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根据宣统年间（1909—1911）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结果，辛亥杭州光复前，杭州驻防营总人口为5240人 （男2740人，女2500人），以此推断，其中旗营官兵不超过2000人，其他都是老弱妇孺以及闲散人员。武 昌起义爆发，斩断了维系清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王朝顿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杭州旗营也被关于 革命的种种恐惧以及谣言包围着，一副愁云惨雾、 大难将至的样子。在杭城汉人纷纷外逃的时候，旗人 也逃命。当时在杭州流传着两句民谣：“手执钢刀 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作为汉人革命对象的旗 人听了无不心惊肉跳，于是脑子灵活的或有门路的， 都在找汉人的关系，作逃生准备。原租住在旗营中的 汉人为避难而纷纷迁出旗营时，营中妇女哭声盈耳， 有的妇女哀求外迁的汉人带走小孩一两人，以存日后 自己殉难后的家族血脉，闻者无不动容。那些拥有世 袭爵位的闲散人等、小康之家以及许多老幼妇稚，纷纷改姓易服，逃到近郊乡村，逃至西湖西北群山间的 尤多。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夜间，新军发难，旗营 内早已乱作一团，许多旗人尤其是老弱妇孺纷纷逃出城去，上山或到其他地方避难去了。旗人与汉人不 同，他们一般不会逃到较远的地方去，而多就近逃到 西湖周边群山中。到旗营开门纳降，局势稍稳，一些 人方才回营。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是杭州 旗人子弟，辛亥杭州光复时才6岁，那天晚上祖母带 着他逃到南高峰，躲在一个破庙里。沿途听人说， 清朝倒了，要杀鞑子，他问祖母会不会被杀，祖母说“这只有菩萨来保佑了”。祖母带着常书鸿一直到第 三天早上才胆怯地回到城里，但不敢回旗营中的家， 到汉人亲戚家里一打听，方知全家人都已躲到武林门 外湖墅地区的一位汉人朋友家里去了。旗人当时的恐 惧可见一斑。 但是，如果与后来旗营中人所受的苦难相比，光复过程中的担惊受怕实在算不了什么。旗兵缴械后， 旗营被革命军接管，被认定为旗营公产的即被贴上封 条，予以没收，其中有许多私产也被查封，失去财产 的旗人生计立即陷入困境；因发生了数起个别旗人泄 愤反抗的事件，军政府采取戒严措施，连日派大队人 马进营搜查私藏军火，旗人终日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之 中。浙军出兵增援光复南京后，杭州治安主要由巡警 负责，这些巡警素质很差，且纪律松懈，不少人趁火 打劫，肆意抢夺旗人财物。 局面如此混乱，军政府感觉不妙，便以都督名义发令严禁，但一时岂能禁绝得了，掳掠之事仍多有发生。有压迫自有反抗，个别旗人因此做出极端报复举动，更多穷苦无助而又愤怒的旗人则聚众拥往将军署，向德济乞求粮饷。可恨德济，不但没有安抚旗人，更没有与军政府交涉，反而致电军政府要求派兵保护，军政府即刻派兵前来弹压，当场拿获两名旗人，被逮往军事裁判所处决。贵林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德济告发被革命军诱捕杀害的。贵林被杀次日，军政府向旗人颁发旗饷，每人两元，以示安抚。 旗营投降后，军政府没有兑现诺言，解决旗人生计；贵林被杀，军政府更是丧失信用。而贵林一死， 也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为旗人说话。自光复开始，旗人 就陆续逃亡，与汉人有亲戚关系的或有经济实力的， 多安排家眷逃至汉人城中或郊外乡下投靠躲避；留下 的多是穷苦无告的旗人家庭。当时社会上盛传有旗人 向杭州城里的河、井投毒，以报复汉人，致使全城人 心惶惶，从井里打上来的水不敢直接使用，而是先养 两天金鱼，若鱼未死，方才放心。满汉关系因此更加 紧张，旗人备受歧视和孤立，即使想逃想走，也无处 可去。为稳定局面和救恤旗人，军政府不得不考虑 对策。十月初六（11月27日），经与旗营代表文会商 议，军政府决定实施两条办法：一是公告保护安分守 己自谋生路的旗人及家眷；二是愿意挈同全眷出外谋生可支领三个月的全饷。这两项对策实际上是要将旗 人一赶了之。自此，陆续有旗人出营自寻生路。但据 亲历者回忆，真正领到饷的旗人并不多。 按照政策，留在旗营的人不能领饷，这些劳苦旗 人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给人作工或典卖家什为生，其间又多受汉人排挤，其所受之痛苦不可名状。鲁迅先 生见证了革命后杭州旗人所遭受的痛苦。一些脑子灵 光的旗人做起了小生意，有卖糕的，有卖小菜的，还有卖其他什么东西的。刚开始时，生意还不坏，只是 后来起了谣言，说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 用来谋害汉人。因为害怕受到旗人的毒害，杭城汉人 对旗人避之唯恐不远，结果这些做生意的旗人惨了。 他们所卖的小菜、糕饼以及其他能够吃的东西就再无 人敢买，有的旗人为维持生计，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 不能下毒的家具。但家什之物都是自家的，数量就只 有那么几件，卖完了，那些旗人也就途穷路绝，一败 涂地了。这个谣言算得上前面所说旗人往杭城河井里 投毒的升级版，依鲁迅的说法是“谣言世家的子弟” 在“以谣言杀人”。 