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太炎先生弟子遍天下，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初的文坛，当时大学中文系几乎是章氏天下。但他究竟有多少弟子，所有文录皆语焉不详。谁也说不清他有多少弟子、及门弟子，再传弟子、私淑弟子、学生、再传学生……。近《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10月15日）刊张维明文章《顾廷龙与〈章氏弟子录〉》，旧事重提，翻出了这些老账。张文说：《钱玄同日记》录有这份名单。我查阅后果见这份名单，但这是他从别人那里过录而来，共22人。因时间久远，日记文字能辨清的只有19人，里面是不是有顾廷龙，依然无解。总之这份《名录》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钱玄同先生在日记中也表达了不满。

太炎先生手订弟子及学生名录，据我所知共有两份，一份是1932年在上海手订的《章氏弟子录》，一份是1936年6月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同人通讯录》。

《章氏弟子录》录有黄侃、吴承仕、钱玄同、汪东、朱希祖。这是他的“五大天王”，是最得意的，学术成就最大，追随他时间最久远，没有争议的弟子。此外还有马裕藻、沈兼士、马宗薌、马宗霍、陈同煌、钟正懋、黄人望、马根宝、孙至诚。最后几位是潘承弼、徐云刍（恐是徐沄秋）。还有三个是已故人袁丕钧、潘大道、康宝忠。还有二人名字残缺，无法辩明。

章太炎与部分章门弟子。前排右起：朱希祖、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马裕藻

这名单一问世，立刻引起争议，钱玄同在他当天日记中就写道：这份名单“不但周氏兄弟、季市失，连龚未生、范古农、张卓身、张敏铭也不在内，甚至连景梅九、景大昭也不在内。断烂朝报乎？微言大义乎？殊难分”。

从钱玄同的日记证明，《章氏弟子录》除太炎先生手订的22人外，他认为至少明显缺漏了9人。这些弟子是由三个不同时期组成，即早期（流亡日本时期），中期（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时期），晚期（在上海与苏州时期）。

太炎先生手订的《章氏弟子录》，确实范围小了一点，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确立这份名单是在晚年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广招学生之前，主要以早期弟子为主，而这些弟子是以与他关系密切程度而定的。他在1932年手订《弟子录》前后，与马宗霍通信有12通，与潘承弼通信有11通，与孙至诚通信有5通，与钟正懋通信有一通，可见这些人与他交流交往较多。而钱玄同提出起码遗漏9人，即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龚未生、范古农、张卓身、张敏铭、景梅九、景大昭，除龚未生是女婿，可以不列入弟子，其他8人，都是在日本时期的弟子，辛亥革命后与太炎先生没有多少往来。这大概是太炎先生订《弟子录》的标准吧！

《章氏国学讲习会同人通讯录》共82人，其中包括太炎先生本人（69岁）与夫人汤国梨（54岁）。教员有朱希祖（58岁）、马宗薌（54岁）、王謇（49岁）、黄朴（45岁）、王乘六（43岁）、孙世扬（42岁）、诸祖耿（38岁）。以下均为学生：汪柏年（22岁）、李源澄（27岁）、庄钟祥（30岁）、皇甫权（21岁）、丁邦寿（22岁）、方兆有（30岁）、王基乾（36岁）、王希革（23岁）、王守直（26岁）、文玉笙（21岁）、任启圣（37岁）、李恭（36岁）、李谦光（38岁）、李朝汉（20岁）、李恕一（21岁）、李澍东（26岁）、李朝蓉（22岁）、何世建（20岁）、吴顺理（22岁）、吴正清（24岁）、周鞱（23岁）、周云生（19岁）、金德建（28岁）、金玉璇（30岁）、柳景惠（21岁）、茅荫熙（27岁）、姚豫泰（23岁）、柏耐冬（28岁）、孙居基（25岁）、徐风陶（27岁）、徐绪昌（28岁）、徐善同（22岁）、夏继学（30岁）、章谦（23岁）、章本兴（20岁）、唐继鼎（24岁）、陈兆年（29岁）、陈鸿佐（21岁）、陈实秋（32岁）、陈炎（24岁）、黄大本（30岁）、黄士本（37岁）、黄德余（21岁）、张瑞麟（33岁）、张斯翼（16岁）、曹依仁（30岁）、汤炳正（27岁）、杨贞官（24岁）、杨贡官（20岁）、叶芳炎（27岁）、叶建平（30岁）、叶竞耕（22岁）、贺永春（44岁）、冯超（28岁）、葛幼圃（35岁）、傅平骧（25岁）、赵意诚（27岁）、赵树安（17岁）、楼仁爱（23岁）、熊训初（28岁）、郑弗言（21岁）、刘济生（21岁）、刘一化（20岁）、卢闵塵（45岁）、罗茂金（24岁）、罗绮（20岁）、罗崇让（18岁）、顾日辰（20岁）、顾义骏（34岁）、顾家书（25岁）、林照（36岁）。

