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理洋务 才大心细

19世纪60－90年代，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统治者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教乃至外交各个领域开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旧时称这段史事为“同光新政”，后被历史学家命名为“洋务运动”。

与胡雪岩关系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著，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科技的 《海国图志》，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推崇备至。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他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

早在率所部与“常捷军”在浙江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就已深深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在担任闽浙总督以后以及陕甘总督任内，正式创办洋务事业。

办洋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举，急需谙通华洋事务的人才，加上那时的左宗棠为了对付太平军余部和捻军、解除西北边患，还是横戈立马、忙于征战，为此，其洋务事业少不得又要借重与洋人有来往而又办事精干的胡雪岩了。

公元1864年11月，调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离浙赴闽。到了福建，见军政、吏治、民生因循粉饰、凋弊已久，就于第二年正月上了一个奏章，说“今欲修明政事，必先求治事之才”，要求把当时已有“福建候 补道”头衔、在浙江的胡雪岩调入福建，获得同治皇帝的谕允。

1866年，在胡雪岩的献议下，左宗棠上奏朝廷，要求在福州创办一个船政局，马尾船政局 他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大轮船不可。”并提出造船的五年计划，预算300万两，他还期盼通过造船实践摸索出经验，提高中国的制造能力。

左宗棠的建议获得清政府的批准。这年8月，他亲至福州海口罗星塔购买马尾山下200多亩农田作为厂址，由于选址马尾，福州船政局又叫马尾船政局。左以胡雪岩“为不可多得之员”，派他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共同商定《船政事宜十条》，制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凡马尾船政局的局务及出入款项，都由胡雪岩一手经理。

正当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出关镇压回民、捻军起义，平定阿古柏政权。为了避免处于草创阶段的福州船政局半途而废，左宗棠荐举林则徐的女婿、原江西巡抚沈葆桢继任福建船政大臣，同时奏明清廷，称胡雪岩“才大心细”，“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之人”，表示可赋此人以重任。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离闽赴陕。左宗棠身虽西行，心犹东注，他与沈葆桢、胡雪岩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对福州船政局的建设仍倾注热情。而留在福建的胡雪岩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自然也不敢辜负左文襄的嘱托，他辅佐沈葆桢，承担了筹措工料、聘请匠师、雇工、开艺局（技术学校）等具体而又重要的事务。在他的辛勤奔走和筹划下，船局聘请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向国外订购了机器、大铁船槽，引进外国（主要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还设立了“求是堂艺局”，招10余岁的聪俊少年，延聘洋师讲授外语、图书、算学，培养督造、管驾等方面的技能。随着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及储材厂的相继建成，公元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第二年6月10日，该局建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万年青”号（排水量1450吨）下水。到1874年，这个局共造出15艘船，而且已遣散外国师匠，自行制造。

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在抵抗外国侵略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1874年夏，日本利用琉球渔民被害事件为借口入侵台湾，沈葆桢亲赴台湾布防，当时调用的军舰和商船都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在10年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海战主力福建水师就是用福州船政局生产的船舰装备起来的。船政局还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用新式军事、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海军军官、造船专家和技术人员，船政学堂人才辈出，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邓世昌、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还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就开始考虑发展民用工业。做了陕甘总督以后，左宗棠在西北地区除了先后办过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等军工企业外，还把创办民用企业的决心付诸行动，准备创办甘肃织呢总局。

1877 年冬天，被原上海文史馆馆员秦翰才（1896—1968）称为左宗棠身边的“机械化的总 兵”、掌握了近代科技知识的甘肃制造局委员、广东人赖长用自造的机器把当地所产的羊毛织成一段呢片呈送左宗棠验看。左宗棠将它与本地所织的“褐子”和外国输入的洋绒相比，觉得赖长所织的呢片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牢固耐穿，而且比褐子美观多了，有心想推广 织造。可赖长说自制的水轮机不敢自信得用，若是购得外国机器更省工力，就可大规模兴办起来。

第二年，左宗棠把赖长画的图样随信附上，寄给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雪岩，嘱咐胡雪岩购置全套织呢、织布火机，为边陲开机制先例。

在获得清廷批准后，胡雪岩就按左宗棠的指示，在上海与德商泰来洋行接洽购机事宜，托泰来洋行经理嗲喱己（R．Tege）代为在德国购置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后来，由胡雪岩经手，向德方定购了全套小型的毛织机器，包括每架360锭的纺机3架、织机20架，洗毛机3架，其余有和毛、烘毛、刮毛、修毛、染色和磨光等机多架，还配有24匹和30匹的蒸汽发动机各一台。胡雪岩雇请德国技师去安装机器和传授技艺。

1879年春，机器开始运往兰州。当时，大小机器共有4000箱之多，先由德国运抵上海，再用招商局轮船拖运到汉口，用民船运送上岸后，动用千百人力、兽力和大车，抬的抬，驮的驮，载的载。由于机器笨重，交通工具落后，加上山道崎岖，很多路段是边开山劈路边运输的，最后一批机器直到1880年5月才运抵兰州。这年9月16日，工厂正式开工，其时只开一半织机（10架），每天成布8匹，每匹长50尺，宽5尺。

甘肃织呢总局虽然不到3年就因交通不便影响销路、锅炉炸裂等原因而停工，但作为我国第一个机织毛纺企业，它在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树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强求富的典范，并为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培训了技术骨干。

西北地区缺雨干旱，地亩收成多寡取决于渠水多少。1877年，西北大旱，左宗棠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挖泾河。身为上海采办转运委员的胡雪岩受托访求开河机器，他向德国购买了一套，并雇了几位德国技师。1880年秋天，机器连人都到达泾源工地，先开了一条长200里的正渠。由于渠底布满坚石，人力施工有很大难度。为了把渠加得宽些、挖得深些，也为了使工程进展更迅速，德国技师建议再买开石机器，胡雪岩又受左宗棠的委托，添购开石机。尽管机器办来以后的工程情况因无记载而不得知，但距此20多年后的1908年， 宁夏知府赵惟熙招商承办甘肃宁夏垦牧公司时，这些 机器还在。赵惟熙派洋工程师前往察看、增修，以备应用。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在古朴荒凉的西 北高原用西洋新式机器开河凿渠，可算是个创举。

此外，左宗棠还曾聘用德国技师未海厘在距肃州城不远的文殊山尝试开采金矿，采金的一副小机器就是胡雪岩捐购的。左宗棠在新疆引进蚕桑，发展农业生产，胡雪岩在浙江代募熟悉养蚕、种桑的人以及种田能手，送往新疆，向当地百姓传授生产技艺。

左宗棠曾残酷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应予谴责，但他办洋务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被镇压，而东南海疆、西北边塞的民族危机显得十分尖锐，所以，其所办的洋务事业在抵抗外国侵略者、开发大西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左宗棠的洋务事业中都有胡雪岩的一份功劳，难怪左宗棠在写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称赞胡“阁下创议之功伟矣”。

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在办公事的时候，自然不会忘了角逐营利。1866年，左宗棠在奏设福州船政局时就曾说过：引进外国机器，开办造船厂，是破天荒的事，机器好坏也难以辨识，所以托人购觅时，要宽给其值，但求质量上乘。这个“宽给其值”就给经手采办的人留下价格上的“虚头”。胡雪岩在经办洋务中到底得了多少“回扣”，虽然无从推算，但他公私兼营，使自己的私囊在这个时候急剧膨胀起来却是事实。不过，他协助左宗棠举办洋务这个行动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