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市井人家都这么说。不过,清以前,是称“元旦”的。辛亥革命后,时兴公历,1月1日称了“元旦”。但市井、乡村还是认为农历正月初一是新年的肇始,似乎有点乱。中华民国的内务部就向大总统袁世凯报告,干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不过,民众还是习惯叫“过年”,从旧年过到新年。 碗盏掼坏,岁岁平安
腊月廿三晚上的灶司菩萨升天,城里人早没了仪式的印象。以前是有的,至少,“童言无忌”的说法,从那以后的几天,是有忌讳的。灶司菩萨要去天庭汇报“人之罪状”的烙印,对老杭州人,依然烙印深深。《礼记》说“灶司主饮食之事”,至于他老人家怎么会从“服务”变成“特务”?谁都没有细想过。
这是一个象征过年的前奏,儿时的我曾被我老子拖到门板后面,撕一张什么纸,擦过嘴。大概是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我老子说,我奶奶是用擦屁股的毛纸擦的。一句“擦屁股”,让我对“量刑”从轻有了清醒认识。至于门板后面去擦,就是怕菩萨看见,有“汇报”之烦。钟毓龙的《说杭州》说,正月十五,大户人家是要小儿们到茅厕供迎“茅坑姑娘”的,也叫“坑三姑娘”。此人本名“紫姑”,是个小妾,受正室压制,郁郁死于厕。腊月廿三前用厕纸擦嘴一俗,是否有此缄嘴之意,待考。
可见,过年最忘乎所以的是伢儿,最“忙乎所以”的是爹娘。刚洗了被褥除完尘,又在井台边杀鸡、剖鱼、刮猪头、拍肺头了。至于怎么做好鱼圆、肉圆,也是“井坛”热点。这是一道象征过年的团团圆圆的菜肴,会做鱼圆的就忙得团团转了。
“六月里西家不能回报东家,十二月东家不能回报西家”,这是以前的说法。“东家”是主,“西家”指仆,“十二月”是指农历腊月。这意思是,六月里洗涤多,仆人、保姆是不好随便说离开主家的。当然,这说的是大户人家。在腊月的后几天,为表示对菩萨、祖宗祭祀的诚意,东家好亲力亲为,“西家”打打下手,相对闲了。
“不能回报西家”,也不是说东家亲力亲为多了,而是一种过年的尊重。和颜悦语是肯定的,亲友来得多了,有留宿的女眷,有熬夜打牌的男人,还有送礼的下属,这些人会给“西家”一份礼,也是肯定的。这时候回报“西家”,不厚道。毛森回忆就说到戴笠每年腊月,都会送一份不菲的礼给宋美龄身边的“西家”。将“西家”称为“保姆”,是后来的说法,以前是称“娘姨”、“姆妈”的。所以,忠心耿耿,托孤送终的也有。
对于市井人家,更多了和气。当老子的心情再不爽,过年的日子对子女也是“特赦”的多。记得某年正月,我老子“既当爹又当娘”烦了,想“远庖厨”了,带我哥俩下了饭馆。那饭馆也怪,菜没上,酒先来了。我也是高兴大了,一走神碰翻酒杯。我老子二话没说,拂袖就走。要是平日,一巴掌是免不掉的。
敬天、敬地、敬神,所有的敬畏之心,旧时的过年尤其明显。邻舍有结、婆媳不和,语言也会客气不少了。伢儿掼碎一只蓝边饭碗,爹娘肉痛得心抖,也只说声“好好好,岁岁(碎碎)平安”。这当然不是客人面前的作秀,是讨个口彩。有一年正月我又高兴大了,将水壶温着的黄酒当开水倒进了米锅,那正是我大姑妈上门“拜年”,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老子“特赦”我了。放狠的爹娘也有,添一句“过了年同你算账”。但只要你夹进尾巴,爹娘一开心,街上买个纸风车、摇咕咚、旋罗坨,都有可能。我的老子就给我买过一只铁皮青蛙,拧紧发条,蹦跶了半年。
祝飨请祖宗 猪脸露笑容
除夕祭祖,杭州人叫“祝飨”。大户人家的祖宗牌位与画像下,餐器、烛台、香炉,庄重肃穆。清末兵部侍郎朱智的后代朱建先生说,那日,他与各地眷属都会赶来元宝街的老宅。整年清静的宅舍,连金钗袋巷和牛羊司巷的厢房都住满了。望族的儿女亲家,几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张大网,朱智的大女婿是江苏省首任民政长(省长)应德闳,祖宗牌位之前,在诡谲多变的时代,青萍之末往往也有起于此时的。