一些走投无路的旗人，实在活不下去，也只能不 活了。1912年1月31日《申报》报道了数起杭州旗人自 杀事件：有个荆州帮马甲先将一子两女缢死，然后夫 妻双双悬梁自尽。隔一天，旗营鸿福桥附近又有一门七口全家自杀。 光复后旗人生活既如此艰难困苦，其家园房屋之不保更是雪上加霜。杭州旗营城是清王朝在浙江、杭 州统治的象征，必须予以摧毁并使之彻底消失，这是 革命军的一个既定目标，也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标志。 早在旗营开门纳降当日，军政府即传出风声，打算即 日将满城拆去，将旗人另行安插。这是没有可操作性 的。随着时间推移，军政府拆毁旗营的计划也在一日 日推进。前述鼓励或逼迫旗人外出自寻生计的两项措 施，是强迫旗人出营的重大步骤。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不两天，浙江军政府就公布 了“消失旗营之计划”。从此，拆毁旗营进入实质性 步骤，但真正拆城造马路卖地是从1913年开始的。 消失旗营的计划，以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 房地产开发的过程。旗营濒湖而立，所占据的是一块 绝好的风水宝地，价值巨大，卖地所得，既可弥补军 需之缺，充作遣散旗人之用，也可推进城市设施之建 设，还可以使湖滨一带繁华起来，可谓一举数得。实 施拆城计划的是新成立的“变卖旗营营产局”。按照 计划，先招工将旗营城墙拆去，城墙砖石除抵充工价 外估价拍卖；再是将营内公署及公有营房用投标方法 招人承租；营内私人房屋限一个月内悉数拆迁，逾期 充公；最后是将拆平、丈量好的旗营土地划分地块，分等标卖。特等地位于濒湖一带及规划大马路交叉 口，价格每亩1500元。其他地块的价格分四等，一等 每亩1000元，二等800元，三等600元，四等300元。标 卖的方法是先定好某一地块的价格，由愿意购买的人 前来登记，登记在先及缴款在先的人即获得该地块。 特等商用土地标卖得很顺利，所得资金用于道路 建设。城墙拆除后，即修马路，首先建了四条“井” 字型大道，分别为东西方向的迎紫路（今解放路）、平海路和南北方向的延龄路（今延安路）、湖滨路， 后来又陆续建造了仁和路、吴山路、长生路、岳王 路、惠兴路、兴武路（今开元路）、将军路等一批次 要道路，路网格局基本形成，至今未变。 经过几年建设，在旗营商用土地上，即沿湖及西 南一带成了商业及娱乐中心，当时叫新市场，以今天 的说法是一个城市综合体。新市场里有蝶来、金城、 西湖等大饭店，有湖滨、中西等旅馆，有国货陈列馆 等大商店，还有大世界、娱乐场、西湖共舞台等娱乐 场所。在标卖湖滨路沿线土地时，因测量有误，致使 湖滨路的路面侵及沿路的售出土地，售卖方准许沿湖 滨路的建筑，凡二楼以上均可建骑楼，以作补偿。这 就是今日湖滨路所见骑楼的来历。 至此，在杭州西湖东岸矗立了260多年的清代杭 州驻防营城彻底消失了，只剩下一些路名还在诉说着沧桑往事。 军政府的“消灭旗营之计划”是对旗人迁出旗营的最后通牒。但贫苦旗人如何能在一个月迁移房屋，房屋既拆，又迁到哪里去呢？政府在造新市场的同时，也在菩提寺路（今梅地亚宾馆一带）造了6筒（排）共200间平房，人称“二百间”，一家一间，安置留在城里无处可去的旗人。到20世纪20年代，菩提寺路一带因商业繁荣地价上涨，“二百间”所属土地 被私人买去，旗人于是再次被“拆迁”。杭县政府遂在离“二百间”不远的百井坊巷修建了12排（弄）平房。大约有100多户旗人搬迁到这里，也是每户一间，每间20平方米左右。 这些留在城里的穷苦旗人虽说有落脚之处，在民国时期，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十分困苦的。他们做不来其他营生，只能卖点力气，多从事修路、搬运、拉黄包车一类的活计；省力点的，有学手艺的，也有做小贩的。但这类活计，懒散消闲惯了的旗人自然是干不动的，能干的只能是他们的儿子一辈人了。再说百井坊巷“十八间”，它存在了近60年，1983年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旗人最后的集中居住区不复存在，一些旗人迁住在附近新造的楼房里，更多 的则已分散在杭州各处了。2011年10月，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有记者在百井坊巷采访得知，据说如今还有100多名旗人后代住在这里。他们还在所在社区设 了个“社区少数民族馆”，陈列了一些满人服饰和器 具，平常他们还在那里聚会交流。不过，百井坊巷延 安新村早已规划为大型的商业区，如今正在拆迁，这些仅存的少数旗人后裔又将四散，这意味着杭州旗营 的最后一点痕迹将在不久消失于无形。 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细细寻去，杭州旗 营还是有迹可寻的。今日在杭州总工会的院子里枝繁 叶茂地长着3棵大树，一棵是位于西南边墙角处的樟 树，一棵是位于院子中央的朴树，还有一棵是位于院 子东侧的银杏。3棵树的年龄都在110岁以上。110岁， 是什么概念？当年有人将它们种下的时候，还是大清 王朝的天下，种下它们的人还是身后拖着长辫、穿 着长袍马褂的八旗子弟。110年了，朝代已然换了几 轮，人面更是早已不知何处去了，独独地，这几棵大 树竟依然一直挺立在那里。清代杭州旗营一切的一切 都已灰飞烟灭，只有这几棵树可算作它的幸存者了。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得不对，倒过来 说，百年树木才是绝对的真理，然则，人何以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