除以上82人外，夫人汤国梨在同仁通讯录中还加了3人，即郑云飞、曾金佛、李善昌。

其实太炎先生弟子与学生远不止此，在日本几年，先后受教的有一百多人。另外，还有许多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中任教的，如汪东、孙世扬、诸祖耿、潘承弼、王仲犖、马宗霍、沈延国、金毓黻、潘重规、黄焯等，这些人都是太炎先生弟子，而《章氏国学讲习会同人通讯录》中没有名列。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第一学期课程表”（1936年9月—1937年1月）上清楚记录着诸祖耿教《尚书》《毛诗》，沈延国教《诸子通论》，郑梨邨教书法、金石学，徐士复（即徐复）教《马氏文通》，潘石禅（即潘重规）教《经学史》，潘景郑（即潘承弼）教《目录学》，孙鹰若（即孙世扬）教《模范文》，黄耀先（即黄焯）教《史学通论》，王心若（即王乘六）教《左传》，其他几个太炎先生在“国学会”招收的研究生，又兼一点课程，如金德建教《学术文》、汤炳正教《文字学》，施仲言教《通鉴》，孙立本教《作文》。他们都应该是弟子。

另外在编《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四个弟子中的朱学浩，即朱季海。王仲犖在编《章太炎全集》时，邀章门弟子参与的人中，有沈延国、王仲犖、蒋礼鸿、殷孟伦、殷焕先、陈行素、朱季海、姜亮夫（弟子崔富章）、汤炳正、叶芳炎、钱复、张芷、祁龙威、程敦復、饶钦农、黄耀先，以及整理《说文札记》的陆宗达、王宁等。其中有及门弟子、弟子、再传弟子，也应该属于弟子吧！

以上是仅我所知的太炎先生的弟子（包括学生），当然还应包括“私淑弟子”曹聚仁等。太炎先生弟子我知道名字的至少应该有50多人。

太炎先生弟子中名望较大的，我稍了解的应有下列人物：

“五大天王”

黄侃（季刚），应该是最大弟子，擅长音韵文字学，太炎先生最擅长的也是音韵文字学，即小学，又称文字训诂学，他们师生有继承又有发展，形成一个学派，人称“章黄之学”。“章黄之学”有许多传人，如黄焯（耀先）、潘重规（石禅）、陆宗达（颖明）、程千帆、林尹、高明、毛子水……，弟子分布海峡两岸。范文澜也是他弟子。

钱玄同（疑古），追随太炎先生最早最久。1906年太炎先生流亡日本，开始讲学，钱玄同就在帝国教育会和大成中学听讲，后又参加《民报》社“小班”听讲，师生情感最深。《太炎文录》多篇著作都是经他一一抄录的。他1910年返国始在北大等高校讲学，1917年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钱三强之父。

朱希祖（逷先），太炎先生流亡日本期间学生，继承与发扬了太炎先生的史学，成为一代史学宗师，他一生读书、购书、藏书，成为一代藏书家。他也有一个很杰出的儿子朱契，上世纪30年代他们父子同在中央大学任教，一个是历史系主任，一个是物理学主任。

吴承仕（絸斋），善治三礼，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辛亥革命后正式拜师太炎先生，在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北京的三年中，差不多每天看望太炎，问学160多则，成《菿汉微言》一著，后又为太炎先生编《章氏丛书续编》。他勤奋努力，与黄侃被誉为“南北经学两大师”，他用马克思主义研治中国古老经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学生一起投入“一二八”学生运动，牺牲于抗日初期，受到举国哀悼，毛泽东特致哀词。他的弟子齐燕铭建国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文化教育。

汪东（旭初），早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稿。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办《大共和日报》，他任总编，后太炎先生办《华国》，他亦为总编。在北洋政府任过内务部佥事，后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他偏好政治，又善书画。他晚年住在苏州，与章家往来密切。

《民报》社八人小班

钱玄同（前述）

朱希祖（前述）

龚宝铨（未生），太炎先生女婿，鲁迅先生挚友，早年一起加入光复会，参加过拒俄义勇队，暗杀团，非常激进，与鲁迅等参加《民报》社太炎先生讲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议会副议长，出版过浙图版《章氏丛书》，晚年遁入空门。

许寿裳（季巿），鲁迅先生挚友，一起参加《民报》社小班听课。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北大、北师大等校任教，又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佥事，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后赴台湾大学任教。鲁迅先生去世后为其写《年谱》，太炎先生作古后，作《章炳麟传》。死于暗杀。

周树人（鲁迅），详见拙作《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论章太炎与鲁迅的交往》（上、下）。