“猪脸露笑容”说的是一般人家祝飨,猪头那年月也要起五更排队去买的。2角几分一斤,一斤肉票可买猪头三斤。祝飨的猪头不能斩碎,整只蒸,出锅的猪头,露着愿做牺牲的笑容,一副福相。蒸猪头是柴灶大锅,按知堂先生说法,一只柴灶锅加几屉蒸笼,是可以出一桌酒席的。那样的祭祖,一只一只的菜肴,热气腾腾。
平常人家的祝飨,依着家况丰盛简陋,但鲢(年)鱼是少不了的。我的老子会在“年”鱼上粘一张红纸,鱼很难受,总想跳下桌子。我老子双手按住,念念有词,当然不会说“快完了,快完了”,他也是读书人,知道满清就是因为大典时说这话完结的。
我是想鲢鱼蹦下来的,果真,没等下跪拜祖,鲢鱼一跃,下来了,吧唧吧唧在地上跳高。我老子再捧它上桌,安抚甫定,它又下来了,身子骨远比现在的鱼要硬。祝飨过的鱼是不是入锅成了年夜饭的菜,还是继续养水缸等亲戚上门,记不得了。鲢鱼有“年年有余”的彩头,白条鱼再大,祝飨不能上桌的。上了,那叫自找晦气。
后来闹“运动”,“革命化”了,没祝飨了。好在酒票还是会多发一张,酱园店也比往日热闹了一些,多了又浊又甜的米酒。伢儿喝多少,爹娘都认可的。
满天星星亮晶晶了,炮仗声响起来了。都是一些拆散零卖的小炮仗,拿一支香柱去点。点燃小炮仗,扣上铁壳暖瓶的盖子,看那盖子嘣一声跳起,那是我儿时乐趣。放瞎的也舍不得扔,齐腰掐断折叠,点香火,火花哧哧,连绵不断。夜深了,爹娘发红包了。不能拆哦,要压在枕头下。那一压,睡醒了,才叫“压岁钱”。
那年头绝少放大炮仗的,哪怕零点前入睡,只有香甜,不会惊醒。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住在某城中村附近,曾经的乡人总会斗富似的抬出小桌大小的烟花爆竹。零点时,火光冲天,惊天动地,烟雾弥漫,过年过成了“战火中的成长”。
“躲得过初一,跑不掉十五”,说的也是除夕。这说的是欠债人,只要熬到零点的钟声响起,就有了半个月的安耽。正月讨债不上门,这是旧规。这一种心酸,《白毛女》可鉴。不过,四十多年,还有一种除夕前的“跑不掉”,记忆犹深。
那是一位老治保主任说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几年她吃年夜饭时,往往会有“偏三轮”啵啵啵来的。派出所的民警对了墙门叫她名字,她就晓得某人要年前“清算”了。那时,抓人要治保主任到现场签字,她就坐上“偏三轮”,一起前往。有一次是抓一个往台湾写信的人,那家的夫妻俩和伢儿正吃年夜饭,男人放落酒杯,抖着手签字,老婆伢儿呆起。
初一走亲 出骨全新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说:“正月朔日”(初一)开始,“谓之‘放魂’”,这其后还用了“游冶”一词。“冶”既指放荡销魂,又指妖冶打扮,穿着华丽。《梦粱录》也说,正月初一,“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南宋的临安,或许真有过“盛世”,或许“细民”也有过“小康”。不过,“亦皆”二字还是能看出不易,“鲜衣”罩了破袄,也有可能。
早四十多年,极少高楼,正月的街头巷尾,出骨全新的衣服就抢眼了。年三十的吃,年初一的穿,那一身枕头下压出的线条,是要喜洋洋的保持到十五的。越是穷的年代,越讲究。清河坊的方裕和南货店隔壁,有化工染料店,年前最热销的,是染料。各家旧衣服在锅中染了色,再加一勺盐,不掉色,很长面子。
