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万菊园”的消失

伯母郑梯云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温柔，为人老实厚道，但没有任何生活与社会经验，一点不了解社会风险。

      虽然伯父对其家产早有安排，殆后亲友在杭成立遗孤财产保管委员会，由张衡、杜绶臣、许伯翔（均系伯父把兄弟）为执行委员，推张衡、李叠华、池云飞（李叠华侄女婿）为监察委员。保管会议定：家用靠银行利息及房租，不动本金。抗战刚胜利不久，伯母家未随我父一起从沪返杭，当时伯母一妇道人家，对社会、对人也都不了解，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一直窥视其财产，为了摆脱遗孤财产保管委员会的监督，大太太李叠华的侄女婿池云飞与我伯母讲，你应该独立赚钱养家，用钱不要再受监督，因此挑唆她与我父讲她已年长，可以自管财产，不需财产保管委员会，我父认为自己本是受兄嘱托怕兄嫂受骗而保管，现兄嫂要自理财产，不同意就有霸占财产之嫌疑，所以表示同意，并召开执监委员会通过，然后到保管箱所在银行交接存折金额等，所以在伯母30岁时财产就由其自理，共现金约2万元（当时我父任议长每周仅20元办公费）及杭州市的全部房产交给伯母自行管理。

      不久池云飞与我伯母讲：张准叔生前待他们好，他要我伯母把2万元现金全部转给他，算入股做生意，让其运行用，能很快让她赚钱，用赚钱图报张准叔对他好之恩。伯母与我父商量，当时我父不同意，因对大太太之家不放心，但伯母为了急于能做到养家赚钱，坚持入股，我父认为即使入股，也要分批并看情况是否继续投资，这样比较稳健。但伯母经不住大太太及池的多次花言巧语，最终将2万余元全数交池，几个月后，池告知伯母生意失败，被骗血本无归，而且没有任何账目给伯母看，2万元巨款到底什么下落只有池一人知道，当时社会也无可奈何。至此伯母全家在沪无以为生，只得举家迁回杭州靠房租为生，她没有工作与技能，但要抚育培养三个年幼孩子的生活，家中佣人的吃饭工资，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日常开销，经济来源只能用积蓄、变卖遗物及房屋出租来维持，而米行存款到账几千元又被朋友借去不还，因此已不敷应用，最后在1951年将房屋以1.7万元，全部出卖。

       房屋全部出卖后，伯母靠银行利息及本金养家并把三个儿女分别培养成人，他们分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音乐系（是刘海粟艺术大师所创办，现改为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现称中国地质大学）。而伯母也从杭州老家离开后随大女儿到北京居住（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女婿大学毕业在粮食部工作），“文革”时，又随女儿全家下放到银川，“文革”结束随女儿到女婿南京小粉桥家居住，这是一座花木扶疏的院落，是幢三层的洋房，民国期间的老房子，院落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条弄堂里，闹中取静，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以后伯母一直住大女儿家安享晚年，直至2015年享年105岁去世。

       在她百岁生日时，我与儿子张文飞去南京为她祝寿，她酒量还是很好，晚上我与老寿星儿媳、女儿陪她打麻将（四人年龄共328岁，平均82岁），她头脑很清醒，还赢了我们。她爱打麻将，前几年她打牌时都不理牌，牌码一溜儿花色杂陈地排开，还把牌扣着打，即便这样她竟还能打得很清爽，能赢大家。她耳聪目明，自己能剪手指甲及脚指甲、缝补衣服，据她外孙说：“外婆是闲不住的人，常常走来走去，有时我们在房间里，一下没注意，她就到门外逛去了。每次我和母亲都会吓一跳，然后四处去找人。”我们只能讲：“拜托了老祖宗，出门打个招呼。”但她如小孩一祥仍我行我素。她时常坐在房间内，目光沉静，不说话时，眼神好像落在很遥远的地方。老人家她还能讲一口普通话，偶尔也能说几句杭州话。她说：“在杭州横紫城巷生活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后悔当时不应该将房子全卖掉，应留下一间房。”她与夫君共度的短暂的3年时光，成为一盏摇曳的油灯，用无法燃尽的绵绵力量，温暖她此后坑坑洼洼又无比漫长的人生路。她百岁后还来杭三次，都去孤山万菊亭凭吊夫君，回忆菊展的日日夜夜，她特别惦念我母亲，两老姐妹见面是游不完的话，而且常常两人带着微笑耳边窃窃私语不停。她念念不忘想回杭州度过她的晚年。

“万菊园”卖掉后被有关单位建造成住宅楼，而“万菊园”主体也从此在杭消失。我父亲的房子也在上世纪末因延安路拓宽中被拆除，这样“万菊园”在杭州彻底消失，只留下孤山“万菊亭”在见证过去的一切。假如“万菊园”留至今日，则又是一处杭州市的人文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