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都城“行在”临安的孤山之麓又一座规模壮丽的皇家道观历时三年建设终于即将竣工。

收藏家刘益谦藏南宋十二段本《绍兴瑞应图》第一段“诞育金光”局部

此时有大内中贵人传旨，当今皇上也就是史称高宗的赵构翌日将摆驾巡视，负责官员一听，却急得团团转，原来最重要的“凉堂”四壁尚空空如也，如何是好？

中贵人也惊得变色：“官家所到之处，须锦绣悦目，岂能素白一片？”，不过他指出了解决之道，让负责官员赶紧去请御前画家萧照救急。

这萧照乃“南宋四大家”之首李唐的高足，本为读书人出身，当靖康之乱，不得已上山为盗，却正好救下了逃难路过的宣和宫廷大画家李唐，立马拜其为师，并相伴南下，被高宗招募入宫廷画院，此时正当壮年。

官员恍然大悟，赶忙照办。不一会儿，萧照赶到，不慌不忙只提出一个特殊要求，就是准备好“尚方酒四斗”。于是从当天黄昏开始，他一鼓（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饮一斗，喝完一斗就画完一堵壁，四鼓就完成四堵，他也刚好喝醉。

第二天一早高宗前来视察，欣赏了壁画后非常满意，下旨赐萧照金帛。其实萧照能“称旨”原因的不仅是他的神速，更应当是画的内容。可惜历代史料笔记都没有记载他究竟画了什么，能让高宗“叹赏”。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萧照画的内容应当与“中兴瑞应”有关。今天西冷印社的四照堂所在孤山峰顶即为当年萧照挥毫之地，冥冥中自有照应。

所谓“中兴瑞应”的说法出自南宋官方一系列关于高宗即位合法性的舆论宣传操作，而这所新建道观就是一座“中兴神祇道场”，正式名称为“四圣延祥观”。

之所以称其为皇家道观，是因为它的来头可不小，系由慈宁殿也就是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出资修建。这韦太后四年前才因宋金达成“绍兴和议”而被放南归，捐建“四圣延祥观”是她归来后第一个重大宣示工程，当然有着深层的政治考量。

十二段本“显仁（韦太后）梦神”部分

里面的故事还要从韦太后诞育高宗说起，众所周知，韦太后的老公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艺术家皇帝”，艺术家和皇帝都属于情种一类，可以想象徽宗的后宫该是如何的昌盛。那时，韦太后只不过是徽宗众多嫔妃中普通的一员，因为生下徽宗第九子赵构才被封为“贤妃”，从这个封号我们想见韦妃的为人处世，应该是工于心计而又深藏不露的那种。

接下来的故事有点老套，说是韦妃产下高宗那一刻，室内有金光照耀，并见到了四位金甲神人。虽然这是中国古代老掉牙的将皇帝“偶像化”的套路，但我们似不应怀疑韦妃对四位金甲神人信仰的虔诚。

这四位金甲神人实为“紫微北极大帝”手下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位大将，北宋都城开封就有一座“北极四圣观”，北宋宫廷自开国之初即对其崇奉有加。而韦妃后来沦为金人阶下囚，一直随身带着“四圣像”，直到南返先将之供于慈宁宫中，再移至“四圣延祥观”，又专门用沉香木雕刻了四圣像来敬拜。延祥观有了皇太后加持，再加上其“湖山胜景独为冠”，临安人趋之若鹜，香火极盛。

十二段本“四圣护佑”部分

还有一则故事饶有趣味，应该比较隐晦地反映了“宫斗”的步步惊心。说是韦妃有一天梦见一位神人告诫她不可以“残剩食物”喂养“构儿”，故事中没有具体点出是哪位神人，但估计应是四金甲神人即“四圣”中的一位。这里固然强调了高宗有神人护佑，乃天命所归，其实勾勒出这样一个事实——韦妃和赵构当时在宫中的地位实在可怜之极。否则以皇子之尊贵，何至于要神人出面才免于受“残物”之苦。说来说去恐怕与韦妃是否得宠有关，徽宗子嗣繁盛，总共有三十一子之多，这时候就需要“子凭母贵”了。

韦太后的“四圣瑞应故事”最重要的一则发生在靖康元年康王赵构准备出使金营之时。他的母亲韦妃及妻子邢妃目送他上马远去，旁边有小宫女名叫招儿的说，看见有四位金甲神人“状貌雄伟，各执弓剑”，簇拥护卫着康王，其他人虽然看不到，但都表示敬畏。韦妃更是深信不疑，称自己平时虔诚供奉四圣香火，必有回报，从此以后每天深夜都要向“四圣”作四十拜。

