大小教主的特别招待，例如抵达兴教寺之时，“寺教主、诸僧来向，诸共礼堂”，由大门迎入礼堂；斋膳时，“诸僧向食堂了。日本僧等於教主房别食，尽善尽美”；斋膳之后，“大教主老僧为点茶，行向吃茶”等。可是，成寻在日记中始终没有提及大教主和小教主二人的名字。当时兴教寺的大教主，极有可能就是梵臻[17]。梵臻，初名有臻，是明州延庆寺天台山家派著名学者知礼的关门弟子，其自身也是知名的山家派论者。梵臻追从知礼时，知礼年事已高，且身体不佳，虽然向梵臻讲授妙玄文句，使其大有启发，但却未亲自传授《摩诃止观》。于是，梵臻焚香礼像，勤读（《摩诃止观》）二十遍，显扬师承[18]。梵臻是在熙宁五年（1072）即成寻入宋之年，移锡兴教寺的。《武林梵志》记载[19]：

 （梵臻）传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龙游，侍读吴公倅都闻师名，华兴教禅居，请主之。学者朋来，师每讲次，会文集义，贯穿始终，浙西台学大振自南屏始。

从“浙西台学大振自南屏始”的评价，足见梵臻的作用和地位。他使兴教寺成为杭州的天台山家派的据点。然而，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既未明记梵臻之名，亦无任何有关与兴教寺僧侣间的学问交流的记录，显然成寻并不了解梵臻在杭州佛教界的地位及其学问。

     兴教寺的附近有净慈寺。就在移锡兴教寺的当日（二十九日）下午，成寻便走出兴教寺，前往净慈寺参拜。在净慈寺，成寻不仅巡礼了大佛殿、五百罗汉院、石塔等建筑，而且还与净慈寺的教主、敕赐达观禅师（妙惠大师）进行了交流。净慈寺是有名的禅寺。显德元年（954），为迎衢州慈化定慧禅师，吴越国王钱弘俶建立了净慈寺。最初寺名为慧日永明院。建隆二年（961），灵隐寺的名僧延寿禅师移锡至净慈寺，成为该寺[l8] 的第一任住持。不过，成寻所遇见的达观褝[l9] 师，因史料难觅，故事迹不明。根据《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载，达观禅师请成寻至自己的房间内，招待茶饮，而且五月一日还派人给成寻送去斋会请帖，显示出达观禅师对日本入宋僧的积极交流的姿态。

     五月一日，张三客店店主张三郞与船头吴十郎（吴铸）二人作为保证人，前往官府，在成寻的申请前往天台山的呈文上署名，之后二人至兴教寺，告知成寻来日即可前往巡礼天台的消息。翌日（二日），灵隐寺僧侣德赞、明庆院浴堂僧侣相继来访，虽然成寻与他们相互交换了礼物，但没有进行佛学学问或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当时，倡导佛教与儒学融合的高僧契嵩禅师就在灵隐寺，其圆寂的时间是熙宁五年六月，而成寻与德赞相见是在这一年的五月，因此如若成寻通过与德赞认识的机会，即刻前往灵隐寺拜访，或许还能与契嵩禅师相见。然而，成寻在与德赞会面中，既未提出前往灵隐寺之愿，亦未提及高僧契嵩禅师。据此可以推测，初至杭州的成寻对于著有《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辅教编》等著作的契嵩禅师的事迹并不知晓[20]。成寻了解契嵩之名及其在北宋佛教界的地位，是在访问开封和巡礼五台山之后（后述）。

明庆院亦称明庆寺，位于杭州城内，是传播律学的寺院。至南宋时，被称为御前明庆寺，其地位相当于北宋时的大相国寺，是举行镇护国家的礼仪或行事的寺院[21]。可是,成寻甚至连明庆寺僧侣的名字都没有记录，表明其对明庆寺的不关心。

