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酉与我父亲曾是同事，我则与大酉的儿子董艾生相识，从而也知道些这位建筑大师的事。

求学时代的大酉

1899年2月1日，大酉出生在一个世居杭县(今杭州)的家庭。

幼年时，大酉随家人迁居海外，在日本与欧洲一些国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有一次，他随家人到了意大利罗马，参观这座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遗址的城市，对罗马的圆形剧场、罗马斗兽场、大杂技场、万神殿、公共浴场等古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觉得，中国也有许多至珍古建，后代有责任将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便兴起攻读建筑学的念头。

    回国后，考进清华学校，这是一所“中西并重”的留美预备学校。课程设置上特别注重英语，还有数学、地理、国文、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课目。毕业后，学生可插班进入美国就读，以缩短学习年限。1922年，他考取庚款公费留学,离校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于建筑专业。

    两年后（1924年）获建筑学士学位，继续攻读研究生，钻研城市设计专业。

    1925年毕业，获得“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192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美术考古学博士课程（1926-1927），同时在纽约建筑师事务所兼职。

    1928年，大酉进入纽约墨菲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那段时间，墨菲建筑师事务所的业务一半在美国，另一半则在亚洲，承接的最大业务是在中国建造大学校舍，尤其是参与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现代化建造项目。其时，大酉奔波于中美之间。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大酉

    1928年后，大酉回国，在上海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做事。庄俊先生是我国最早留洋的建筑师。年前（1927），他发起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在庄俊介绍下，大酉参与了学会工作。次年（1929），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主席。

    同年（1928），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那时上海市中心地块皆为租界。为了与租界抗衡，当局决定将政府大楼建在郊区的青浦，以解决华界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并提出“大上海建设计划”，与此同时，以发行公债与出售土地的方法筹集资金。

    1929年上海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成立，聘请大酉任该会顾问兼建筑师办事处主任。

    1930年，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

    同年，“大上海中心区域建设计划书”公布，对虬江码头、机场、水厂、道路、铁路枢纽等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包括了市府大楼、图书馆、运动场（今江湾体育馆）、博物馆、市立医院、市立公园、各局办公楼、音乐学院、上海铁路局管理大楼，以及工业区、住宅区的建设。大致上来说，在抗战前上海市政府完成的道路与公共设施，分别有原市府大楼、原五局办公楼、京沪京杭两路管理局大楼、市立图书馆、市立医院、市运动场、市博物馆、市卫生试验所、原上海航空陈列馆等项目，都灌注了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或大酉本人的心血。尤其是上海市府大楼的设计，公开悬奖设计方案，最后由董大酉综合各方意见，并参考了各个获奖方案，另行设计建造。

    这座大楼气魄宏伟，还因建筑是向南，端坐在一个高约一层的仿石质基座上，抬高的宫殿摆脱了古典建筑历来的“平矮”之感，显得高大宏伟。

大酉受过现代建筑学教育，但其建筑设计并未一味追求西方风格，也没有完全采用中式传统建筑方法，而是兼具实用与美观的新现代主义。只是在民族风貌的外表下，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非传统木质结构，内部设施则力求现代化，电梯、卫生与消防设备等，一应俱全，可说中西合璧，使其既具民族特色，又有实用性。

20世纪50年代后的大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酉带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放弃在上海的优裕生活，奔赴陕西工作。到西安后，先后担任西北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西北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主持了西安新城广场改建规划设计、军医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项目。

    1955年，被调到北京公用设计院任总工程师；

1956年，任国家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1957年后，又担任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主持了天津车场道干部俱乐部等的规划设计。时至20世纪60年代，操劳半生的大酋先生，已年过花甲，萌生“南归”之想。不过，上海户口制度严格，很难重返沪上。在建筑学会与国家建设部的会议上，大酉早就结识了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余森文。虽说大酉多年在北方工作，但每到节假日或到南方出差，常到沪杭一带考察，耳闻目睹，对杭州建设与西湖开拓有着独到的见解。说到城市开发利用与景区的建设，他与余森文谈得十分投缘。余森文早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主持西湖园林建设工作。二人对于这个被称为“上海人的后花园”之西湖，有着相同的理念，说到杭州风景资源开发时，话语滔滔不绝，似有相见恨晚之感。

