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杭扇在宋室南迁后更为出名。当年有很多扇画艺人和制扇工匠随着皇室的搬迁，集于杭州。南宋王朝的统治者们暂把杭州作汴州，制作扇子也成为点缀南宋新都繁荣的一项重要行业。杭州清河坊之东有一条扇子巷，就是当年制扇作坊集中之处，扇子巷之名沿用至今。杭州兴忠巷有座扇业祖师殿，据扇业会馆碑文所载，此殿重建于1888年，当时勒名捐助者有139户。祖师殿神位牌上供的整、琢、砂磨、糊、揩等业的先辈老艺人，共有462人，可想见当年杭州扇业之盛。祖师殿供奉的扇业祖师称为“齐纨”。据说是周代的一路诸侯，系扇子的创始者，但已无法深考。 

王星记扇庄创始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创业时同百年以上老店林芳儿、张子元、大型扇庄舒莲记相较，在年代及规模上较逊一筹，但谈杭扇者莫不道及王星记。王星记扇庄之产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杭扇的代表。其经营发展情况，亦反映了百年来杭州扇业之基本面貌。

王星记扇庄创始人是王星斋，故原名王星斋扇庄。王星斋的父亲及祖父，都是扇业工匠。王星斋从小就跟随他的父亲学做扇子，继承了父亲一手好手艺。他又肯苦心钻研，20多岁时已经成为当时杭州制扇作业中一个砂磨名匠。

制扇工种，扇骨扇面之外，主要是砂磨。砂磨中包括拷坯、刮手、炉子（砂磨工作台上都摆着一个小炭炉供烘胶补疵之用）、打磨等工序。有了好的扇骨扇面，还要经过高手砂磨，才能成为一把十全十美的扇子。如扇坯有些瑕疵缺点，经过名匠砂磨，亦可得到矫正。所以砂磨是制扇作业中带有关键性的一环，也是最后一道工序。从劈刀开始到成坯，整个过程，砂磨工都能全部了解与掌握。杭州以往扇庄老板或制扇作坊业主，十九多系砂磨工出身。王星斋学得了一手好工艺，成为砂磨名匠，也就具备了日后创业的基本条件。

王星斋艺成后，在杭州三圣桥钱部记扇子作坊做砂磨工，附近周叶闻弄有个陈益斋开设的贴花制扇作坊，专为舒莲记老扇庄加工制作高级泥金花扇。陈益斋一家人都是贴花能手，贴花是加工泥金扇面一种主要的工序。舒莲记出名的泥金花扇，很多都是由陈益斋作坊加工的。陈益斋知道王星斋不仅手艺好，人也能干，就招王星斋为女婿，将长女陈英配给他。陈英在其父亲的传授下，亦做得一手好泥金扇，贴花洒金，技艺极高。以后王星记所出产的最为擅名的回泥（冲真金全满）、真泥（真金全满）花式黑扇，珍品多出于陈英之手。陈英不仅是个贴花能手，而且勤俭刻苦，也是一个好当家。结婚后，家里就是一个小作坊，每天除料理家务外，都是日夜下场，辛勤操作。业务忙时，终宵不睡。其后年至70余岁还带了老花眼镜日夜做扇子。对子女及雇工学徒管理也很严，原料不肯浪费一点，产品检查尤为认真，因此既能减低扇子成本，又能提高产品质量。夫妻二人既有了祖传手艺，加上经营管理得法，逐渐由小作坊变成手工场。

开始，王星斋在其岳父的帮助下，自己精选一点货坯，夫妻二人精工细镂，制造一点成品去零星贩卖。当时能做这种高级花扇的作坊不多，而王星斋的扇子又特别精巧，独具风格，因此销售很快，赚头也特别好，开始有了点积累。在1893年前后，即去上海城隍庙开起一爿季节性的小扇子店，每年到夏令季节，王星斋即将家庭作坊中夫妻二人所做的扇子，运到上海去卖，并开始做点批发。由于资本少，人手有限，选料加工又特别认真，因此出品数量不多，每年不过数箱而已。

