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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蒋礼鸿的研究敦煌之路
来源:《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  作者:蒋遂  日期:2018-12-17


国人都知道,在丝绸之路甘肃境内,有一座著名的寺院敦煌莫高窟。这座寺院是唐代建立的,莫高窟是佛教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记载了自古以来灿烂的文化。莫高窟有着众多精美的塑像和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劳作。1900年,由于莫高窟一位王道士偶然为之,发现了著名的莫高窟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文字资料被披露,这些资料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证据。

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藏经洞文物除部分资料被政府收集外,遭到了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分子的掠夺,资料散落在欧洲和日本等各地,成为“吾国之伤心史”。

二三十年代中,我国许多著名学者对流落在外的资料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有姜亮夫、王重民、向达等人辗转欧洲收集抄录了大量的敦煌资料并加以研究,建国以后国内许多学者也加入到对敦煌的研究之中。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学术研究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教煌学这门“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显学,已经改变了“伤心史”的地位,中国学者研究成果令世界瞩目。

我自幼常常听父亲蒋礼鸿讲述敦煌的故事,“观音菩萨”“九色鹿”“飞天”这些敦煌文学中的题材,使我从小对敦煌心向往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正在为解开敦煌之谜进行着巨大的努力。


青年蒋礼鸿.jpg

青年蒋礼鸿


也许是敦煌资料中那些非官方的“俗”资料更能引起父亲这位贫民子弟的兴趣,他很自然地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敦煌资料的研究中。

父亲蒋礼鸿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位城市贫民家庭中,听父亲说起过我的爷爷叫蒋洪,奶奶在旧社会是没有大名的,叫作蒋陈氏。爷爷靠缝纫和其他一些手艺维持家用,据说他是能一掌辟开十几块砖的。父亲共有六位兄弟姐妹,他排第五,称为五弟。父亲年幼时就显出对读书的天分,因此亲戚们就说一定要养他读书。靠借债和爷爷微薄的收入,以及父亲在教会学校的奖学金、勤工俭学,一路从嘉兴秀州中学、杭州之江大学(均为教会学校)读到大学毕业。

听妈妈盛静霞说,父亲最初对敦煌的研究还是因妈妈而起。那时候妈妈担任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她在上课时要讲一些古典文学(母亲是研究古文学的)作品,其中敦煌文学也是她所讲的内容之一。由于对敦煌文学中一典故不太清楚,她就向父亲请教,由此父亲就很认真地研究起敦煌学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他毕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父亲对每件事都是非常认真的,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此书虽然只有5.7万字,但是已经引起教煌学界的重视。此后他觉得还有研究的必要,就一次又一次对此书进行增补,直到他去世后,历时37年,共出6版,字数也增加到405万字。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jpg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我想这本被誉为研究教煌的必备之书,称之为“撼山易,撼《通释》结论难”(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规在蒋礼鸿追思会的书面发言)的著作,是父亲一生心血的积累。依我的理解,父亲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天资聪慧。父亲记忆力极强,据说在中学时有位同学做了一首诗,教师要他写在黑板上,他竟然忘记了下半部分,父亲当场走上讲台,把那下半部分写在黑板上。父亲说过,做不做卡片是无所谓的,卡片订起来就是本子,本子剪开来就是卡片。但是他亲口对我说过,如果把卡片一把火烧了,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所以父亲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把读过的经史子集都深深地留存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还能轻易说出某某诗词在什么书集之中。超强的记忆力使他在研究工作中游刃有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也曾经问过他怎么样才能提高记忆,他说理解了就能记住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也许这就是他和常人的不同之处吧。

离不开勤勉好学。父亲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曰《读书隅见》,他在其中说:“时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尤其要抓紧三十岁以前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精力充沛,记忆力又强,又有条件把精力集中起来,三十岁以后,工作、家庭等问题都出来了,头绪纷繁,思想也分散了。吴草庐的诗道’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是他对年轻学子说的,不等于三十年后就不要用功了。

每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勤奋,父亲也是一样的。要研究汉语史就要掌握有汉字以来的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海根先生曾经作过一篇《〈教煌变文字义通释)评介》,文章中说:“蒋先生在撰著《通释》、反复增订的过程中,阅读了数百种资料,其中包括多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二百卷的《旧唐书》、一百卷的《法苑珠林》、五百卷的《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代典籍,用力之勤,今所罕见。”印象之中,父亲除了上课外,总是坐在他的书桌边看书。那时我还年幼,春节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直到喊他才出来吃饭。到了晚年,他也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半以后,从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重视研究方法。记得曾经在博客中看到,父亲以前的学生描述父亲上《工具书与目录学》课时曾说:“我现在教大家一门有限偷懒法。”一下子把学生的兴趣激起来了。作为汉语史、语言文字研究者,其实有许多研究方法是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训诂学研究讲“孤证不立”就和数学研究的“充分必要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父亲经常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如《金光大道》等,我小时候不解就问他,这和你研究古汉语有关系吗?他说有些古文字的解释可以和现代文字联系起来,这也和数学研究中的“反证法”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学者讲究的是厚积薄发,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

父亲虽然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但是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维贤就说过:“蒋先生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训诂学者,是清儒乾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但是他熟悉西学,对西方语言学采取宽容、尊重和借鉴的态度。他这种学贯中西、兼容博采的朴学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对于现代科技的宠儿“计算机”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位学生说“先进的科学工具固然要好好利用,但是电脑永远代替不了读书。

诚实。也许谈到做学问和“诚实”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却不认为是这样。中国历来是讲“道德文章”的,如果没有实是求事的态度,研究成果就会变成欺世盗名的手段。这在现代社会中也许不会得到很大的认同,每年研究成果无数,学术一片昌盛,但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却恰恰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父亲贯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虽然他解决了教煌文献中许多问题,但他还是在著作中提出《待质录》,说:“变文中不能解释的词儿,汇记如下,期待大家指教。”正是这样一种诚实的态度,才使他三十七年如一日,不断在敦煌研究的艰难历程中前行。

诚实是一种态度,诚实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点点滴滴地体现出来,才能贯穿到学术研究中去。日前父亲中学时的好友钱克仁之子钱永红先生到杭州,我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他说钱克仁先生非常佩服父亲,说他是“没有到过教煌的教煌研究者”。我记得有一年在敦煌召开学术研究会议,父亲并未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我研究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与到敦煌实地无多大的关系。

父亲在教煌研究中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像丝路中那一丝不起眼的花雨,浇灌了敦煌大漠的干渴。他生得坦然,死得令人难以忘怀!他那死后捐献遗体的行为,在2006年母亲盛静霞捐献遗体时再次让人肃然起敬。


 蒋礼鸿盛静霞夫妇.jpg

蒋礼鸿盛静霞夫妇

记于2008年冬至(民间冬至有扫墓怀念先人之习俗)


文章原名《丝路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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