余森文听说，大酉不仅是个杭州人，且有晚年退隐西湖，回馈乡梓之想，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浙江省可以“工作调动”名义将他的户口落实在杭州，并邀请他回乡担任顾问。

有一次，我父亲（龚文千）对我说，大酉以曾任“国家建设部设计院总工程师”这样的职位，可用高屋建瓴的理念说话，不仅能对西湖建设提出真知灼见，还可免除一些杂音。由此，余森文不无感慨地说：“西湖开发如果得到大酉这样一位全国顶尖专家指导，一定会如虎添翼！”

大酋“南归”杭州

1964年，时已65岁的董大酉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建筑设计院顾问工程师。

大酉一生四海为家，在杭州可说没什么直系亲戚，也没有房屋财产，于是，市政府将他一家4人（包括夫人、儿子董艾生与他的一个妹妹）安排住进了劳动路新民里4号市委宿舍（今孔庙后气象局旁）。

余森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从事西湖园林开发建设，尤其是在玉泉打造杭州植物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西湖景区及湖畔西山路（今杨公堤）的建设有些设想。

大约是1964年末的一天，大酋和设计院的一些同事到西山路踏勘。考察完后，边走边议，大家来到西山路口，同行的人指着我家的小屋，对大酉说：“这座房屋是龚工自己设计的，至今他一家人仍住在里边。” 大酉听了，十分好奇，在父亲带领下进屋休息。

当时我家虽只有二个房间，大酉仍细细察看了整座房子，说道：“建筑很有构想，中式斜坡瓦房，二层小筑，背山面湖，依坡而筑，利用坡地落差，进门设置几级踏步。一楼为客厅，落地门窗，西式壁炉；二楼屋内有吸墙的书架与壁橱及一排玻璃窗，视野开阔，能鸟瞰周边景观，可说中西结合建筑典范。”

那天是周末，我也在家，站在一旁，父亲介绍道：“这是我儿子，在读初三。”

大酉听了，细细地看了我一会，说道：“我儿子也是初三，刚从天津过来，在杭二中读书。初来乍到，老是一个人呆在家中摆弄半导体收音机，你过来找他交个朋友罢。”

我母亲见到有客人进来，忙着沏茶倒水，父亲说道：“我太太原是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校友，当过中学教师，现在帮着料理家务。”

大酉说道：“我妻子也是金女大毕业的，不过，学的是家政。”

母亲一打听，原来董师母比自己长了几届，可说是先后同学，无形之中，大家拉近了距离，话题就来了。后来，母亲带我去过董家几次，她们聊的内容大多是抗战时，学校西迁成都，在“华西巴”（“金女大”所在地）生活片断，以及学校西迁内地路上的艰难曲折。

这样七长八短的谈话，由工作聊到了家事。父亲告诉我，他们这些人当时有一个规划构思，想将玉泉植物园延伸到西山路，直至花港观鱼公园，开发一大片景区。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西湖西进”，将游客扩散到湖西的大片地方（上世纪50-60年代时，西山路一带十分旷寂，路以西的地方基本上仍是大片农田鱼塘）。当然，他们设想的那些西湖扩建方案，后来随着文革爆发，无疾而终。直到2000年后，“西湖西进”计划实施，才得以落实，此乃后话不提。

我后来见到大酉的时间是1966年夏天，文革的疯狂已经漫延到了杭州。我到他家去找艾生。大酉见到我，问起我父母的遭遇。我讲到父母受到冲击时的情形，他十分同情，接着，不无幸运地说：“我刚好新调到市建设局，还没有来得及上班。他们不认识我，因此，没有什么人贴我的大字报。”言下之意，似有不幸之中之大幸的感觉。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大酉是1966年夏秋之时，在玉泉的张超昧医师家。那次父母将我也带到了张家。大酉常向张医师请教医药知识。谁也没料到，那次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大酉全家了。

1973年的一天，大酉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选择的方式，堪称是心灵与情感再也忍无可忍的一次爆发，令人慰藉的是，他的精神却通过设计的有形建筑留存下来了，多数已成为“历史文保建筑”。每当见到这位建筑大师的杰出作品时，也让人怀念这位了不起的乡贤的人格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