笔者读到此，不禁击节赞叹这位招儿小小年纪居然深谙心理学，不过遍查史料再没有她的下落了。

十二段本“四圣护佑”部分

韦太后版的“瑞应故事”最后一则中“四圣”虽然没有直接现身，但在冥冥之中庇佑是应有之意，至少韦太后会这么想。那已经是韦太后被俘后的“北狩”途中，“儿行千里母担忧”，哪怕自己身处险境，她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构儿”——此时成为了徽宗子孙中唯一幸运的“漏网之鱼”。她于是用黄罗包裹三十二颗象棋子，其中一枚“将”贴上“康王”两字。她焚香祈祷：“如果康王这枚棋子掷入九宫位，那上天必保佑他登大位”。然后一掷果然入九宫格，其它子远远不敢近。据说后来这事连同行“北狩”的徽宗都知道了，连连额手称庆。

总之，萧照是很有可能将韦太后这四则“中兴瑞应故事”画于延祥观四壁的，因为韦太后特别修建“四圣观”目的就是为了宣扬高宗即位的“应天承命”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另外，萧照的确画过《中兴瑞应图》，今天还能见到历代的不少摹本。

萧照本的《中兴瑞应图》除了韦太后版的四则“瑞应故事”，还有高宗版的八则，其中跟“中兴神祇”相关的为两则。南宋朝廷最为大肆渲染的是“崔府君显圣”一节，崔府君庙原在河北磁州城北驿道旁，靖康元年（1126）赵构出使金廷，到达磁州时，曾由时任河北义军都总管的宗泽陪同谒庙。当地百姓以为康王将取道于此北行，就聚集起来围住庙，呼号劝谏。在庙中，赵构卜得“吉”签，于是庙吏抬崔府君（也称显应王）的轿舆，扛庙中神马随后，请他乘归馆舍。

明《仇英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四段本）“黄罗掷将”部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民众并当场击杀力主使金的副使王云，当然萧照画的是“应王杀之（王云）”。其实高宗心知肚明这一切都是宗泽一手谋划的，朱熹的记载是“宗忠简欲假神以拒之（阻止他前往金营）”，尽管宗泽是出于一片忠心，小肚鸡肠的高宗还是耿耿于怀。他后来对臣下说：“（宗泽）每下令，一听于崔府君”，语带讥讽。

所以赵构开始对崔府君的“瑞应故事”没怎么太上心，直到迎回太后，母子俩着手大力构建所谓“瑞应”。韦后建了“四圣延祥观”，高宗也下旨敕建“显应观”，奉祀崔府君。崔府君本来就是一地方神，相传名瑗，东汉人，曾为河内郡棘县令，（也有一说：名珏，为唐代滏阳县令），有善政，信众主要在山西河北一带。想不到千年之后，他时来运转，升格为南宋国家级“中兴神祇”，高宗封其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又亲题“显应”匾额。

孝宗被高宗收养后，改名“瑗”，正好与崔府君同名，于是也认为是崔府君护佑，更衍生出“拥羊入梦”的故事。说是孝宗母亲曾梦到有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入其怀，已而有孕，遂诞下属羊的孝宗。

十二段本“黄罗掷将”部分

“显应观”就这样跟两代皇帝挂上了钩，一时风头无俩。孝宗亲书“琼章宝藏”匾，赐金藻饰一新。后来宁宗又御题观碑，理宗亲书《洞古经》刻石。每年六月六日崔府君诞辰，南宋诸帝都要派使者“降香设醮”，贵族士庶也“献香化纸”，在外都人也常在这一天归乡还愿。人们烧香祈愿完就坐着画舫，停靠在堤岸边柳荫下，闻荷香、吃瓜果，酌酒狂歌、下棋垂钓，湖面上直到晚间还是人潮汹涌。前往金国的使者临行必来祈福，平安以归也必来致敬，由是香火益旺。

不过显应观的无限风光的表面之下还背负着一段屈辱史，宁宗三年（1210）参知政事楼钥撰《显应观碑记》称：“显应观为国家集福之地，……中兴驻跸于钱塘，初置观于城南，寻徙于西湖之滨”。一个“徙”字隐匿着堂堂皇家道观遭到拆迁的经历，那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动皇上的禁脔？