有一次和我家娘子喝酒,说以前的过年。她说她从懂事起,过年不穿棉衣,因为袖口太破,新衣服遮不住。我说我也是只穿过一次棉衣,还是大衣款式的。那时候每人每年才一尺几寸布票,几两棉花票,我的老子,却一口气给我哥俩一人做了一件,不知他想了什么法子攒下与调换了那么多的票子。穿棉大衣的亮点是不罩外衣,那一年正月,我的老子长足了脸。因为我娘走得早,邻居都说我老子养伢儿不容易。我读高小时,我哥的大衣只能当我夹袄了,可见我老子做棉大衣的深谋远略。
当然,有娘的孩子,鞋肯定是新的。娘一针一线纳的鞋底,鞋帮的新布,一尺布票能搞定几双。鞋帮的衬布叫“门儿布”,有一个白胡子的怪老汉走街串巷叫卖的。敲鞋楦头糊鞋底边白粉的小店,年前生意火爆。唯独期盼的,过年不要下雨。
瓜子落花生 娘舅拜外甥
不落雨,天照应,拎年包的就满街了。按老说法,走亲戚从正月初五开始。这说的是农耕时期,后来的人哪有这么长年假。初一不出门,初二跑断腿,年前约定的某日某顿饭到某家,就有了“吃得滚壮,跑得精瘦”的说法。两条腿,上走江干,下跑湖墅。
大家族的拜年也有难堪,娘舅坐在童车里,外甥齐齐立一遍,叫声“娘舅好!”还要奉红包。当然,拎上的年包,外加两支甘蔗,早几年似乎就是定规。年包,叫“年盒”的也有,那是“重头”礼。粗纸,褐色,包得四四方方,印了店号的一张正方红纸,呈60度覆在包上,大致是桂圆荔枝。甘蔗两支,象征“节节高”,最好紫皮。
我的娘子说幼时拜年比我有趣,她老家新昌,旧时属嵊县,爹娘的同乡圈大,家乡观特强。一年中从不走动的仅仅见过几面的同乡,正月不拜年几乎就是绝情。我娘子说,一到过年,不是她娘拎了年包从东家到西家,就是南家、北家的人拎了礼包到她家,最远的是拱宸桥。当拱宸桥那家拎了年包到她家时,往往要到正月十五。她娘最初拎出去的年包,极有可能转了一圈又拎回来了。那一种日子,不兴奋都不可能。
和我主动上缴红包不一样,我娘子是被没收的。她娘说,我要回人家红包的啊。但我娘子很满足,说不尽道不完的是大把的花生、蕃茹干、米糖被人硬塞进口袋。乡村人家的过年,那才是真正的过年。
我丈母娘在世时,腊月的最后几天,一只煤饼炉,炒花生、瓜子、米熯,要忙上整整一天。米熯是蒸透的糯米晾干后炒出焦黄,正月来客泡糖茶的。某日,我说起农村过年的好,我丈母娘说,也不容易啊。她说某年腊月,她回新昌娘家,那山坳产“小阳生”花生。丈母娘返杭时,家家都送她几斤,装了一蛇皮袋。我丈母娘是老党员,市劳动模范,她不晓得一袋花生是够“投机倒把”罪的。途中,被官家没收了。她跪了恳求,也没用。
正月要有正月的样子,这是我老子说的。啥样子?越冷越好。越冷,年菜放得越久。这不仅是“年年有余”的彩头,还有亲戚的上门。鱼,白斩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亲戚不来尽,不能吃的。我曾有一个下属姓杨,他奶奶就是我二干娘。他说,杨家的亲戚太多,他娘总要在年前烧上几钵头菜,譬如油豆腐炖肉、鲞扣肉,来客了,一热就可以上桌。类似溜什锦、炒酱丁,那就要下锅再加黄花菜、冬笋丁的。他娘也说,正月要越冷越好。
我喜欢正月的阳光明媚,后来明白,这就是节气。过年,有在立春以前,有在立春之后。立春前的过年,大寒节气没尽,东北人说要饭的都“棒打不走”,当然冷。立春后的过年,叫“春节”是没错,菜肴放不长,也犯愁。难道,改称“春节”不受人待见,这也是缘故?
十三上灯,十八落
一晃,正月十五。吃汤圆与元宵虽然不是一回事,至少杭州人是混吃,不计较的。不过,按南宋的说法,那几日的灯会,叫“元宵节灯会”,叫“汤团灯会”是没有的。十三上灯,十五落。钱王纳土后,为示普庆,允许落灯延长三天。“上灯圆儿,落灯糕”,糕吃完,收灯了。《西湖游览志余》的说法:“然后学子攻书,工人返肆,农商各执其业,谓之‘收魂’”。
“收魂”了,爹娘该打,该罚就不客气了。当然,老杭州城外,正月十八过后,互走拜年喝酒,不吃到月底几乎不罢休的还有。当然,城里人“收魂”的规矩与城外的乡人不同。但追求团聚的形式,恰恰是正月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