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看了1000多例病人，为什么还要做试验呢？因为我毕竟是私人医生，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是否科学，还需要专业机构来论证

1921年，我出生在温州。父亲是律师，他对中医感兴趣，鼓励我学医。我考进温州的瓯海医专，方向是外科。我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岳父，他留学日本，带回来很多先进药方。

在外科临床实习时，我发现痔病带给病人的痛苦非常大。民间有句话，“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大部分人都有“痔疾”这个难言之隐。因为肛门的神经分布很密，痛觉格外敏感，所以治疗痔疾，往往伴随很大的肉体痛苦，手术完还能痛上半个月。

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研究，想减少病人的痛楚。在父亲和岳父研究的成果上，我研究了一套用中医治疗痔疮的方法，并和妻子在温州开了一家痔疾专科诊所，每天病人络绎不绝，有达官贵人，也有贫苦穷人。对经济困难的病人，我们就不收诊费。

慢慢我积累了点小名气，外地病人也慕名前来。1946年，我给杭州来的一个病人治好了，对方送了一张头等舱的船票给我，邀请我去杭州看看。那时温州到杭州，要先坐轮船去上海，再转火车。这样，我到了杭州，看西湖的同时，还在板桥路（今延安路一带）找好房子，准备移师省城开诊所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听说人民政府唯才是举，十分鼓励民间有本事的人把技术拿出来服务民众。和妻子商量后，我给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报告，表明愿意公开内痔插药的家传秘方。卫生部立即要求省卫生厅办理，厅长李兰炎安排我去广济医院（浙医二院）临床试验。我已经看了1000多例病人，为什么还要做试验呢？因为我毕竟是私人医生，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是否科学，还需要专业机构来论证。

1960年秋天，省卫生厅派人到家里找我，同来的还有省公安厅三处的同志，说有重要任务请我去会诊

医院给了我十来张床位，病人每天的用药、身体指标，我都记录下来。最终，我总结了110例病例，形成一份翔实的报告提交上去。卫生部不仅给我颁发了奖状，还奖给我3000元，那是一笔巨款呐！

1955年，省卫生厅在太平洋电影院举行“学习祖国医学表彰大会”，全省来了500多人。卫生厅代表卫生部对我表彰，鼓励大家学习祖国医学，造福百姓。拿着3000元奖金，我向余文光院长表示，捐给医院作医学发展用。余院长说不行。我又说，那就捐给医院图书馆买医学书籍。没想到医院开会讨论后，还是把奖金退给我，说这是国家对我个人的奖励，不能挪用。

1956年，省里又发了一个委任状，让我牵头在浙医二院建立肛门外科。这个科刚成立时，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医院给我派了一名医生和一个护士，又安排其他外科医生轮流实习。当时全国还没有肛门外科，我这里是第一家。

1957年政府决定建立综合性医院，打破原来浙一管内科、浙二管外科的格局。我和肛门外科随普外科搬迁到浙一，设床位12张，改名为痔科，也就是现在肛肠外科的前身。

1960年秋天，省卫生厅派人到家里找我，同来的还有省公安厅三处的同志，说有重要任务请我去会诊。具体什么事，他们不肯说。家里人有点担心，我内心也很紧张，但只能硬着头皮跟他们走了。

卫生厅、公安厅的同志陪着我，坐车到了一个地方，我下车一看，是飞机场。机场里停了一架飞机，上了飞机，整个机舱里只有我们三人。飞机落地后，我才知道到了北京，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来接我。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我不是第一次来北京。1950年，我曾有幸坐火车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整个浙江代表团除了我，还有美院院长潘天寿、浙一胸外科主任石华玉等人。我们在国礼台上观看游行，还参观了故宫。

那次北京之行，我见到了毛主席。在怀仁堂的宴会中，毛主席向全国各地的代表一一敬酒。我们这桌的陪同人员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就是文学家茅盾。吃饭时，我跟茅盾说，这桌上的橘子水味道真好啊。茅盾笑着回答：“这个橘子水是鲜榨的，不是假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吃橘子不用咬，而是喝。

还有一个月，总理就要去东欧国事访问了。要尽快把炎症消除，同时治病的过程不能影响他的日常工作

安排我住下后，黄局长才同我讲，是周总理请我来。原来是给总理看病啊，我一路提着的心稍微落下，一想到总理是国家领导，我忍不住又紧张。

第二天，黄局长带我去总理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总理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陆大夫，这次辛苦您了！”我给总理做了检查，痔疾有点严重。还有一个月，总理就要去东欧国事访问了。要尽快把炎症消除，同时治病的过程不能影响他的日常工作。

怎么办？我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我开的方子，保健局的人都要检查过，再由他们去协和医院配药，总理的保健医生卞知强也从旁协助我。治疗痔疾需要坐浴，我设计了一个架子，图纸画好，保健局的人拿去做。架子是便携式的，可以折叠，总理去东欧出访也能带着走。

