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型”

1933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到杭州。有一次，郁达夫应邀在浙江省图书馆做演讲。他还没到的时候，讲台下已经挤满了听众。郁达夫走上讲台，看了一看听众，说: “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  底下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

郁达夫对自己的“丰采”也相当得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1924年1月，他在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偶尔把头抬起，向桌子上摆着的一面蛋型镜子一照，只见镜子里映出了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型，和倒覆在额上的许多三寸余长，乱蓬蓬的黑发来。”  他自己惊讶得把镜子摔碎了。

几乎没有人不为郁达夫的“尊容”和他们心目中想象的郁达夫之反差而吃惊，遗憾，疑惑，失望甚至伤心。1926年10月，郁达夫从上海到广州途经汕头，他和黎锦晖的弟弟黎锦明一起登岸拜访留日同学李春涛。一旁的年轻人许峨看到，“黎锦明西装笔挺，颇为矫健。郁则身穿长衫，瘦白脸，好像一个商人。初次见面，显得拘谨”；“想象中，一位作者一定十分浪漫，率真，无半点俗气。现在接触实人，初得印象，好像名实不符。”  

郁达夫文采风流，但的确貌不出众。他身材瘦弱，脸颊小，眼睛小，大鼻子，颧骨突出，招风耳，相貌介乎中人，或在中人之下， 根本不是什么美男子。 以外貌而言，他和翩翩风流才子的形象似乎不沾边， 和他早期清新的文字也差之甚远。身材和形貌的平凡这也是他长期以来自卑心理的一个由来，因此，风姿绰约的王映霞嫁给他后，确实是典型的男才女貌。这对夫妻，在俗人眼中，如果别人不介绍他们是郁达夫和王映霞，从容颜上确实不大般配。而达夫基于相貌的不自信乃至焦虑和狐疑，在后来从杭州流亡到湖南的途中直接爆发了出来。

还是看看郁达夫自己是如何描绘自己的相貌的。

郁达夫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的作品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色， 那就是半自传性的题材和手法，这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非常突出。因而，郁达夫早期的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而且主人公的外貌，往往就是他本人的长相。这个断言，并非是笔者的发现。早在1931年6月10日，匡亚明在《读书月刊》发表《郁达夫印象记》时， 直接引用了郁达夫在其小说中《茫茫夜》主人公的外貌描写，然后说；“这是他在《茫茫夜》里为他自己写得肖像。我每次翻阅他的全集或忆念及他的时候，这副肖像便幻现在我的面前。” 

因此，郁达夫笔下的郁达夫，不仅可以管窥真实的郁达夫的“尊容”，而且可以体会他对自己外在的不满从而产生内心的自卑和敏感。当然，郁达夫第一人称作品对于主人公具体外表的描写并不细致，常常局限于年龄，着重突出主人公的健康不佳的状况，主观感受多于写实。

比如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深冬的雪夜冻死了， 日本警厅发布的公告记载：死者“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 色枯黄， 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  高颧骨，清瘦，身材五尺五寸，这正是郁达夫活生生的面容和身材；而面色枯黄，则因为郁达夫自小身体瘦弱，受肺病、黄疸病等其他病痛的折磨，所以愈发显得面色憔悴。难怪许多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面色苍白，“清瘦”， “瘦骨棱棱”，“非常消瘦”，“没有血色”，“苍白得吓人”。 

读者或问，小说毕竟是小说啊，当不得真。正如笔者前已指出，郁达夫作品的特点就是自我披露，这也是郁达夫研究者和当时朋友公认而没有疑义的现象。1927年8月31日，郁达夫回顾你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自己说：“至于我对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话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此外，小说中关于主人公的细节也符合郁达夫本人，如年龄二十四五岁。《银灰色的死》发表于1921年7月7日至9月13日，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正好二十四五岁。再者，如果比较当时人们对于郁达夫面容的记录，和小说主人公简直一模一样。因此，《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外貌，基本就是郁达夫本人。

小说《胃病》则取材于郭沫若去看望住院的郁达夫。住院的主人公，“洗面的时候，向镜台一照，我觉得我的血肉都消失尽了。眼窝上又加了一层黑圈，两边的颧骨愈加高了起来，颧骨的底下，新生了两个黑孔出来”； 他不由得自叹，“瘦极了！ 瘦极了”  这里，郁达夫再次突出了高颧骨和清瘦这两个外貌特征。

郁达夫在《南迁》同样描述了本人外貌。 “一个是二十四五的青年，身体也有五尺五寸多高，我们一见就能知道他是中国人， 因为他那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材， 是在日本人中间寻不出来的。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哔叽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一寸多深，因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脸面的上头，所以反映出一层忧郁的形容在他面上。”  当然 郁达夫不会忘记他的高颧骨。在幽暗的灯光底下，我们看到的是“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 

