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杭州只有青蓝染坊和大红染坊，也叫土染坊，完全用手工操作，资金不多，设备简单。只要有间店面，有只柜台，临街的一面装只玻璃柜窗，陈列已染好的成品作门面；在后半间埋设染缸和砑石，砌一台简单的淘锅烧制染料，这样稍事装潢，竖一块青龙牌，写上××染坊字样，就可开门营业，总投资不用千元。虽然发展缓慢，盈利不厚，但因投资不多，经营者仍然不少。

这种土染坊，以替杭州市区各大布店加工染青蓝色为主，间也有染大红的；门市收染被头土布或衣服改染。一个染坊要有两个人经营，店主跑外场，兜揽生意。开缸是件大事，一般要积聚到相当的数量才肯开染，否则剩余的染水就要损耗。但遇货主要限期交货时，也有例外。

一般作坊的店主既是营业员，也是染布师傅，不招学徒。站门市部柜台的多为店主的眷属，起码的条件是要能算会写。信誉好、生意兴隆的染坊，也有三至四个伙计。

还有一种“印花的”，即将白土布染成青蓝底白花纹的，多数是农村姑娘做嫁妆的被面。这个业务须去别地加工，仅赚点手续费，是土染坊附带的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学堂兴起，衣着的形式有了变化，学生的内衣多为衬衫，需要有专业的商店来承担洗衣业务，因之有一个姓陈的绍兴人来到杭州鼓楼附近开起了“天源洗染店”。主要是洗与烫，其次是染。开洗染店比开染坊还要简单得多。也是前店后场。工具与原料是擦板、棕刷、老碱、肥皂、两只染缸(一石缸)、一只炭炉子(后改煤球炉)、一只铁制的熨斗。需资不多，一般夫妻两人就可应付。如有儿女帮衬，就毋需雇用学徒或师傅。所以凡是洗染店，总以夫妻店的居多。

起初染色不多，光洗白衣。洗烫一件衬衫只收几分钱。那时杭州虽是省会所在，但人口不多，杭州人做生意，尽挑大的、好的行业投资，如药业的胡庆余堂、布业的高义泰、南北货业的方裕和、火腿腌腊业的万隆等，对洗染业是不屑一顾的。隔江绍兴人，人多田少，闲散的劳动力就不断流向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由于洗染业是个新兴的行业，且投资少，技术简单易学，所以在杭州很快发展到三四十家。其中在清泰街荐桥旁的“九源洗染店”是杭州开设的第二家洗染店，老板陈廷芳是天源洗染店陈老板的儿子。陈廷芳父子可称是杭州洗染业的始祖。

旗下营拆除后，湖滨一带建起了新市场，迎紫街(现解放路官巷口起至延龄路即今延安路一带)、延龄路等处顿成闹市，诸暨人陈渭松在龙翔桥附近开了“摩登洗染店”，虽只单间店面，然柜台考究，台面、橱窗由大块厚玻璃装成，装潢华丽，店名时髦，又以干洗毛货号召，赢得顾客信任，一下跃居洗染店之首。另一诸暨人陈明露也在延龄路南段开设了“霞光洗染店”，双间门面，用小玻璃拼合成大橱窗，也吸引了许多顾客。绍兴人金承炳开在清泰桥西首的“大美洗染店”，也是两开间门面，厚玻璃大橱窗，柜台四周及台面也都用玻璃，装潢压倒了邻近的“九源”老店。同业暗中竞争激烈。绍兴人傅六斤承包了几家医院、旅馆的业务，有白褂、床单、被单、枕套、蚊帐等，就在住家开设了白衣作，只洗烫不染，虽与洗染店有别，但毕竟还是洗烫的业务，因此暗中与同业发生了磨擦。同时，新开店与老店店面的距离又无明文规定，只要能租到房屋，不管与老店隔几间门面，也照样开新店。由此新、老店之间不时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件。特别是滥价(以低于一般的价格号召)的风气愈演愈烈，危及到老店和大店的业务。这时的杭州，各行各业大多已有同业公会的组织，各洗染店也希望有个公会来管一管这种“饭店门口摆粥摊”及滥价的现象。可是没人发起，组织不起来。

1935年我在《浙江商报》工作，那时我专跑商业新闻，每天都在杭州市商会及各大小行业的公会间轮转走动，认识了市商会指导科的斯达。指导科长庞菊甫要斯达组织洗染业公会，可斯达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就委托我代为组织，并允许公会成立后由我兼任该会书记或秘书。我试着先走访了“九源”的陈廷芳。他一听我的口音是同乡，就攀起乡亲来，几次接触以后，他介绍我去见他的父亲，“天源”的老板。交谈中，知道他在同业中有威信，且有领导能力，可惜年事已高，不肯出山。他介绍我去见“摩登”的陈渭松。陈渭松是诸暨人，脾气爽朗，口气石硬，他说：“组织公会不难，难在价格不一，抢生意做，同行中意见很深，如要组织公会，首先须统一价格，其次开新店的门面与老店的距离要有限制。”我说：“这些问题都可在业规里规定，可顺利解决的。”就这样很快成立了洗染业公会，章程与业规规定：“统一议价，分甲乙丙丁四级，按级定价，由公会印制价目表分发各店张贴，不得擅自增减；开设新店，前后左右必须离开老店30间门面。”规定在会员大会上通过，并选了陈廷芳为理事长。

公会成立后，乱价现象基本上制止了。个别会员有违反议价的，经劝导后也改正过来，议价已不成问题。新店开设，也没有人冲破限制，一切都顺利进行。

1937年抗战开始，公会工作无形停顿。我随《浙江商报》社长许廑父内迁丽水。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春回到杭州。《浙江商报》复刊，我仍在该报工作。遇到陈廷芳，得悉洗染业公会尚无人整理，经与市商会庞菊甫联系，仍由我着手整理，恢复公会。业规除限制新开店面须与老店距离50间门面以外，余无变动。仍推陈廷芳为理事长，后来改选“摩登”的陈渭松。最后一任理事长是“大美”的金承炳。

战后的同业公会议价制度，因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物价狂涨，须随时调整；申请报社会科审批，时间拖得很长，等到批下来，价格又要调整了。形势所迫，干脆不去审批，由公会确定实行。社会科也睁一眼闭一眼，不来干涉。

战后因币制不稳，劳资双方为工资问题常闹纠纷，公会多了许多事情，但最终经过劳资双方协议或社会科仲裁，每次都顺利解决。但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却很棘手，难于处理。

庆春街新开了一爿“蝴蝶洗染店”，店主叫何水金，门面距离违反了业规50间的规定。公会决定照章办理，申请杭州市政府饬令警察局执行停业处理。谁知何水金花了50元钱，投拜在青帮小头目钱镜西的门下为弟佬，照常营业。钱镜西当时是下城区的区长，又是“钱江通讯社”的社长，和我有同业的关系，由钱镜西出面请客，邀请理事长和我吃饭，要求公会从权办理。不答应呢，钱镜西心狠手辣，暗中会派弟佬加害于我，犯不着；答应吧，会员大众必定会起来反对，使公会处于瘫痪。但权衡轻重，我还是选择了后者，以此失去了会员代表们对我的信任。会员们停交会费，开会不出席，无声抗议。后来经理事长金承炳从中解释，才取得多数会员的谅解，公会勉强维持到杭州解放。

解放后，“大众洗染店”店主王兰生从外埠购进一架旧的豁水机，算是最早用上机器绞水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