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者记：张继亭，祖籍苏州，1929 年出生在杭州，祖上都以航运为生。他是最早参 加杭州航运公司的老人之一，在公司一直工作到 1988 年退休。 当上船工，来到杭州 船上人的家总是和水一样，漂来漂去，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我小学毕业了。我的成绩还不错，考上了苏州挺不错的私立肇基中学。但是家里穷啊，没有钱，那就只能跟着父亲到船上当学徒去跑船。船上老板待人还不错，看我还小，也挺照顾我的。 最开始我跑的航线是苏州到南浔。在船上做学徒，一开始就是学生火，发炉子，后来就做加油工，再后来做副司机，最后做到大司机。我们船工学徒不像那些手艺人，要什么三年学艺，半年帮师。只要技术稍微熟练一点，其他地方要我们去，我们就能去了。 这样的日子里，我跑了很多条航线。大的有嘉兴到湖州、苏州到嘉兴、湖州到杭州、湖州到上海，小的有苏州到唯亭，湖州到泗安、晓墅、长兴、梅溪等等。这一年的下半年，我父亲向别人租了条船，自己开。船开的是唯亭班，就是在苏州娄门到唯亭之间跑来回，三十里水路，一天跑两班。那条船租来时，说好是不带司机的，父亲就叫我去做司机，他做老大。没想到，开了没几天，国民党政府派了个人来，说这条船老板在抗战中做过日本人的副官，这条船是敌产，要没收。我们父子俩眼前一黑，花了大价钱租来的船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敌产了，租佃没得还不算，一下子连工作都没了。 
船收掉了，我只能又到处找活。接下去，我又去了湖州，开湖州到嘉兴的班船。这船开了两年，就解放了。解放那一年底，碰到一个朋友，他是德清新市人，又邀请我去开新市到上海的线路。 新市到上海的这条线开了一年后，杭州光明公司有条光明号出租到这条航线上来，我就到光明号上去干活了。光明号是条老船，小毛病很多。跑船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烧柴的锅炉拆开，弄清楚了里面的毛病，又专门到上海万盛铁工厂打了一个炉刹，把原来的换掉。湿的柴很难点着火，我就教大家用排气管里的余热来把湿柴烘干。这些办法都很灵，我跟着船跑了三个月，这条船也就没有抛锚过。 
三个月满，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本来应该回到新市去，但是我却跟着这条光明号到杭州来了：光明公司说说在杭州，实际上是在塘栖，老板手里有两条船，一条叫钱塘，另一条就是光明。在塘栖的那几天里，我闲着没事就在花园桥边的茶楼里喝茶。有一天遇到光明公司的老板。老板问我接下来到哪里去，我说我还是回湖州去，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湖州，路子熟，朋友也多。他挽留我，要我留在光明公司，不要跑来跑去。我心里知道，因为这三个月里我把这条船弄得很好，我的技术有了信誉，所以他才想留我。别看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才二十出头点，但是我入行早，经验足。要知道那时的机器质量不像现在这么好，经常需要修理，我看得多，实际操作经验多啊。老板开口，我就不好意思驳他，那我就留了下来。这条船上还有个人叫何永泉，他是个多面手，船上什么活都能做，也留下来同我一道在光明号上面，他后来还做到了省级劳模。这样我就一直在光明号上干到1956年。 1956年，大家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后，我们就再不用过“一年十八家”的日子了。老底子我们杭州跑客运以钱塘江为界分两片的，北面下三府的撑到杭州就到底了，钱塘江那边上八府的船也不会跑到我们下三府来。我们的八家公司里，胜利、翔安、杭甬、宁绍四家是两家两家对开，开湖州、湘越、新安开震泽的，还有两家，一家开洛舍，一家开菱湖。这个八家公司，最早组成了航联社，我们叫轮船互助会，我是互助会的工会主席。 解放后那几年，我在光明号上做，每个月能拿十斗米的工资。想想日子好过了，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么也差不多了，应该找个人安家了。我爱人潘秀英比我大一岁，祖上是绍兴人，可以说是“杭州萝卜绍兴种”。结婚前几年，她在杭一棉当生产班长。我们两个都是团员，在当时都算是进步青年的。两个人也说得来，就决定结婚了。1954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结婚了，挑日子就觉得是劳动人民光荣嘛。那天上午我们还去上班，下午我们请了个假，把租来的房间打扫一下，就算婚房了。那个房间在拱宸桥头的大同街93 号楼上，一共14平方米。那个房间我们一直住到1979年，航运公司在小河造了职工宿舍后，我们才有了40多个平方的自己的房子。到了1984年，我们又搬到了朝晖四区，房子越来越大，日子越过越好。 说起来，我们航运公司和纺织工人结婚的不少。那时的纺织厂很多的，规模还都很大，纺织女工多得很。这些厂为了运输方便，都是造在运河边上，像我们这里的杭一棉、浙麻、杭丝联就不用说了，就连塘栖也有好几个厂，德清武林头也有厂的。这些厂里的纺织女工到杭州来都要坐我们的船，一来二去，我们公司的一些青工就和纺织女工结婚了。 我是喜欢在船上的，公司领导两次把我拎上来，我又两次下去。第一次是1957年，交通部在无锡搞了一次全国的舢板远航比赛，地点放在五里湖。杭州市体委抽了一些工人作为运动员去参赛，因为我既能开船又能修船，所以我就被公司推荐去参加这次比赛。回来之后，公司觉得我不错，就把我调到机务科做管理工作。第二年“大跃进”，公司又调我到三里洋去搞小高炉、又搞造船厂。回来后，因为我有文化，公司又调我到宣传科。 作者系杭州市非遗保护中心馆员 文章原名《杭州航运一本账——船工张继亭访谈录》，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