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活动，从新闻采访、社会调查、人类学研究，到心理治疗、化解仇怨、企业文化建设，许许多多的工作，都需要用到访谈。除提供资料外，访谈还有诸如和谐社区关系、加强代际沟通、克服独生子女的个人中心主义等多种功能。医生谢文维还发现，访谈或者说“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可能是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最好方法。所以，口述历史，尤其是作为其关键的沟通技巧、访谈方法，对我们非常有价值。对近现代历史研究而言，它主要有如下四类功能。

 1.1 一类重要的资料来源 

不论研究什么历史题材，我们都应当详细地掌握史料，尽可能贴切地去把握历史的走向，而不应该根据某个教条和有限的几个历史证据，将历史描绘成简单的直线或折线。

近现代史研究，有三类资料来源：文献（尤其是档案）、口述（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讲述自己的记忆）和实物（含实地调查）。文献和口述尤其重要，如果说前者是死的资料，那么后者是活的资料。如果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还活在世上，还可以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提供记忆证据，而我们没有去访谈他们，那么，这对资料获取而言，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缺失——缺了活的资料这样一个门类。在核心档案锁在深宫之中、很难接近的国度，口述史料甚至可能成为当下某些研究的唯一资料来源。

 1.2 入手研究的一条捷径 

与古代史研究不一样的是，可供近现代史研究使用的文献资料往往浩如烟海。如何从真中有假、众说纷纭、错综复杂、断点众多的资料中快速分清主次、去粗取精，拎出一条比较正确的事件发展脉络？寻访关键的当事人，听他们讲一讲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现代史上，还有很多基本没被人研究过的人物或领域。也就是说，我们难以根据前人文章的参考文献向前追溯，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在这种不知道文献散布于何处的情况下，寻访当事人和见证人，从他们的记忆和收藏中获取史料和脉络，是上手研究的最佳办法。

 1.3  甄别史料，去伪存真的必由之路 

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我们经常能在文献，譬如报纸、杂志、书本中查到相关的介绍，有时候这种介绍还相当详细。但这种介绍未必可信。比如说，翻阅1959～1961年的报纸，我们能看到大量丰产经验和“人民公社好”的介绍，而那几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时候。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写在纸上的报道和史书，尤其是由官方审定、颁布，要求人们学习的那种，常常只是胜利者的宣传或辩护，并不以展示真相为第一目标。即便它们确实没有说假话，它们的选材方式也可能很成问题——在彰显某些枝叶的同时，遮蔽掉了其他枝干乃至主干，以至于对人们判断事件的总体构成误导。事实上，如果报纸、杂志、回忆录等百分之百真实可靠，那就不大需要历史学家这种职业了。

如何去伪存真呢？只能靠其他资料，尤其是其他类型资料的甄别和印证。最重要的其他资料，对古代史而言，是考古发现；对近代中国史而言，是同期西方的相关报道、分析、文件、著作等；对现代史而言，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口述。高明的骗子确实可以在某一时候欺骗很多的人，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通常还是会有知情人在。访问那些知情人，钩沉出他们头脑中的活史料，就可能接近真相。研究现代史就像法官断案一样，我们不能只看原告的书面材料，还得找到当事人，让被告、原告和证人、律师等当庭论辩。当然，原告、被告的话，当事人、见证人留下的口述历史，也未必是完全可靠的。往往需要经过多轮答辩，澄清一个个疑点之后，才能越来越逼近真相。在核心档案大多难以读到的情况下，口述历史在印证、甄别文献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巨大。

 1.4 汲取智慧，洗涤灵魂 

好的观念常由交谈、思想交锋所触发。在访谈那些才智高超、去日无多、其言也善的老人时，常让人感觉是在享受思想的盛宴；听他们含泪倾诉、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访谈者自己的灵魂也会受到洗礼。读一本好书，是超越时空与一些优秀人士交谈。而口述史研究，尤其是口述传记研究所做的，则是先与那些优秀人物交谈，然后再去制作一本好书。

