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国学新知”讲座第十一期在华中科技大学东五楼406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宋史研究漫谈——对话•材料•议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前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邓小南教授主讲，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罗家祥老师主持，雷家宏、夏增民、陈文龙等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社科院等单位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研究生也参加了讨论。 
一、对话 讲座伊始，邓小南老师提到9日晚武汉大学就“多学科交流和青年教师的培养”这一主题展开对话，而多学科的交流是需要以保持各个学科特点为前提的。这种交流并不是抹平各学科的特点，而是应该强强对话，把各学科特点包括其真谛吸纳到历史学中。历史学既是一个学科门类，也是一种认识问题的方式。历史学研究从考订材料、追寻真相着手，虽然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不能够被我们整体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追求真相的权利和要求，这也是历史学者的职责所在。然而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现实中不复原样存在，无法直接体验观察，这就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心存警惕。历史学与其它学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历史学是一门立足于反思的学问。历史已然成为过去，如果没有反思，那么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就没有了意义。反思需要问题意识的推动，以“问题”带动“观察”，只有历史地思索，资料才具有“意义”，才成为“证据”。 
接着，邓小南老师以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引出不同学者关于历史的多种看法。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所面对的历史事实之间永不休止的对话。历史学研究也应该从“对话”开始。当前国际学术界非常强调学科之间、学者之间的对话，学术交流大平台已经形成，所以我们研究的目光也要在国际学术界找到定位。 2014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采用“对话模式”举办“Middle Period China Conference”主题会议，反响热烈。2017年莱顿大学再次举办“Second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ese Humanities”主题研讨会；在日本，研读与合宿是多年以来不同学校、不同领域的人为了集体学习、讨论而保留下来的传统；台湾自2014年前后推行“青年学人论文精进计划”，论文在讨论的背景下获得反复推敲和修改。对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学习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坦诚、直率的学术对话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为推进方方面面历史研究的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自不同背景的学术观念，日益频繁地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学者们有了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深度对话的意义愈益凸显出来。所谓“深度对话”，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对彼此学术语境的关注、追溯与理解。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时代学者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切实有益而减少误解。 除了以上学术会议、集中讨论的对话模式，师生之间也存在一种对话模式。邓小南老师向大家展示父亲邓广铭先生在读书过程中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写作》这门课程中的一篇习作。胡适当时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人物，对于本科生的习作批改可谓极其认真，批注当中给予邓广铭先生文字的运用、事件的讲述等方面的指导，更是鼓励邓广铭先生走上治学之路。这一本科的学习经历奠定了邓广铭先生一辈子的学术道路和整体研究方向。师生对话是多方面的，课堂之上、课下辅导之外还有书面对话，包括阅读的过程也是在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学习学术“对话”，坚持“问题”意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学术脉络，了解学术环境，自知长短，如履薄冰，从而探求学术竞争中的“出路”。 
邓小南老师认为，人文学科注重精神价值、注重人生过程中人文精神的滋养，这些很难用数据来衡量。一流的大学要看是否有一流的学者、是否有做出一流的贡献的著作，如果缺乏人文价值的追求，那么人文学科将无法建设。 接着，邓小南老师回归到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宋史。对于宋代，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得到迥异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朝代能够像宋代一样拥有着非常两极化的评价。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去认识宋朝？观察宋代版图，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宋代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它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疆域最为狭小，周边始终受到其它民族的压迫。南宋史家章如愚说过：“天下大势，分为南北”。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影响上。如果我们把10-13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我们会看到相当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的地带；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帝国的辉煌与苍凉在宋代得到充分体现。宋代的历史值得再认识，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的研究空间。 二、材料 关于历史研究的材料，邓小南老师讲到两方面的内容。首先，邓小南老师回应讲座伊始提到的历史学科特点，提出历史学科应该从材料出发，细读文本。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有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电子资源的普及以及获取渠道的日益简便为我们历史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如果不能够充分利用，习惯于借助数据索引而停留在表面的表浅式阅读，反而不利于学习的积累与提升。其次，邓小南老师提到伊川先生的观点：学者先要有疑。邓小南在《田余庆先生的尊严》一文中写到：“针对学生的疑难，先生曾经说：找不到研究题目，找不准研究方向，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大忌。我毕业留校后，有一次和田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的困惑：有些问题，读的材料越多，越不敢下笔撰文。先生拍拍我的手背，勉励我说：这样就对了，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真正找到感觉。”我们不仅要能提出疑问，并且要能提出正确方向的问题，才可以选取适当的材料为我所用。 
三、议题 历史研究的议题方面，邓小南老师从以下五方面进行归纳。其一，议题的选择可以是回应海内外重大关切。目前有很多人关注某一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这样的选题一般较为宏大，大家做起来可能难以驾驭。其二，议题受框架、假说的影响。日本学者具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乐于提出一些概念性的框架。这些概念主题鲜明、易于把握，吸引较多的青年学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框架概念不可避免会有疏漏之处，招致批评。其三，议题来自材料阅读比较。从文献阅读、史料细节之处入手得出结论，这样得来的研究较为严谨扎实。其四，议题来自问题与追索。邓小南老师讲到台北中研院柳立言先生运用“五鬼搬运”（what\where\why\who\when）的方法来训练学生，强调史有定法，这一方法正是历史研究所要时时面对的。其五，议题来自史料批判。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史料的理解不同，没有哪一种理解是绝对正确的。近些年来，随着书写、解构、知识考古等思路的出现，历史研究者对于材料的层层包裹有了更多的警惕之心，带着这份警觉进行议题的选择也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最后，邓小南老师指出：大家都有自己的学术道路，学术道路是要靠自己摸索的，摸索的过程就像一个桥梁，次第延展，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一步步通向目标。邓老师曾经说过，要走向活的制度史。所谓“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  
提问环节，邓小南老师与到场学生进行了讨论交流，对同学们提出的的问题做出耐心解答。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2017级研究生吕萌园向老师提出如何看待接受史与书写史的问题。邓老师回答到：书写史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接受史是被动接受的同时又存在主观感受的过程，在对两者进行理解研究时，要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虑当时人、当时事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地位。2018级研究生王星提出了文史如何进行对话的问题。邓老师做出分析：首先，我们经常说的“文史不分家”，是指人文科学所共有的一种精神关怀，在这个层面上，文史是可以进行有效对话。另一方面，文史研究方式存在差异，文学更多关注作家、关注作品，把特定作家、作品“拉出来”进行聚焦的讨论。而历史更多的是追求从多方面“推进去”，以期得到一个完整的认识。目前，学科的对话融通是大趋势，然而突破界限并不等于泯灭界限，文史对话应该是立足于双方原有的特点之上。我们历史学科依然要坚持考证、坚持反思。 
邓老师循序渐进，娓娓道来，为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