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杭州城内的地名，大多称巷、弄、桥、里、营、园、阁、庙、寺、湾、荡、井、街。也有以官署的方位命名的，如：行宫前、察院前、贡院前、三衙前、府前。其实，民国以前，除了十大城门内的十大直街，以及满清四大旗营门的几条不长的直街以外，老杭州城内的“街”还真不多。其中，现在的中山中路当时叫“大街”是最有名的。但清末的《武林坊巷志》显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清营跑马场边的“马路”。

《武林坊巷志》，是清末杭州名绅丁丙编辑，以所收录的地名为“条目”，洋洋洒洒铺陈开的一部杭州城的历史巨志。其中，“巷”名最多，共两百六十一条，所以，这部巨作也称《武林坊巷志》。其次，是“弄”，有一百四十六条。再其次，以“桥”命名，有九十六条。

有趣的是，和巷、弄一样，“桥”都有单独的人事、掌故，也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文字。譬如“李博士桥”、“仁和仓桥”，它们和“李博士桥巷”、“仁和仓桥街”一样，都承载着不少杭城的人文历史。这一种时而将“桥”与“巷”、“街”作为一体表述；时而又将“桥”与“巷”、“街”分别表述的做法，应该是杭州话“桥归桥，路归路”，互不搭界的最初源头。

1914年，民国初始的杭州城市建设，“路”多起来了。譬如，那年6月在旗营废墟上呈“井”字出现的四条大街，其中三条分别横跨在井亭桥、八字桥、龙翔桥上。这三条路不以当时现存的桥为路名，而以被推翻的满清旗营的门为路名的。令后人费解的是，这一种命名，几乎是辛亥革命初衷的大违。这三条路，分别叫：迎紫路（现解放路）、平海路、延龄路，只有湖滨路的命名，是个例外。　

在这四条主干线上后来衍伸出的各条辅“路”，也无一例外，虽然将曲里拐弯的小巷、小弄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宽路，依然忽略了横跨各条河流上的“桥”名。但有一点类同，不少的路名还是带有满清的影子，如兴武路（现开元路）、惠兴路。当六、七十年以后，在这一些名噪一时的“路”上，不少河流被一一填埋，不少桥梁就此拆毁，横空剩下的赫赫有名的桥名，就让后人“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了，譬如龙翔桥、众安桥、井亭桥。看起来，老杭州人最初说的“桥归桥，路归路”，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似乎也在被逐渐验证：一条路名一旦与一个地域特点脱离，再有底蕴的城市历史，也会阴阳两分，无从说起。

“东街”也是，当民国初期，狭窄的石板路拓宽成了碎石路后，命名居然是“街”与“路”的简单相加，不尴不尬叫了“东街路”（现建国北路、建国中路）。如果以此路的“横河桥”、“银洞桥”为名，可能也会给后人保留下了一份市河纵横的历史记忆。

“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桥名也有：1917年，安徽籍五大上将之一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主浙，仅仅带兵一个团来到杭州，轻易摆平了督军吕公望与下属警察厅长夏超结下梁子的大乱。杨就此接任浙江督军。当时的督军府在梅花碑，杨善德住板儿巷（现建国南路）147号，他每天要过斗富二桥那条小石桥连接的小街，

小桥的石阶中有一条不宽的陡坡，只能供得独轮木车轱辘嘎吱上下。杨善德为自己带来的轿车行驶方便，改建了斗富二桥，连同一条宽宽的“斗富二街”。当然，“斗富一桥”与“斗富一街”，“斗富三桥”与“斗富三街”，前清时也是存在的，后来“宽”了，概念就不同了。好在“宽”了以后，还是没有忘本，还是以“桥”命名。

有人说，杭州人好“东西称‘街’，南北叫‘路’”。其实，也非如此。譬如，在民国时以十大名人命名的街、路中，静江路（以当时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命名，现北山路）、教仁路（以时任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命名，现邮电路）、中正路（以蒋介石的字中正命名，现解放路）、性存路（以当时省法院院长阮性存命名，现庆春西路），都是东西向的。只有中山路（以孙中山命名）、膺白路（以当时的外交部长黄膺白命名，现南山路），是南北走向。

不过，这其中有一条规例，似乎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就是路中的桥名再怎么显赫，路名都不会因此借光，反倒是新路名横空出世，响亮一时。也所以，老杭州人总喜欢用“桥归桥，路归路”来表达一种互不搭界的态度，而这一种说法，往往用在“丁是丁，卯是卯”的貌似强硬的口吻上，很有一点一言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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