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在1945年8月10日黄昏时，我终于听到了重庆的广播说“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了中、美、英三国提出的警告，同意无条件投降……”当时我在浙东的云和县(即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临时省会)。消息传来后，小小的山城，鞭炮齐鸣。到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我被派为浙江省府返杭的先遣人员之一。8月21日，由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亲自率领各厅处代表30余人，由云和起程，经过福建，翻过仙霞岭，再进入浙省境内。经过5天的汽车奔驰，抵达淳安县。黄绍竑因处理重要事务，暂留淳安，我们与浙西行署的人员会齐后，即从淳安沿新安江向杭州进发。9月3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军舰上正式签字投降。我们在9月8日中午到了杭州钱江大桥边。兹就记忆所及，略述当时返杭城后的所见所闻，虽非全面，但属亲身经历，聊供今后史学家参考。

一、侵华日军的气焰仍然嚣张

我们从六和塔江边离船上岸，步行到钱塘江大桥桥头，首先看到的是铁丝网挡阻公路，日军岗哨不少。隔着铁丝网，我通知日军哨兵，说明了我们这批人的身份。一个日本军官立即打电话给城里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馆同意我们进城。此前日本领事馆曾借口有过杂牌军队冒充浙江省政府人员进入杭州，发生过骚扰事件而拖延，因此经交涉后始约定正式文职人员，可先进城办理接收工作。当我们走过铁丝网，首先看到日军岗哨处，依然高挂着“武运常存”的旗帜，军官和士兵都对我们目真目而视，其不服的内心，显形于色。

进杭三天后，我路过南山路，看见有两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在看到三个日军穿着高统皮靴，腰挂军刀，神气十足地走过马路时，其中一个孩子高叫“东洋鬼子，你们投降了，还要神气活现”!另一个捡起小石子向他们掼去，有个日军居然拔出军刀，赶过去准备行凶。我见了立即厉声谴责“不许乱动”，我跳下车子，日军看到我的制服和证章，总算不响了，他们瞪了我一眼，便悻悻离去。我对两个孩子说：“东洋人还未放下武器，你们骂他们，又掼石子，他们是不讲理的，你们不是要吃眼前亏吗?”一个大的流着眼泪对我说：“叔叔，您不知道呵!我的爷爷是被他们杀死的啊!”这就难怪他们对日军刻骨仇恨了。

此后，我们把日本军官集中到里西湖一座大房子里，准备叫他们缴下军刀。大家估计他们会演出所谓“武士道”的花样而剖腹，事先特别防范，并有医生护士们守着，当时却仍然发生了剖腹情况。我们虽然厌恶他们中“军国主义”的毒太深，但仍以人道主义的精神进行了抢救。

二、杭城民众诉述受害惨状

我们进城接收了汪伪政府后，曾在旗下一个戏馆里，召开了民众代表大会，不少市民哭哭啼啼地把8年来所受的痛苦哭诉出来，凄惨之至。

首先是从1937年12月24日日军进犯杭州时说起，当时无数市民向江干逃奔，想过江避难，可是新建不久的钱塘江大桥在23日半夜时已被国民党军队炸断了。江干仅留有几艘渡船，正当人们拥挤在江边等待渡江时，日机飞来竟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并抛下炸弹。群众被打死、炸死或跌入江中死亡者不知其数，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受伤严重，哭声、呼喊声不绝于耳，江边血流遍地，真是惨不忍睹。那次幸存者的哭诉，使全场呜咽不止!又有人讲到日军进城后，在清和坊一带以及江干、闸口地区，说老百姓隐藏“支那兵”，烧房屋、抢东西，甚至强奸妇女，杀死无辜，无恶不作。还有一个哭诉在茅家埠一带，日寇进行所谓“清乡”、“扫荡”，也是平白无故地杀人放火，害得平民家破人亡；更有诉说日军在杭州时，常常封锁公共场所，例如在汉奸市长何瓒、谭书奎先后被刺死时，日军曾全城戒严，并立即封锁出事地点大世界游艺场及电影院、浴室、茶馆、饭店甚至学校、西湖埠头等，逼得不少人闷昏、饿伤，小孩子有的饿死，而且任意逮捕百姓，送往日本宪兵队用刑逼供，即使留着性命出来，也是残废无用了。提到日本宪兵队，无不谈宪色变，视为杭州人的活地狱。

在散会以后，我立即驱车往众安桥附近的原东南日报馆，即沦陷时期的日本宪兵队。进去一看，地下室积水未干，墙角里还有枯骨堆着，此即杭州人称之谓“水牢”，凡被日寇指为“支那军”或私通“支那兵”的民众，就会被关进“水牢”受罪，内有毒蛇咬人。吊打、枪杀人的木桩依然存在，绳索、刑具和指挥狼犬咬人等的工具都还留着。我联想到8年沦陷期间，我国同胞枉死在日军宪兵队的人，真是不计其数，惨极了。再想到我国在战后对待日本侨民，却是仁至义尽，在战后一年的春季，大约是1946年4月间，杭州拱宸桥的日侨管理所，集中了1300余名男女日侨，全部离杭遣归，并且允许他们带去生活必需物品。