周作人（启明），鲁迅二弟，辛亥后归国任教于北大，抗战时留京护校，当了文化汉奸，但未尝没有做过些好事，保护过一些文化人，还去沦陷区的苏州为太炎先生扫墓，晚年以翻译为生。

朱宗莱（蓬仙），辛亥后也在北大任教，著有《文字学形义》《文字述谊》等。

钱家治（均夫），教育家，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钱学森之父。

辛亥革命后北大集中了“章门”许多弟子，著名的有“三沈”“二马”“一朱”

“三沈”

沈士远，“三沈”中年纪最长，庄子学专家,曾任教北大，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馆文献部主任。

沈尹默（秋明），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

沈兼士（坚士），辛亥后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二马”

马裕藻（幼渔），曾任北大国文系主任长达14年。

马衡（叔平），金石家，曾任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馆馆长，抗战期间护送国宝西行。

“一朱”即朱希祖。

早年弟子还应该有：

李亮工（镜蓉），与黄侃一同拜太炎先生为师，回国后任山西大学国文系主任，主讲《说文》《尔雅》。

马宗霍（马骥），青年时受业于太炎先生，后历任暨南大学、中央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教授，解放后任中华书局编审、中央文史馆馆员。

余云岫（岩），受业于日本，精通西医，曾任上海医师公会首任会长，又擅于中医，对中医典籍有很深研究，著有《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他与太炎先生关系密切，几乎是章家家庭医生。

刘文典（叔雅），早年留学日本，师从太炎先生，回国后历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教授。

康宝忠（心孚），在日本师从太炎先生，回国后在北大设社会学班，成为中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

金毓黻（静庵），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囚禁北京期间，聚众讲学，金毓黻参加听讲，并把讲学内容整理为《国学会听讲日记》。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东北大学教授。

但焘（植之），应是早期学生，后任国民政府秘书长。

中期弟子

中期是指辛亥之后，被袁世凯羁禁北京期间及上海大演讲这两个阶段。在北京时，顾颉刚与毛子水肯定去听过讲课，包括傅斯年，但他们决不算弟子，上海听讲的也有80人左右，也不等于弟子，弟子必须身带言教。如——

黄朴（绍兰），是太炎先生唯一女弟子，黄侃夫人，上海博文女校校长，后在金陵女子师范、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

曹聚仁（挺岫），太炎先生1922年在上海系统讲国学，曹聚仁听课后整理成《国学概论》，大受欢迎，也受太炎好评，登门拜师，认了师生关系。他一生立著72集，第一册即是《国学概论》，最后一著《国学十二讲》，以国学始又以国学终。

陆渊雷（彭年），上海川沙人，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长期从事中医事业，1927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请太炎先生任院长，从此“亲炙先生，每晋竭，先生辄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为上海著名中医，弟子成群，著作丰厚。

徐衡之，著名中医，与陆渊雷、章次公追随太炎先生治医，成立中央国医馆。解放后被卫生部召至北京工作，任职于中医研究院，曾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

章次公，著名中医药学家，因敬仰太炎先生，取名“次公”，参与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任教于中国医学院。解放后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兼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著有《药物学》等。

陈存仁（承沅），上海名医，毕业于国医学校，师从太炎先生，著有《中国药学大辞典》，太炎为之作序。他与三教九流有许多接触，而成《银元时代》，曾长期为《福尔摩斯》撰稿，又在《星岛晚报》设《津津有味谭》，善造故事。解放后赴香港行医，著有《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如天方夜谈，写了太炎先生许多逸事，未必可当信史。

张破浪（春水），太炎先生很重视对张破浪的培养，《春雨杏花楼笔记》记录了他们师生许多往来，太炎先生的《猝病新论》手稿，也是第一个给张破浪览阅的，恽铁樵办国医学校，编订讲义，也因为“张氏破浪为余杭弟子，推为事务主任”。

晚年弟子

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是以苏州星期演讲会与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而招收的弟子，人员较多，《汤国梨与郑黎邨》一文中说：“1931年前后，他收了八个弟子，他们是苏州中学校长胡焕庸、教员金东雷、诸祖耿、徐沄秋、王佩诤，还有郑梨邨、卫露华、傅子文，总共八人。”这八人中郑梨邨、卫露华、傅子文三人是李根源、金松岑介绍，在李宅拜师的。当时听讲的还有恽铁樵的三个女儿，及在无锡工作的孙春圃，他为听讲学，每天从无锡赶过来。这样的学生很多，尤其寒暑假中，听众甚多。而作为弟子的应该是——

王仲犖（王牛），他是1928年前后在上海拜门的，当时他们是邻居，又是太炎弟子余云岫女婿，他既受业于太炎，又照顾太炎起居，比其他弟子更贴近老师，资格更老。太炎先生赴苏州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他随师而往，老师去世后，又随师母去上海办太炎文学院，先后在国学会与太炎文学院任教。1949年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主任，参加国家二十四史点校大部分工作，是《章太炎全集》的组织者。

