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政府接受了同盟国促令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10日下午6时后，我在浙江南部山城云和县(即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所在地)听到重庆广播说日本宣布“保留天皇，台湾还中国”两句话，但日本还不用“投降”字样，而说什么“为东亚和平……”，广播消息传到民间，山城内外所有人们齐上街头，出现一阵阵欢呼声和鞭炮声。

一、当时的浙江省政府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当时不在云和，而以养病为名住在福建南平的医院内，经省政府去电促返云和，布置如何将搬迁浙东八年的浙江省政府迁回杭州。等到日本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之后，就由黄绍竑亲自率领各厅处代表人员三十余名，于8月21日分乘五辆汽车，离开云和，经过龙泉进入福建省境内浦城，翻仙霞岭，再入浙江江山县。沿途在衢州、常山、开化、遂安等县均稍耽搁一下，共花五天时间到达淳安县停下来。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也来了少数人员，为要进入杭州接收敌伪机关，成立了一个临时组织“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辕”，主任由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担任(他是省政府委员之一)，副主任是浙江省政府社会处处长方青儒(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行辕人员大都是各厅处的秘书、科长等以及一部分事务人员。黄绍竑指定我为行辕秘书，负责处理文书。经过好几天的筹备，规定了行辕人员的制服和符号以及纪律等等；还有关于接收的分工和接收后的临时措施。

9月3日日本在美国军舰上正式签字投降，接受《日本投降条款》，大家认为可以立即赴杭州了，不料黄绍竑却宣布他暂留淳安，命令贺扬灵、方青儒率领各厅处人员先行赴杭，并没有说明原因。但人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指派兼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前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接收组长，其范围包括浙江省在内，这使也兼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绍竑感到意外，因此暂留淳安，似乎要看看国民党中央有何指示，此外还有什么内幕也不清楚。总之，黄绍竑为接收杭州、迁回在浙东的浙江省政府而来，中途却停留不前，一时使人难于理解。

黄绍竑留淳安，住在当时浙江省第十一区行政专员谭计全家中，因为他们是连襟。贺扬灵、方青儒带着行辕人员分乘木船于9月8日下午到达杭州钱江大桥边，只见那里由日军把守着，布满了铁丝网，我向日本军官说明身份，他立即打电话进城，得到日本领事的同意，才打开铁丝网，让我们进去，但对我们仍然怒目而视。当时我看到他们在“武运长久”的旗下，岗哨士兵交班的情景，态度十分傲慢，后来曾听说在我们未到杭州之前，有冒充浙江省政府人员以及少数忠义救国军进入杭州鬼闹一顿，被日军赶出去的经过，所以最后约定要正式文官才可先行入杭。当时我们同来的并无军队，又无警察，这大概是事前已有过协商的。

二、接收敌伪机关的经过

1945年9月8日，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辕人员进入杭州，先住在西湖滨的旅馆内。第二天，在官巷口一家银行的楼上，大家商量如何进行接收敌伪行政机关问题时，曾发生一个小小的暗潮，我当时无以理解其中的道理。这就是方青儒私下对我说的一番话，他认为接收的事务应由后方来的省政府人员出面，不容别人插手，嘱我当仁不让。我不明白他所说的别人指的是谁，只表示“我和各厅处人员自应在两位行辕主任指导下办事”。我想要小心翼翼，不要掉在夹缝里出岔子。我考虑再三，就把省政府秘书长李立民交给我的一个黄绍竑私章，说明经过，交给贺扬灵。我想专搞“等因，奉此”，比较轻松。

后来由贺扬灵、方青儒带着大家到梅花碑原浙江省政府里，除了贴出一张以黄绍竑名义说明浙江省政府迁回杭州的布告外，并无任何仪式。其时，汉奸省长丁默邨的代表即其秘书长王某，已在等候移交，可是两位行辕主任不愿降格出面，就令我去见他。我看到长桌上放着汉奸省政府各厅处的移交册子，都很简单，我就以黄绍竑主席的名义，按性质分别交给各厅处代表接收。我已知道王某是原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负责人，也是较有名气的旧知识分子，我和他谈了几句，他似乎对汉奸问题无所谓，我也无须多谈，仅仅嘱他留在家中，静候黄主席到杭后再说(事实上，后来关于拘捕汉奸的工作，经国民党中央指定由“军统”主办了)。

隔了一两天，日本领事送来一本关于日商和汉奸以及与杭州合办的企业机构与地方行政之外的一些组织名册，贺、方两个主任也不愿见他，仍令我去收下移交册。我翻阅了几页，里面大都有注明“支那军破坏”字样，我严肃地对他讲：“真是胡说八道!你们把不少物资破坏了，还推在中国军队身上，直到现在，我们的军队和警察，没有一个到杭州来的。”那个日本领事却装笑脸，弯腰鞠躬着说：“是有忠义救国军进来过的……”我说：“这是你们的借口，推诿毁坏物资的责任。”等他走出后，就按性质处理，有的派人暂行驻守，有的交有关厅处去接收，到以后成立了“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才分别作最后的决定。

