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于1881年4月16日生于其祖父赴云南任曲靖知府的途中贵州， 故取名毓黔，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施家台门，字奖生，弃政从医后更名“今墨”，一来学墨子兼爱之道；二来医术上勇于创新，要做当代“绳墨”。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首，曾为孙文、冯玉祥、杨虎城出诊。新中国成立后，任中 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职，曾任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并数次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亲切接见，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还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中医人才。

医术精湛　妙手回春

施今墨年幼时，母亲体弱多病，由于没有很好的治疗几乎延误生命， 施今墨由此萌发学医的志向，立志治病救人、济世安民。1894年施今墨 13岁时，正式拜他的舅父河南省安阳名医李可亭为师，学习中医。7年之后，施今墨已经精通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曾追随黄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不久感叹时世复杂，弃政从医。

业精于勤，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 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施今墨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 如内蒙古某妇患热痹，关节红肿疼痛，发高热，日夜号叫。当时众医均以风、寒、湿痹治之，而施今墨诊之曰：此热痹也。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日二次。服后痛减，即不号叫，但药力过后，疼痛再发，热亦未退，今墨加量紫雪，每次6克，日二次。旋即高热渐退，疼痛大减，已能安卧。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病家遂即停用。然药停后，热再发，痛又大作。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先生曰药力不够耳。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日三次。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病遂痊愈。 另外，施今墨治病，重视审证求因。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后求诊于先生，经四诊观察，断为肾虚所致。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嘱 其再服一个月，巩固疗效。此人到五十余岁腰痛迄未再发。

医德高尚　博爱仁心

施今墨为人严谨，医德极好，虽名扬海内外，但接人待事，谦恭诚恳，从不诽贬同道。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 处诊治；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施今墨虚怀若谷，善于学习。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蚧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

关于施今墨的高尚的医德在民间流传有不少趣闻佳话。相传，当时京城有一伙“北霸天”为首的恶霸，整日胳膊上架着活鹰，强抢民女，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群众对这群害人之马，早已深恶痛绝。施今墨经常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想为民除害，又奈他不何，终日不快。

一天，驻京军阀张宗昌的宠妾患了疑难症，诸医施治，不见好转，于是慕名请求施今墨诊治。施今墨经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作出诊断：病人平素湿热内蕴，肝经抑郁失调，因过食膏粱厚味，疮疡不断暗增；生活起居失慎，真阴耗伤。水不涵木，肝阳、心火上冲三阳之首。清空被扰，脑系受侵，以至神志恍惚，意识错乱。郁火燔炽，三焦气阴被灼，症见眼、口、二阴多处溃疡，证属传统医药之“狐惑病”。

施今墨正要处方遣药，突然计上心头，何不借此机会设计惩治恶霸， 故在下笔之前对张宗昌说：“将军之夫人病情复杂，病势严重，为求特效，需用奇特的药引配合。如军队作战必谋出奇兵方可获胜，但奇特药引难买，有者恐不愿割爱。不知将军能否得到?”施今墨一席激将之语，激起军阀张宗昌之忿。张宗昌说：“只要北平有的东西，施医师只管使用，没有我张宗昌弄不到手的。”

于是，施今墨急书处方：用三黄解毒汤、甘草泻心汤化裁为内服剂，在药引中写出一味十分难找的鹰爪。处方开毕，施今墨对张宗昌说：“近闻北平街市或公园里可见到有胳膊架着活鹰者，若能到手，最助疗效。” 张宗昌听后，马上命令随从四处搜寻，很快就找到了那伙架着活鹰的恶霸。士兵警卫们不容分说，抢得活鹰便去报功。地痞碰上兵痞，怎能惹得起，只有自认倒霉，唏嘘叹气，捶胸跺脚，无可奈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北霸天”们的凶恶气焰被治服，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张宗昌夫人的病，在施今墨的精心调治下，湿去热平，肾阴得滋养， 肝阳、心火不在偏亢；木得水涵，溃疡愈合，神志正常，诸症平息。张宗昌亲临酬谢，并问施今墨诸医无奈，你何有如此本事?施今墨称：“岐黄仁术，贵在辨证准确才能施洽，夫人之病有如此特效，当然主要在于一般人难以得手的鹰爪啊!”一席问答，使在座的宾客无语相对，个个伸出拇 指，称“神人”。

医时救弊　弘扬中医

在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方面，施今墨具有十分开明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主张中西医团结合作，促进中西医学交流，共同为人民健康服务。

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获胜。据施今墨先生之子施小墨先生介绍，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其父施今墨先生正多方寻求支持，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别无他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当晚，施今墨便赶赴为汪精卫的岳母诊治。施先生仅凭把了一下脉搏，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说到她的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

施今墨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 再来为我复诊？”施今墨这回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谦虚地说“试试看”，而是坚定地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您的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病了这么多天了，怎么可能一诊即愈呢？”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真的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这时，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为了答谢施先生的救命之恩，汪精卫特意亲自题字送匾。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当时汪精卫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民国25年（1936年）1月1日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以下称《文医》），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发展中医。《文医》不但着重研究中医理论，有“专著”、“医学商讨”诸栏，还注意介绍成功病例，如专栏“名医验案”。

在治疗上，施今墨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的听诊器、体温表、血压器、化验室结合起来。在他主办的《文医》半月刊上，多次刊 载“中西病名对照表”，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1941年，施今墨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京、上海、 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助创办中医学院、讲习所、函授班、研究班等，培训和训练众多中医人才。1946年11月，被选为“国大”代表及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曾多次提出发展与改革中医的建议和方案，均未被采纳。

解放后，施今墨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被选为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在平安医院、协和医院、儿童医院、铁路医院等北京各大医院工作，还担任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顾问等职。对呼吸、心血管、消化系 统的病症和糖尿病、肠胃病、妇科病等均有研究。

学术高超　火尽薪传

施今墨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

他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

施今墨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 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 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 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施今墨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

施今墨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1969年春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8月22 日病逝于北京，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作出最终贡献。施今墨的门人根据所存医案等整理编撰成《施今墨医疗经验集》、《施今墨医案》、《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文章原名《京城四大名医之施今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