对受访人，尤其那些年老的受访人而言，接受这样的访谈其实也是有好处的。老人喜欢回顾往事，尤其是那些相对辉煌的往事，可是，与他同龄的那些朋友可能大多已经死亡或者难得一见，而子女孙辈可能觉得他“唠叨”。结果是没人可以跟他深入交谈，没人愿意听他倾诉既往，这让他备感寂寞，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他人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去和他交谈，倾听他的故事，他会非常欢迎，会觉得衰朽的生命变得重新有价值起来。

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通常是普通国民，他们与有较强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并常被报道的科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不一样，往往既没被他人报道过，自己也缺乏写作能力。给他们做访谈，用录音或文字的方式把他们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还可以令他们少生出一个遗憾——这辈子白白过掉了。要知道，大量的普通人，仅仅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辈去世，其故事和事迹，追求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就已随其名字一道湮没了。

虽然访谈很重要，但将其作为史料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时，却需要慎重。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存疑。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口述史的可信度。所谓可信度（credibility），也即人或事物可以信赖的程度。对口述历史而言，其可信度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在描述历史时真实、细致和准确的程度，也即它本身的精准度；第二，它被受众信任、接受的程度。前者具备客观性，而后者则是受众对口述内容的主观感受。本文更多的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谈论可信度这个词。一般说来，口述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吻合程度越高，越精准，越可以被我们所信赖，其可信度越高。但那些声名狼藉、诚信度不高的口述者，即使某次讲的百分之百是真话，也可能被受众所警惕和怀疑。

 2.1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存疑 

口述的内容经常不太稳定。上次是一个说法，这次可能是另一个说法。这人是一个说法，那人可能是另一个说法。不同说法之间，也许能够相互补充，但相互冲突的情况也不罕见。近年来的一些报道突出的彰显了后一类情况。譬如，在傅光明的系列访谈《谁为老舍收尸》中，有三位受访人均宣称是自己在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起老舍的尸体。再如，关于1977年谁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就有多位当事精英出来争功，向媒体发布了一些相互冲突、并明显与当时记录不符的说法。

于是，受众很容易产生一个感觉——口述历史不太可靠。事实上，正是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口述历史的学科地位才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要知道，在古代，口述历史是有重要地位的。作为古代东方、西方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均包含有很多口述的成分。而作为西方文学和历史之源头的《荷马史诗》，更是在相关故事口口相传了几百年后才成书。只是在进入近代之后，历史学家才变得越来越当时当地白纸黑字的记录，而忽视日后难免会基于个人利害而进行的口头重构。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磁带录音机发明并得到较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声音难以保存、空口无凭的问题后，口述历史才得以复兴。遗憾的是，即使面对录音机，人们还是可能有意无意的讲出一些相互冲突的说法。

 2.2 别的史料也可疑 

但是，可信度成问题的，又何止口述史料呢？市场上见到的“古物”、“历史遗物”大多是后来伪造的。而文献，伪造的、记错的、误导性的，更是数不胜数。拿古代典籍来说，《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是晋人之伪作。《黄帝内经》声称记载的是黄帝的话，而实成于汉代。唐朝李党人士托名牛僧儒写淫秽自传《周秦行纪》，清朝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时大肆删改原书，更是广为人知。

 2.3 怎么办 

面对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是甄别史料，采信部分史料？史学家选的是第二条路子。他们发现，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可靠性。拿文献来说，在可信度方面，就有“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之说。这种说法基本可靠，只是简单化了一点。应当说，档案（当时或事发不久形成的记录，主要由内部人士用于备忘和工作参考）、日记（当时形成的材料，供作者整理思绪和工作参考用，通常独此一份）、内部出版物（面向高层，以掌握实情为目的，印数很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面向大众，经历过审查，不少以宣传为目的，印数较多），各有其长、短。譬如，手写，尤其是速记的档案未必好认，而公开出版物的编辑错误会少一些。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善用各类史料之长，而审慎识别其所短。

既然我们并不因为文献、实物并不绝对可靠就弃用它们，既然所有的资料都需要经过甄别，我们为何要独对口述资料因噎废食呢？重要的是，甄别口述史料，在制造口述史料时就努力提升其可信度。

在讨论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方法之前，我们需要先行分析我们接触到的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在笔者看来，它分为以下九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