五月三日，翻译陈咏为成寻送来了杭州知州衙门颁发的许可巡礼天台的“公移”。翌日（四日），成寻就坐船出发，前赴天台山，由此其在杭州的佛教交流活动暂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里，自熙宁五年（1072）四月十六日上岸杭州以来至四月二十四日期间，成寻或去官衙办理入境手续，或观光市景，但却看不到他积极主动地与杭州寺院交流的意欲。尽管收到了龙华宝乘寺的请柬，邀请他参加金刚般若经会，可是成寻也以雨天为由，没有立即前往寺院参加行事。翌日成寻之所以参加了龙华宝乘寺的斋会，也主要是因为金刚般若经会主办方的热情所致, 主动派船来迎，他才被动性地乘船前往。龙华宝乘寺的斋会，让成寻看到了其在日本未曾看到的景象，因此龙华宝乘寺归来后，成寻似乎开始有了欲与杭州佛教界交流的想法，遂前往官府申请寺院宿所，得以从民宿客店移锡兴教寺。根据成寻与龙华宝乘寺、兴教寺、净慈寺、灵隐寺、明庆院僧侣的交流情况来看，可以推定成寻对于杭州的寺院以及在杭的高僧，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贫乏的程度。从成寻入宋之前向日本朝廷呈递的奏文可知，当时他对北宋佛教界的认知基本上限于天台和五台两山的。由于对两山之外的北宋佛教缺乏了解，信息不通，自然在初至杭州时，在与杭州佛教界交流的方面，成寻无法显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除了主动前往净慈寺参拜外，其他佛教交流活动可以说皆是被动性的，但杭州佛教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新鲜的，在他的日记中，对于龙华宝乘寺、兴教寺和净慈寺的伽蓝建筑，以及龙华宝乘寺的斋会，兴教寺的讲经等都有详尽的记载。一年后，成寻的日记由他的弟子带回日本，杭州佛教兴盛状况也随之被日本佛教界所知。成寻对杭州佛教交流的相对被动性，在成寻巡访天台、开封和五台之后发生了变化。

[1] 仅限笔者所见，有关成寻与杭州佛教界交流的论考，有藤善真澄氏的“入宋僧と杭州・越州”（藤善真澄編《浙江と日本》所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97年）、“成尋と杭州寺院―‘参天台五臺山記箚記’三”（《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三三，2000年）。这两篇论文均被藤善氏的著作《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所收。

[2] 《朝野群載》巻二十・异国。

[3] 宽延，事迹不详，似是天庆（938-947）年间来中国的僧侣。日延，根据《扶桑略记》引用的《宝箧印经记》载：“（日延）天历中入唐，天历之杪归来。”，可知日延于天历（947-957）年间入唐（中国）。日延归国时携回吴越王钱弘俶命令制作的宝箧印塔，这在日本佛教界十分有名。奝然，天元六年（永观元年，983）乘船入宋，巡礼天台山，并到汴京，晋谒宋太宗，献上《日本年代记》、《职员令》等书籍。与之相应，宋太宗赐给奝然宋版《大藏经》。寂照，长保五年（1003）入宋，曾到汴京谒见宋真宗，获赐“圆通大师”号。寂照巡礼天台，寻访四明，后长住苏州吴门寺。宋景祐元年（1034），寂照于杭州圆寂。

[4] 施晔、郑秉咸：“古代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书写研究”，《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 《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熙宁五年）四月廿五日条有“早旦，从龙华宝乘寺金刚般若会会主许送迎船”记事，由此可知，金刚经会是金刚般若经会的略称。

[6] 《咸淳临安志》卷77・寺院・城外（自慈云岭郊台至嘉会门泥路龙山）。《武林旧事》卷5・湖山胜概・慈云岭・龙华宝乘院条。

[7]藤善真澄：“成尋と杭州寺院―‘参天台五臺山記箚記’三”。

[8]《咸淳临安志》卷3・郊庙・郊丘条。

[9] 《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熙宁五年）八月八日条记录，成寻一行从天台山前往开封的途中，抵达剡县，住宿实性院（本名清泰寺），院内有傅大士画像。成寻一行“在傅大士影，礼拜烧香。院主智深长老云，诸寺打木魚鼓集行者，是以傅大士为根本。大士觅嵩头陀时打魚鼓，头陀即应鼓音来。自尔以来，天下大小寺院为集大众打木鱼鼓，云云。”

[10] 《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四月廿八日条。

[11] 关于兴教寺的建立时间，《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四月廿九日条有“此寺造立后经一百四年”之句，意为兴教寺自创立至熙宁五年（1072），经历了一百零四年。成寻的记载，可能来源于他从兴教寺的寺主那里获得的信息。若以熙宁五年（1072）为基准，向上推溯104年的话，应是开宝元年（968），这比开宝五年早了4年的时间。

[12] 《咸淳临安志》卷23・山川二・南屏山条。

[13] 兴教寺后山的摩崖石刻中的“家人卦”，《周易》中的第三十七卦，下离上巽，是阐述治家之道的卦。

[14] 在家人卦之后，是《礼记》乐记篇的“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一节。

[15] 《乐记》之后，是《礼记》中庸篇的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一节。

[16] 《参天台五台山记》延久四年四月廿九日条。

[17] 平村文雄：“参天台五臺山記の概要”，（《参天台五臺記校本並に研究》，風間書房，1978年）。藤善真澄：“成尋と杭州寺院”。

[18] 《佛祖统纪》卷十二・诸师列传第六之二。《南屏净慈寺志》卷五・法胤。

[19] 《武林梵志》卷九・南宋屏道臻法师。

[20] 藤善真澄：“成尋入宋時の杭州佛教”（《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

[21] 参照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巻12・杭州明庆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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