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泠印社志稿》的“丁亥重九题名”中有如下的记载：“张爰 大千 大风堂 四九 己亥 四川。”这是1947年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时，大千先生在“丁亥重九题名”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先生也应邀参加了活动。次年，张先生便开始了旅居生活，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这几乎成了张大千先生在社史中留痕印社的唯一明证。

大千先生与西泠印社之间、与当时同为社员的金石书画大家们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勾起了我们去追探大千先生与西泠印社之间的历史痕迹。

张大千作品 《松涧独坐图》

1931年9月，秋风宜人。张大千先生偕同二哥张善孖，同宗子侄张旭明，弟子吴子京、慕泉淙一行五人，从上海赴安徽黄山写生途经杭州之时，曾乘兴到西泠印社作了游访。

这一天下午天光放晴，大千先生一行兴致勃勃跨进了西泠印社，立时被这里别具一格的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所迷醉，犹如进入圣境。之后，大千先生一行连续几天三访西泠印社。大千先生在印社游踪所至，总是手托自制的宣纸线装写生本，用自己特制的柳炭木条不停地构图、写生。凡是看见名人手迹、摩崖石刻造像、联语和匾额，他总是要张善孖兄长一同驻足观赏、评析，非到心领神会，绝不移步。

几天中，他们辗转于还朴精庐、柏堂、山川雨露图书室之前，饶有兴味地品赏俞曲园、赵之琛、吴昌硕等的书法手迹。张善孖认为匾额“鹤庐”两字，汰尽了火气，洗尽了清以来的馆阁体习气，大千先生听了频频点头。这段西泠印社之行的往事，直到大千先生晚年仍时时叨念。

张大千先生1931年的游访西泠印社看来多半是慕名而来，之前定有友人推荐邀请的，推荐的友人据笔者推断应为方介堪先生。张大千与方介堪初识于1926年秋，当时方介堪已经加入西泠印社（方介堪是印社的早期社员，入社应在1925年）。方介堪1926年初离开故乡温州到上海谋生“打世界”，半年后，经张大千业师曾熙（农髯）介绍，与张大千订交，从此开始了一段“张画方印，珠联璧合” 的世纪交谊。如此说来，大千先生1931年游访西泠印社和参加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也就一点也不突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