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临安志•浙江图》：“炭场”。今南星桥三廊庙附近为“浙江第一码头”所在地，此地向为钱塘江在杭州段的最主要津渡，南宋时有驿站“浙江亭”在其左近。由此向西至闸口白塔一带，则是南宋重要的水运物资交易市场。

王居正当时就懵了，世界上有这样的炭吗？什么炉子非得烧这样“奇葩”的木炭？在听到什么胡桃纹、鹁鸽色时，王居正身旁的一群小吏也面面相觑，也都惊呆了。小吏们在衙署里不知怎说，可跑到外边一会儿工夫，就把这事宣传得家喻户晓，大街小巷人声鼎沸，喧闹得不行。

要说南宋时胡桃纹、鹁鸽色的木炭还真有。王居正向隔壁州府一打听，也就死了心，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胡桃纹、鹁鸽色，而且一些地方官府已经上缴了不少这样的“奇葩”。想想郁闷，王居正干脆抗命不干了。幸好朝廷对他新的任命随后就来了，让他有机会向皇帝当面递上了话。王居正说：“明摆着转运司这次的木炭征收太过分，对上有损陛下盛徳，对下扰民太甚，还请陛下明察！”

高宗打了个哈哈说：“不对吧，朕平时对自己的衣食尚且不问美恶，几根冬天烤火取暖的木炭，岂有可能去讲究它的纹色？”

王居正暗想，亏得我和您面对面说话，不然这事还真搞不清楚。他说：“陛下如果不信，可以马上叫人去宫里取几根现在用的木炭来，一看便知。”高宗叫人取过炭来，一看真傻眼了。史载这时候高宗皱着眉头说：“当下艰难岁月，岂能这样扰民？可令速罢。”

扰民的“御炉炭”就此作罢。这件事涉及江南几个州府，可见当时一个皇城大内的用炭量就非常大。大到多少程度呢？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用数据说话了：

绍兴三十年（1160），“御炉炭”死灰复燃又回来了！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樊光远以忍无可忍的言辞向高宗报告说，他严州一个小地方，每年却要输送“御炉炭”74500斤！这次虽然没提胡桃纹、鹁鸽色，但出的价码低得不行，百姓烧炭的本钱都不够。这样下去，还让人活不活了？高宗接到报告也是没辙了，想了想只好再次罢去“御炉炭”。

这里仅仅是皇城大内所需的用炭，折算下来，一个严州平均每天需要供给200斤以上，才能满足需用。但估计“御炉炭”的征收对象肯定不止一个地方，如果同时课征的是四五个州府的话，那大内每天的用炭就是上千斤，每年就是三十多万斤！这还不包括临安城里其他官府、窑场、民户等日常所需。如果包括了那又会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我们现在看来，当年临安城烧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日常生活所需燃料是选择烧炭还是烧煤（石炭），宋人多有不同看法。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说，若能利用“石油”最好，胜过烧炭和烧煤，烧炭 对植被破坏太大，烧煤则对大气污染极大。他曾写过一首开玩笑的《延州诗》说：“二郎山下雪纷纷， 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最后一句是一种夸张但也很形象的形容。南宋庄绰《鸡肋编》说到，当年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汴京城里，没有一家是烧柴的，全靠煤炭。汴京城里的燃料以煤炭为主，应该是事实，但说没有一家烧柴，肯定说过头了。我们今天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确实 没看到煞风景的滚滚浓烟，但画中存在两处烟囱。

到了南宋，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临安城缺少煤 炭来源，不可能套用汴京城的能源消费模式的，所以主要燃料品种只能以柴、炭为主。这也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

临安城日用燃料既以柴炭为主，但是以烧柴为主，还是以烧炭为主？从现有文献资料看，燃料的交 易场所以“柴场”为多，共有21处。但这很有可能是柴、炭同在一个场所交易，并无严格的市场区分。而从消耗量分析，又以炭在“炭场”的吞吐量更为可观。《宋会要辑稿》记载说，光宗绍熙元年（1190）四月十七日，诏令临安府出面，禁止贩运柴薪的客商不得侵近临江居民的屋舍。江岸柴薪交易量之大，竟到了扰民的地步，但炭也应包含在这个“柴薪” 之中。

至少，在皇城范围内及其周边地区，应当是以烧炭为主的。南宋初期的修内司官窑就建于和凤凰山大内一山之隔的万松岭一带，没过多久，官窑又搬迁到临江靠近炭场的乌龟山郊坛下，都算是在大内的“贴隔壁”。如果官窑的龙窑每天净烧的是柴草，那个烟熏火燎对大内、对皇上是不可想象，也不能允许的。

一个皇城内的耗炭量每天至少在200多斤以上， 则临安城总体上日均用炭量至少在十倍之数，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临安城的人口约在百万之数，少说也有十多万户人家，放到今天都是一个大城市。从《武林旧事》等文献记载看，用炭在临安城民间甚 为普遍，以至出现了一种外地所无的京城新特产——炭墼，即用模具紧压碳粉，定制成根状的炭制品。临安城由此也生出“打炭墼”这种本地特有的专业手艺，不少人以此作为营生。炭墼这种燃料制品因为耐烧而很受欢迎，临安城居民纷纷用来取暖过冬，由此还形成了寒冬季节“家家打炭墼”这种特有的民俗。明代《西湖游览志余》所记载的南宋临安这一民俗说：“杭人以冬夏二至后，数九以纪寒暑，云：……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家家打炭墼”或许为夸张之语，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民俗现象，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见，整个临安城的日均耗炭量数以千计以 至上万斤，都在情理之中。而城南“炭场”的交易规模及其吞吐量也是可以想见的。

江边有“炭场”，城中有“炭桥”（见《京城 图》），时间上更早的《乾道临安志》还记载了临安城候潮门外和余杭门外的一南一北两座炭桥，这些都说明那时的柴炭供应渠道，基本上以江河水道为主。柴炭的出产供给地自然也与钱塘江流域相关。《梦粱录》记载说，临安城所需柴炭大多来自钱塘江上游严、婺、衢、徽等地区。在《浙江图》上，“炭场” 附近设有“都税务”“龙山税务”等官方机构，可见在此交易的柴炭数量的巨大。而“炭场”因为在城南沿江一带，不但对皇城大内用炭提供了便利，而且对用炭量颇大的官窑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南宋官窑的搬迁案例，就足以说明这个炭场的作用。

柴炭出产地因为临安城较为稳定的产品需求，获取相应可观的经济利益应是事实，但由此带来对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是不容回避的。庄绰《鸡肋编》就说到，因为皇帝驻跸临安城，原本吴山青、越山青的广大山林地区，现在因为砍柴做饭的需要，“岁月之间，尽成赤地！”由前面介绍可见，临安城对于炭的消耗量极大，耗炭量越多，对于临安城来说，就越能减轻因烧柴而引起的弥漫烟雾的危害，但对于木炭原产地来说，如此巨大的烧炭量无疑会损害当地的生态环境。一般来说，木材烧炭的产量比例是5斤木材 出1斤炭。1万斤炭就得砍烧5万斤木材，所以一年被砍伐木材之数估计在上千万斤。可以这么说，临安城的能源供给保障，是以周边地区民众付出极大的环境代价作为基础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量烧炭虽然牺牲了附近州县的环境利益，但临安城终究免于类似“石烟多似洛阳尘”这样的大气污染，这对临安百万民众来说，又是极为幸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