当杭扇鼎盛时期，扇与丝、茶齐名，被人视为杭产三绝，不仅远销各地，而且是献给皇室的主要贡品之一，故又称贡扇。王星斋夫妻所制的高级花扇，深为宫廷贵族和一般文人骚客所喜爱。王星斋巧制贡扇的名声，日益远播，京津一带顾客前来定货者，应接不暇，销路畅，价钱好，获利颇厚。名气传开以后，业务大好，供不应求。王乃于1901年去北京，于杨梅竹斜街开起王星斋扇庄，扩大范围，增加品种数量，这时王星斋已由一个制扇作坊小业主，逐渐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了。

王星斋去北京开设批发庄后，其家中作坊搬到祖庙巷，由其妻陈英掌管，雇用工匠，招收学徒。雇工人数，据王星斋的女儿王素贞说逐渐达到五六十人，已经成为一个中型的制扇工场了。其雇工工资的计算方式，有计时与计件两种：计件工资，一般是发料加工，工人作息时间比较自由，但对产品规格要求特别严格，稍有缺点即不予验收，如不改进即停止发料，等于解雇。对计时工资，工作时间很长，立夏以前，每天是从上午7时至下午9时，在12小时以上（1927年后，不再做夜工，但每日工作时间仍在10小时以上）。工资标准，不论技术高低，每日约为三四角钱，每月不超过银币12元，病假、事假工资按日照扣。陈英每天下场，监工制扇。她自己每天都做到深夜。不论计时与计件，尽量要求延长工时，减低成本，提高质量。雇用期是有季节性的，一般是从6月至12月为一期，旺季来时，到处找人，淡季一到，即予解雇。如次年继续雇用，则给予一个月的工资作押信，到年终扣还。

王星斋开设扇庄后，通过发料加工、预付货款、收购成品或半制成品等方式，控制了一部分中、小作坊，以此来扩大生产。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扇坯是向农村收购的。有些地方农民每在秋收后，卖出粮食买进扇坯原料，进行家庭副业生产，扇庄在春夏之交下乡收购。还有一些扇坯是向农村中的制扇作坊整批收购的。农村扇坯作坊平时零星向农民收进，或者是农闲时发点原料给妇女小孩加工，所给工价都很低。扇庄向农村作坊整批收进这批扇坯后，质量好的留给自己工场加工出售，质量较次的则转卖给其他同业，或转发给其他作坊加工后，再卖给中小城市的零售商店。王星记通过这种经营方式，获利亦颇厚，营业蒸蒸日上，声誉渐起，与生产著名黑白花扇的张子元、舒莲记，并称为杭州扇业的三大名庄。

王星斋在北京开设扇庄后，由于出产的名扇独具风格，深为官场中人所欢迎，其业务逐渐有压倒舒莲记之势。舒莲记老板舒青莲为了与王星斋争夺营业，运用其雄厚资金与传统进销关系，控制杭州几个出色的作坊，以保持其名扇的垄断地位。1904年又捐银千两，买了一个道台官衔，出入官府，结交显要，在家里兴建桂花厅、鸳鸯楼，经常设席摆宴，宾客满座。这样一来，官府所需要的扇子，几为舒莲记所垄断。王星斋高级花扇的销路步步下落，扇庄营业惨遭打击。王星斋感到一时无法与舒青莲竞争，乃改变经营方针，撇开高级花扇，面向一般市民，生产经久耐用浸水而不走样的黑纸扇，在市场上逐渐打开了销路，才将营业维持下来。这种黑纸扇，以后亦成为王星记传统名扇中一个最主要的品种。