他，不是别人，正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权相、大奸臣秦桧。高宗于绍兴十七年（1147）命在城南包家山建显应观，具体位置嘉会门外、玉津园路口，这里正是进出皇宫的要道。建成后的一天，秦桧准备在此迎接金国使者，看到之后立马就来质问高宗：“庙里供的是哪位大神？”高宗只能据实相告，秦桧马上道：“金人认为皇上即位全赖他们所赐，皇上现在却要将之归功于什么神，金使看到恐有不便。”在秦桧的威逼恐吓之下，胆小怕事的高宗当天就下令将其拆除。之前，韦太后建延祥观也曾因秦桧阻扰而延宕，秦桧所作所为着实令人不齿和发指。

天津博物馆藏南宋《中兴瑞应图》“黄罗掷将”部分

后来直到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已经病入膏肓，高宗才又颁旨在西湖东岸分灵芝寺一半再加以扩建为显应观。据周密《武林旧事》：旧有萧照山水，那很可能画的是高宗版“瑞应故事”，因为显应观无疑是最佳宣讲场所。不过高宗、韦太后的种种“鼓噪舆论”的攻势都是对内不对外，自欺欺人而已。

现在的“磁州崔府君庙”

但他们的辛苦也没白费，官方版的“瑞应故事”在民间意外地造就了一位新的“中兴神祇”——“泥马”。民间“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实际上源自萧照《中兴瑞应图》中“崔府君显圣”和“冰融阻敌”两则“瑞应故事”。

“冰融阻敌”讲的是康王率众南逃，乘黄河冰冻而渡，待金兵追至河岸，河冰忽然消解，康王得以逃出生天。这个明显是抄袭自汉光武帝踏冰渡河的故事，巧合的是萧照也曾画过一幅（卷）《光武渡河图》，汉光武帝和宋高宗都号称“中兴”，或有可能以此得到灵感又绘制了高宗版的“渡河图”。

“崔府君显圣”和“冰融阻敌”这两则“瑞应故事”启发了南宋的民间创作者，他们将“渡河故事”与磁州崔府君庙中的神马结合，编出了一段“泥马渡康王”的演义。

既然是民间创作，自然就版本众多，山东、江苏等地都有不同版本。故事的主角成了崔府君庙中的泥马，各地也争相建起了“泥马庙”，比如河南滑县、江苏南京就有。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当然不会落后，不过名称改成了“白马庙”，在今紫阳山南、杭州第四人民医院后门旁，至今尚有“白马庙巷”地名。

刘益谦藏南宋十二段本《绍兴瑞应图》第十一段“大河冰合”局部

这里介绍一下“泥马”故事的最早出处，邓小南考证系出自南宋人假托太学生陈东所著的《靖炎两朝见闻录》：

      康王遂从宗泽之请，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且闻去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乏，依阶砌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无马，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

她又考证“泥马渡康王”的“渡”最早出自南宋程卓的《使金录》：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於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善良的南宋百姓以及热切的北方沦陷区民众就这样为“中兴朝廷”造就了一位新的“中兴神祇”，顶礼膜拜，颇为无奈地反映了大江南北人民只能以此“遥望中原（王师），空悲切，尘与土”。

《仇英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大河冰合”部分

尾声

南宋《西湖清趣图》中的孤山“四圣延祥观”（感谢陈珲老师提供高清图片）

南宋《西湖清趣图》中的孤山“四圣延祥观”（感谢陈珲老师提供高清图片）

这些“中兴神祇”总算护佑了南宋偏安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成就了“钱塘自古繁华”。但所谓“中兴”最终在公元1276年落下帷幕，戛然而止。

那一年，临安沦亡于纵横欧亚的蒙古铁蹄。

元初杭州城内权势熏天的是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他破坏南宋皇城，盗掘南宋六陵，坏事做尽。（详见拙文《“宋高宗，一场空”——南宋宫陵蒙难记》，载《杭州城市发展史探索》，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杨琏真伽又废四圣延祥观为万寿寺，毁四圣像制成供香，将观内珠宝贪为己有，原先壮美的延祥观荡然无存。显应观则已重新纳入灵芝寺，不复旧貌。独有非皇家的“白马庙”一直存留至民国，解放后才被拆。真可謂：眼看他起楼宴客塌楼，兴亡更替百姓苦！

今白马庙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