不妨再看看匡亚明提到的《茫茫夜》吧。这部小说也是以郁达夫自己的从上海去安庆教书的经历为题材的。主人公于质夫 （也就是郁达夫，这是他早期作品常见的化名），“是一个二十五六的青年， 大约是因为酒喝多了，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大会眼泪呢还是醉意”；眉间 “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款的旧式的硬领和红格的领结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富有趣味的人。”  这段话，除了小眼睛、大鼻子这些外貌的描写，主要还是突出了酒后郁达夫之内心世界（愁苦）给人的主观印象。

那么，王映霞眼中的郁达夫又是如何呢？

王映霞笔下的郁达夫

王映霞， 原名金宝琴，后来承继给外祖父、杭州名士金二南， 改名王旭， 号映霞， 以后索性改成王映霞。  她于1926年暑假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到温州第十中学附小任教。1927 年1月,由于地方社会动荡，她随同乡孙百刚夫妇离开温州来到上海,和他们一起租住马浪路（今马当路）的尚贤坊。那时,她年轻,体态丰润,性格热情活泼,好动爱玩，别具一种魅力。据孙百刚说:“她的享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  1927年1月14日，和孙百刚夫妇暂居上海的王映霞第一次见到了郁达夫。

王映霞自己回忆说，那天“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口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个好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得知是著名的郁达夫后，王映霞观察到，“他身材并不高大，咋看有一些潇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地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  应该说，王映霞对于郁达夫外貌的描述是写实性的。在王映霞的眼中， 郁达夫的相貌是完全不能和他的小说相比的；或者不客气的说，郁达夫的相貌和他的小说是反比的。

郁达夫则对王映霞一见钟情。但他以自己的相貌自卑，特别是在溢彩流光的王映霞面前更加患得患失。在和王映霞认识一两个月后，郁达夫在给王映霞的信中彻底坦白了自己这种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他说：“所以这一次。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已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 

因此，郁达夫甚至想结束这段感情。 他对王映霞说，“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到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  他接着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而其中的第二个原因，郁达夫说得非常直白，“我自己的丰采不扬一一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一一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 

以上是王映霞根据自己的记忆多年后记录的，也许有偏差；不过，郁达夫对于自己相貌不扬的耿耿于怀，特别是和风采照人的王映霞的对比，确实是郁达夫的内伤和至深的遗憾。确实，初次见面，郁达夫总是让“沉沦”于《沉沦》的青年们失望。

1920-1930年代的郁达夫

1920年代，郁达夫在文坛名声鹊起，但崇拜郁达夫但却对面不识的场景却不时出现。

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1904年3月20日－1990年7月23日）就曾经向郁达夫推荐买郁达夫自己的作品《沉沦》。 1921年。张友鸾还在安庆一中的中学生，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贩书部，推销新文化运动出现的作品。“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工业专门学校的门前卖书，来了一位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来岁，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先生的近作，劝他买一部。”  没想到那人微微一笑， 说:“我就是郁达夫。”张友鸾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是怎样的惊愕。这样一个以‘惊人的职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文坛的文学家，竟然实实在在立在我们面前。事隔六十多年，其间的许多事情我早已忘却了，只有这头一回与达夫先生的相识，却是印象极深，历历如在目前。”  之所以历历在目，一个关键原因还是郁达夫的貌不惊人，和张友鸾他们想象的风流倜傥反差极大。

郁达夫的相貌和衣着，总是和他小说给人产生的印象大不相同。留学生，颓废派，浪漫派，喝花酒，嫖妓，郁达夫这些真实行径和小说中的“我”相互参照，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使人总觉得作家郁达夫衣着时髦的人物。当年抢着读郁达夫作品的青年许杰，在1925年或1926年第一次看到了郁达夫，颇为诧异。

许杰当时在上海的中华学艺大学当一个资料员。一天上午，同事蒋径三跑来说：“郁达夫来了，就在下边办公室里。”  许杰“听着这消息，立即跟着蒋径三就走。我当时心中在想：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甚至是颓废派的小说家，他那外表的形象，一定是西装革履，衣服的口袋上露出半朵折花的手巾，裤缝烫得笔直；至于他的下巴下面，一定是红领带或是大把的黑绸蝴蝶结......谁知及到见面，经过别人介绍以后，立在我面前的郁达夫，竟然和我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记得当时印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位中装打扮的中国绅士。他穿着米灰色的哔叽长袍，白底黑帮直贡呢便鞋；他那一表人才的风度，虽然有点倜傥，也显得有点腼腆，一点也不像我心目中所想象、所预期的那样。所以，这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特别的深刻的。” 