1909年王星斋病故于北京，其时子女尚幼，扇庄业务又遭挫折。其妻陈英带了11岁的儿子王子清前往北京，料理王星斋后事及北京扇庄业务，寡妇孤儿，景况颇为凄凉。北京的荣宝斋，天津的华锦成，都是王星斋扇庄的多年老顾客，陈英都一一去拜访他们，向他们倾诉苦衷和困难，请他们帮忙。他们感到多年交易情谊，不无同情之感，而且想到能把王星斋扇庄继续维持下来，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有利的。他们对陈英说：“以后叫你儿子来跑跑好了，我们会照应他的，你自己不必常来，在杭州继续营业好了。”陈英以后到北京跑了几次，等到儿子王子清十四五岁时，就叫他在北京继承他父亲的扇庄业务。

民国以前的杭产高级名扇，除供士大夫一流人物应用外，主要是为宫廷贵族服务的。后因清室被推翻，这些人物趋于没落，杭扇销路骤落。同时，日本半机械化生产的扇子倾销各地，因其成本低，式样亦灵巧，夺去大部分扇子市场，而湖南出产的白纸扇又低价销售，杭扇多因滞销而亏本。杭州扇业出现了极不景气的现象。王星斋扇庄与作坊亦只能勉强维持门面。王子清一筹莫展，一度在北京东安市场开了一爿王星记小绸庄，在债台高筑、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度过了一个艰苦阶段。

1927年大革命以后，工商业市面逐渐南移，各项行业稍有起色，王子清想重整扇业旗鼓。他一方面钻研行销国际市场的日本扇子和法国扇子的特色，改进中国扇子，以图打开外销；同时又继续发扬本庄名扇的优秀传统，适应顾客需要，期能重振内销市场。但要打开局面，必须在杭州开辟一个像样的门市部，始能广事招徕。要在杭州设立门市部，就必然要再与舒莲记发生竞争，如不能压倒舒莲记，门市业务就很难开展。这时舒莲记老板舒青莲已死，其子孙正闹争产纠纷，且多吸食鸦片，挥霍无度，营业已在逐年减色；后又遭了一场火灾，损失五六万元；造了一穴寿坟，花了两三万元；改建店屋楼房又费去四万余元，资金日短，债务日增。王子清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开辟门市部与舒莲记竞争的大好机会。在亲友帮助鼓励下，即在杭州太平坊巷口舒莲记对面，租进一个四开间的门面，大事装修。1929年春天，门市部正式开张，名为王星记扇庄，以三星为商标，向政府注册。不过舒莲记扇庄虽已在走下坡路，究系久霸扇坊的老店，声势犹存，王星记欲与之竞争，是杭州人俗话所说的“饭店门前摆粥摊”。王子清也知道这场对台戏是不易唱的。为了扩张声势，除大事装潢门面外，不惜花费大事宣传，在报刊杂志、日历上或电影院里，以及主要公共场所，均大做广告。备足各种传统名扇品种花色，陈列于玻璃橱窗里，入夜，耀眼的霓虹灯光彩夺目，使行人为之止步。对上门顾客，多方迁就，殷勤招待。而舒莲记自恃牌子老、摊子大，不事宣传装潢，石库门内暮气沉沉，对上门顾客，仍是老气横秋。于是往日之趋于舒莲记者，今则掉头转趋于王星记，批发门市就逐渐被王星记拉过来了。这幕对台戏做得有声有色，压倒了舒莲记，王子清对自己的企业前途也就更有了信心。

1929年杭州举行西湖博览会，王子清认为这是进一步打开内外销业务的大好机会。于是挑选各档精制名扇，参加博览会陈列竞赛；又编印王星记名扇品种价目专册，大事宣传，雇用外语翻译，招待外国来宾顾客，上门参观选购。博览会开会期间，王星记的扇子被购买一空，还接到国外两年订货，外销业务亦因以打开。又以介绍提佣的办法招揽顾客。如开汽车的、拉黄包车的工人，以及旅馆服务者介绍来的生意，均给予成交数额5%至10%的佣金。又联络书画名家，寄售书画。一时生意兴隆，冠于同俦。这样，在博览会中王星记又战胜了舒莲记。王星记终于成了杭州扇业中惟一名庄。

文章原名《王星记扇庄》，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