在这段时间内，各厅处代表还为其主官们找好住宅，黄绍竑住的地方是汉奸省长丁默邨在孝女路所住的民房，庭园虽不大，但较精致，房主是过去的银行家姓竺的。后来从上海派人来谈房租，要以金条计算，黄绍竑大发脾气，叫“不要理他”。黄绍竑以后的省主席沈鸿烈，在那里一直住到解放前夕。贺扬灵、方青儒的住宅都在湖滨一带。其他除民政厅长阮毅成有老家在平海街外，均分别找到比较漂亮的民房住宅。

三、成立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我们进入杭州不久，黄绍竑首先从淳安来到杭州，接着在云和的各厅处长和公务人员陆续返回杭州后，国民党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在浙江由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和省政府各厅处长，包括高等法院院长等人为委员，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主任委员。委员会的办事人员从各厅处调用，主要是省政府秘书处人员，我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秘书。

党政接收委员会成立后，其任务首先是把各厅处已接收的敌伪机关和物资处理情况报由会议备案；接着是对陆续接收的项目以及尚未决定的事务作出决定，还有审议民众的报告和要求等。在每次会议中，互相争执的情况虽没有发生，但各为本机关打算的也不少。例如有一次关于讨论接收汉奸的报社问题时，除原来的《东南日报》社应由陈果夫的代表即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许绍棣接收外，对于汉奸的《浙江日报》社和其他小报社，就有不同的看法了。黄绍竑在抗战期内，于浙东曾创设一个《浙江日报》，战后迁回杭州，想要接收汉奸报社，许绍棣却认为这些报社属于宣传性的机关，应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接收(许绍棣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之一)，黄绍竑似乎考虑了一下，说“就交给省党部吧”。结果由省党部另一个委员接收去了。

黄绍竑因为直接找他要求解决问题的人很多，觉得不耐烦，而且有些事件又会使他不高兴，例如抗战前各省级机关的房子在敌伪期间只有损害，没有什么新添的，梅花碑旁的老衙门也失修，但各厅处基本上可以找到原来的地方，勉强继续使用，惟有法院路的原浙江省高等法院，竟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军队进杭州后占据着，迟迟不肯交出，尽管黄绍竑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过，并没有即时让出，结果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才解决了。至于军队占据学校，更是一件麻烦事，军人说是临时的，但学校急等开学，并怕损害太多。再如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主计长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说他的杭州家中所有高级家具都散失了，要省政府代他找回来。这种事在抗战八年中是多得很的，确不容易寻找，不理会又不行，奉令寻找的人们化了不少工夫，才在城头巷一个当过汉奸平湖县长的家里找到了，当然不会齐全，陈其采的管家人还要叽咕不休。类似的私人事件时常有。更有黄绍竑的汽车司机为了想收购一辆卡车，也纠缠不清，黄绍竑终于答应了他。不久，黄绍竑在每次开好省政府委员会和接收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似乎故意常常立即到上海去住一段时间，因为他在上海霞飞路的林森路上搞到一座法国人留下的楼房，规模虽不很大，但有草地、水池，比较清静舒适。

四、党政接收委员会的结束

在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快要结束前，浙江省参议会要浙江省政府去作有关接收情况的报告，黄绍竑留沪未返，秘书长李立民借口事忙不去，就令我代表省政府去报告。我当然不够资格，李立民把核定的报告底稿交给我去照读。可是一到会场上，不少参议员首先质问省主席和秘书长为什么不来?接着提出许多问题，绝大多数是有关私人住宅和财产，以及被敌伪夺去的企业为何不能早日归还原主，敌伪合营的企业如何清理、如何划分公私等。此外还有些传说和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参议员们关心的，可事实上有些还要等待国民党中央的统一规定才能解决。我只好一条条地记下来，再三说明回去向黄绍竑主席报告，请他亲自到会详细报告。我这样的表示虽然是我这个省政府职员应有的态度，可是不会使参议员们满意的。

很快就接到国民党行政院的命令，结束各省的党政接收委员会，将有关接收的一切移交给国民党行政院在各省市成立的敌伪产业管理机关去处理，黄绍竑以后也没有再去向省参议会作过什么报告。

由于实际接收工作是由各厅处主管部门办理的，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最后就列一清册，把什么机关接收什么，以及有些折价的或尚未结算的逐项叙明，交给中央机关清查并与接收机关打交道，作出最后决定。

1949年3月，黄绍竑的省主席职务由国民党中央派沈鸿烈接替，不久我也就离开了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