叶灵凤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见到了郁达夫。“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才瘦长, 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张穿西装的照相, 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高颧骨，小眼睛，小嘴巴，瘦削身材，这样的相貌很难说相貌堂堂；此外，郁达夫虽然留学日本，可是穿着打扮非常普通，甚至有些土气，总是穿一件深灰色长袍。叶灵凤的描述，提供了日常生活中郁达夫的形象，看来像江浙的小商人；但他笔锋一转，强调“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其实，郁达夫和鲁迅的相似，不仅仅在于穿着。

另一位青年黄源也大致是在同一时期遇见了郁达夫。当时郁达夫去江湾立达学院看望一位青年学生张健尔。 张健尔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弟弟，和郭沫若、郁达夫都有往来， 对郁达夫尤其崇拜。有一次， 郁达夫去立达学院看望张健尔，黄源也在立达学院上学，因此有一次见到了郁达夫本尊。他回忆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郁达夫那天穿的是中装，他夹在我们这批青年中，拥出校门，向郊外走去。随口说着一些英文字眼”；“他和我们青年相处时，那么随和自然，没有一点架子，丝毫也没有一点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著名小说家、大学教授的派头，和我们谈话完全是年长一点的朋友口气，心地纯洁可爱。现在想来，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旧社会里是格格不入，难以生活的。” 

北伐中以《从军日记》出名的青年女作家谢冰莹见到郁达夫是在1928年秋。“他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大褂， 活像个算命先生。不管是老朋友，新认识的，见面总是先向你笑笑，然后伸出手来和你握得紧紧的。” 

1929年暑假， 和郁达夫通信来往的文学青年王余杞到上海拜访了郁达夫。他虽然看熟了照片上的郁达夫；可第一面时还是觉得惊讶。“郁达夫的容貌，通过书刊上有时登载的像片，我是看熟了的。这下可看见了他本人，奇怪，这就是出名的郁达夫! 头上留着深长的平头，身上穿着宽大的裤褂。据我的记忆，好象就没看见他穿过西装。” 

当时的年轻人风靡郁达夫的小说，甚至模仿其小说中人物的衣着穿戴，匡亚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提起他的穿着，我就联想到在《茑萝行》里描写过的他的香港布洋服了。那时我还在苏州的一个师范学校里读书,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我也仿效着做了一套香港布的制服，同时接踵相效的还有同班同学作群兄。当时的天真的稚气与热情，现在虽完全离开我的生活，但回味还是很饶趣的。”  可见郁达夫当时的魅力！ 有朋友感叹道：“昔张船山(问陶)风流蕴藉，一时文人，多欲来世愿为夫子妾者”，“我于达夫亦有此感。他虽不是美男子，却很有令人倾倒的魔力。” 

1933年，钟敬文在杭州重逢了郁达夫。“在走近浙江图书馆底围墙不远的时候，前面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着西装，身材略矮而胖，那是汪静之君。另一个穿着蜜色府绸的中国便衣裤， 态度很舒适，他便是郁达夫先生了”；而此时郁达夫经过了广州、上海数年内创作和生活的经历，“面上似乎很显着被时间和有难所拂磨过的苍老的痕迹了。” 

1934年秋，郁达夫到之江大学授课，讲授“文艺批评一课。”在读的张白山“和别的爱好文艺青年一样便去听他的课。未去之前，我想郁先生一定是一位馒头长发、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颓废文人， 还可能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讲台上的醉汉。”结果自然大出意外。“谁知我所想的完全错了。郁先生却是一位跟布店店员一样朴素平实：平头、驼背、青衫、布鞋。这摸样儿与显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老实说，当时我很失望。”张白山想象伟大的作家必定应该不平凡的，相貌也不应该普通。“王尔德、波特莱尔的外表和服装就与凡人不同。然而，他却那么平凡。说话缓慢，声音低哑，还赶不上布店店员讲话那么响亮流利。这足见我那时多么幼稚，不知道作家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和普通群众一样，头上不会长角的。后来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里挑剃头担的老头儿，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样呢！然而郁先生那副清秀的带着书卷气的面庞和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却使人喜欢。我又想，这大约是作家与布店店员又有所差异的吧。” 

总之，郁达夫的穿着基本是很普通，相貌也当然不出众， 所以使人落差很大。有一位观察者说：“记得有一篇关于郁达夫记事的文章里，说郁达夫非常清瘦，我觉得瘦则有之，清则未必。不过无论如何，他足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本色，那边是‘瘦弱’。他穿得极朴素，一件极便宜的布料的袍子。好像脚上的鞋子也是自己家里做的。”  “他说起话来也不够流利。富阳和上海的混合音，他性爱喝酒，在宴席上，他老用的是大杯子。头上也不像普通人那样都留头发，他是一个‘圆顶’。”  另一位则说，“心目中郁达夫，不知是怎样秀气洒脱的江南才子，眼前的郁达夫，同想象对不起号，一时不知怎么好了。” 

“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