三、湖山遭殃，西子蒙羞

那年我返回杭州，进城后到湖滨安排好旅馆下榻后，即去湖滨公园走了一圈。只见公园内铁栏杆和沿湖的铁索极大多数被拆掉了，路灯全毁，靠椅不见，到处杂草丛生，粪便遍地，秽气逼人，我不禁感叹“湖山遭殃，西子蒙羞”。灵隐寺的僧房也被日军烧光，竹木砍尽，其他庙宇也颓败不堪，特别是铁栏杆、铁门全被拆除。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以及各个庄子里面的家具古玩均被敲光搬光，苏堤上的石椅一只不留，石碑也被打碎不少，甚至玉泉、花港的鱼，也都不见了，真是面目全非，一片荒凉。由于日军时常借口搜索“支那兵”，经常封锁西湖，游人视为畏途，沦陷8年，西湖风景被日寇糟蹋得不像样了。

四、助敌为虐的大小汉奸罪恶累累

我们返回杭州三天后，就到梅花碑接收汉奸省政府，当时负责的是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辕主任贺扬灵(原为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主任)，副主任是浙江省政府社会处处长方青儒，他们不愿“降低”身份与汉奸打交道，结果由我以行辕秘书名义出面接触。汉奸省政府的秘书长王某把汉奸省政府各厅处的移交册摊在原省政府的办公厅楼上，我略阅了一下，档案文件并不多，显然是他们毁了不少。我交给各厅处代表分别去接收后，我问王某的历史，才知道他过去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的负责人。我严肃地问他：“你既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难道不懂得民族大义吗?”他若无其事地避而不答。最后我说：“你留在家里，听候黄主席来了再说。”

我接着查阅汉奸省政府档案，从中发现在大汉奸汪精卫统治下的浙江少数资料，而且找到了浙江汉奸省政府成立后当主席的傅式说所用的“官印”和私章，后来我交给黄绍竑，他看了说：“我与傅式说早已熟识，他是上海大夏大学的负责人，我是大夏大学的校董之一，他竟当了汉奸，真是无耻!”

杭州市民纷纷控告大小汉奸在敌伪统治期内作恶害民的罪行，省政府当时就先将杭州市维持会会长王五权逮捕扣押，后来移交法院处理。可是王五权并不认罪，胡说什么“为救济而来杭州附逆，于是受了敌伪的重用。”还含糊地说他是得到浙江财阀金某的同意，由绍兴回杭州的。结果由于众怒，被处死刑，但实际到解放后才执行。

当时在社会上作恶多端的“四大金刚”，更是杭州人痛恨至极的汉奸，先后被逮捕后，居然还有名律师为他们辩护，以致“大金刚”李宝和被判处死刑，还要上诉呢。杭州沦陷期间，无恶不作的汉奸，是否个个受到应得的惩罚，那就很难说了。

我到杭州后，在西湖边六公园内看到为汉奸市长谭书奎歌功颂德的石碑仍矗立着，真令人气愤。汉奸谭书奎是在一公园旁边马路上，被一个骑脚踏车、穿皮夹克的人用枪打死的，这是人人可杀的汉奸，被刺杀是大快人心的事，怎么要竖碑歌颂呢?当然要立即砸碎，才能使杭州市民稍平怨气。至于梅花碑原浙江省政府老衙门内，从大门口到里面东首戏台上挂了许多木匾，都是由汉奸署名或敌伪团体制造的，当然也很快全部砸毁了。

更有使人惊奇的事件发生，就是最后一个汉奸省政府主席丁默邨，虽然交出了伪政权，但仍住在杭州，不久在他住处居然挂出了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浙江军事专员”字样，这种荒谬绝伦的事，人们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丁默邨原系大特务之一，这是特务人员搞的一个把戏，当然人心不服，结果一段时期后，丁默邨终于难逃一死。

五、日寇企图彻底消除我同胞的民族感

我当年返回杭州，天气尚热。我走进茶室或饮食店，所有茶房(服务员)都先垂着双手，恭敬地作九十度鞠躬，我很难受。我深知这种做法是由日军造成的。我拍拍一个茶房的肩膀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你们要挺起胸膛，恢复我们中国人的常态啊!”他有些面红，叹气说：“这多少年里，我们吃尽苦头，已养成这种习惯，一时还改不了呢!”他立即掀起裤脚管，露出在大小腿上的伤疤给我看，“要是我们进清泰门、庆春门，在日军检查‘良民证’时，稍迟一点或弯腰鞠躬不够低，就会遭到日军皮靴狠狠的一脚。若朝他们一看，军刀就会砍来，我们在街上或店里随时有‘吃生活’的危险!”我看看他的伤疤，听到他的诉苦，只有感叹!我接着问他：“我看到湖滨一些穿透明薄纱短裤的妇女是什么人?”他说：“她们大多是被迫当妓女或下女的!”我再问他：“还有些年龄不大而形容憔悴，衣服褴褛的是怎么一回事?”他叹气说：“他们是鸦片鬼啊!东洋人准许公开卖鸦片烟，先引他们上了瘾，那就非吸不行了，结果弄成这种不死不活的样子!”这使我相信了日本人在它的占据区内实施“毒化政策”，其用心何其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