潘承弼（景郑），1930年前后正式拜师，他是苏州望族之后，曾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太炎文学院任教，1949年后在上海图书馆任研究员。他买通章氏家佣，买下许多太炎先生手稿，解放后他将大部分文稿捐给了上图，唯始终没有将太炎早年《膏立室札记》的第四册公诸于众，致使《全集》至今缺此部分。

孙世扬（鹰若），早年追随黄侃治学，后入章门，担任家庭教师与秘书，他好医学，善治，又任国学会讲师，主编《太炎文录续编》，是与章氏家族关系最密切的一员。

沈延国（子玄），系太炎先生好友沈瓞民的儿子，1932年到1936年追随太炎，任国学会讲师，《制言》杂志编辑、太炎文学院教务长，参与《章太炎全集》点校，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与章氏家族关系密切。

诸祖耿（介父），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中学教师出身，1932—1936年太炎先生诸多演讲，多半由他整理成文。后参与国学会工作，协助办《制言》杂志与创办太炎文学院。太炎去世后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完成《章氏尚书讲演录》。

马宗薌（竟荃），曾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王乘六（心若），中学教师出身，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后在太炎文学院、光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任教，长于训诂，与章氏家族关系深厚。

姜亮夫（宣清），早年就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太炎先生，在许多大学任教过，最后为杭州师大教授，学术成果广泛。

朱季海（学浩），16岁就师从太炎先生，天份很高，很受太炎重视，性格孤僻，出任过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苏州博物馆顾问，长于楚辞。

徐复（汉生），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师从太炎，后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著有《訄书详注》。

徐澄（沄秋），曾任伪苏州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苏州文学会委员、江苏省博物馆征集组组长，熟悉地方文史与掌故，精于书画，太炎先生在苏州时期，确实关系密切，他恐是太炎《同门录》中的徐云刍。

郑梨邨（守业），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的门人之一，经常往来于章宅，善金石，在国学会教金石学和书法。

王謇（佩铮），苏州振华女校教务长，副校长，后任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解放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藏书家，费孝通、杨绛的老师。

李恭（行之），太炎先生晚年招收的七个研究生之一。

姚奠中（豫泰），教育家、书法家，七个研究生之一。抗战时开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后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山西古典文学会会长。

汤炳正（景麟），七个研究生之一，在读研期间，就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后在诸多大学任教，最后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术成就很高，曾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精通楚辞研究。

金德建（德建），七个研究生之一，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后在无锡国专沪校任教，解放后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任特约研究员、上师大古籍研究所古籍文献班教授，著有《先秦诸子考》等。

柏耐冬（逸孙），七个研究生之一，后参加地方抗日武装，解放后任教于山西大学。

孙立本（居基），七个研究生之一。

叶芳言（善箴），曾于章氏国学讲习会学习，后参加新四军，成为陈毅助手，任苏皖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法院副院长，后任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党委书记。太炎先生迁墓与出版全集，均出力甚多。

以上50多位弟子，个个学有所长，著作丰厚，分别继承了太炎先生的小学、经学、诸子学、文学、史学、医学诸领域的成果，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带头人，并加以传承和发扬，形成“章门”与“章学”。

但是要形成一份完整的“章氏弟子录”实在是很困难，尤其我才疏学浅，余生犹晚，难免缺漏，甚至误置。总之遗憾之处甚多。例如钱玄同日记《弟子录》中的陈同煌、钟正懋、黄人望、马根宝、袁丕钧、潘大道，我就不知他们详细经历，也不知他们师承过程。

又例如钱玄同日记中说太炎先生遗漏的范古农、张卓身、张敏铭、景梅九、景大昭，应该也是日本时期弟子，我也了解很少。

还有胡以鲁、施仲言、殷孟伦、殷焕先、祈龙咸、程敦复、饶钦农、张芷、陈行素，似乎应该有师承关系，我也了解不深。

有几位与章氏家属关系较深的如刘济生、葛幼圃、王守直等，我知道其人，也不知其关系。

以上众多人员，多半应该是弟子，只是我不太了解。依此推论，太炎先生弟子应该在80人左右，学生应该在200人左右，至于再传弟子与学生，应是很庞大的数字，他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英群。

我今年77岁了，只想早点向学界提供一份比较全面可靠的章门弟子名单，但又没有精力一一细加考证，只好抛砖引玉，留待其他学人，完成更完整的弟子录。在这基础上，若能写一部他们师生交往与学术承继的著作，一定有趣，蔚蔚大哉！十年前孙郁就写过一篇《关于章门弟子》，有趣而有内涵。学术这东西，常常是代有所补，事实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的。

本文作者为章太炎先生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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