理每天处理公务要忙到晚上一两点钟，所以起床也相对较晚。上午10点左右，我被带到总理起居处——中南海西花厅，等总理洗澡完，开始治疗。治疗得差不多了，总理和邓大姐留我吃午饭。晚上，总理喜欢看戏，也带我一起去，他叫自己的秘书兼卫队长成元功送我俩去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能在这里演的剧都是经过层层挑选的，有梅葆玖的京剧。

我看的第一出戏是朝鲜的话剧《卖花姑娘》。第二天总理问我，看了《卖花姑娘》什么感想？我说，话剧很好看，我受到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总理国事如此繁忙，还关心我这个小医生的想法，我挺感动的。

十来天后，总理身上的炎症基本消除。我临走前，总理送了一张签名照作留念，邓大姐送了我一个哈密瓜，说是新疆运来的。我一个南方人，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哈密瓜。

跟总理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总理的日常生活。他穿在里面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这些也只有我们医生能看到，别人谁看得见呀。平时接见外宾，总理会戴一块金表，毕竟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而在家里，他只戴一块普通的上海牌手表。这些小细节我都看在眼里。

回北京前，总理和邓大姐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人员。总理说，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我要敬一敬，先敬陆大夫！

第二次给总理看病，是次年临近春节，周总理来杭州了，住在杭州饭店。卫生厅就叫我做好准备，要住到饭店里去给总理治病。

上次回来后，我一边琢磨一边试验，把药方又做了改进。我想试试新方法，于是写了一篇临床总结报告交给总理，他很认可。总理让我多培养一些年轻医生，还说，这次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总算空下来了，所以来杭州休养加治病，他想把痔疾彻底医好。

在杭州，名义上总理是来休假的，但我看他空都没空过，要么是看文件，要么接见外宾。我的治疗原则依旧是不能影响他工作。一次宴请非洲来的外宾时，总理邀请我一起去，还把我安排在第二桌的主座，向大家介绍我是他的大夫。

大半个月的治疗下来，总理的病基本好了。回北京前，总理和邓大姐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人员。总理说，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我要敬一敬，先敬陆大夫！

邓大姐拦住总理的酒杯：“陆大夫，你看总理能不能喝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笑着说，总理的病基本好了，适当喝点白酒，能活血健体。总理一听，高兴地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

吃饭的时候，邓大姐讲了一段话。她说，我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是同学关系；第二种是战友关系；第三种是同事关系；第四种才是夫妻关系。从这四种关系，不难看出总理和邓大姐之间感情深厚。

考虑到我们随身只带了粮票，邓大姐把自己的工分券给我妻子，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带回去给家里人

临走前，邓大姐来我们家，她说受总理之托，来看望我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我这个小医生怎么担当得起？邓大姐还提出邀请，希望陆大夫去北京和总理一起过年，并征询我母亲的意见。这个邀请真是出人意料！全家又激动，又高兴。

于是，我跟总理一起坐专列回京。单独为我安排了一个单人软席包间。一路北上，在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到北京后，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上午依旧为总理检查创面愈合程度、换药。

就要到春节了，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去杭州，把我妻子也接到北京来一起过年。妻子来了后，总理热情招待我们，亲自点菜，他点了个黑米粥。我从来不晓得还有黑色的米，而且还能烧成粥。北京的冬天屋外非常寒冷，我们在屋里喝着热热的粥，格外暖心。

考虑到白天没事，总理和邓大姐安排我们去参观十三陵水库。水库离市区很远，邓大姐说，我的车子送陆大夫夫妇，我和总理上班拼拼好了。还专门交代司机，到了水库多给我们拍照留念。等我们夫妇离开北京时，总理请他的专用摄影师为我们合影拍照，全身照、半身照，拍了很多。

建国初期物资紧张，每人买多少日用品都是定量的。考虑到我们随身只带了粮票，邓大姐把自己的工分券给我妻子，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带回去给家里人。邓大姐还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大会发的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妻子，总理则把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品送我留念。

只可惜，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来我家抄了九回

在北京，总理专门给我发了聘书，任命我为“总理的医生”，还把我介绍给其他领导人，说“看痔疾，找陆琦”。所以，我还给董必武、杨尚昆、陈毅、郭沫若看过病。陈毅是我的老朋友，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时，就让我去给他看病，在北京碰上，分外亲切。

郭沫若是大文豪，我给他看病，他把自己写的游西湖诗送给我，还送了我一本自传。后来，郭老晓得我要回杭州了，让我带两个石头章，给在杭州休养的南京美院院长傅抱石，让傅院长帮忙刻章。傅抱石是有名的大画家，他知道我是郭老的朋友后，也很客气，画了一幅《庐山瀑布》送给我。

我买到一些上好的宣纸，寄去北京给郭老，他写了一幅字送还我，写的是毛主席的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还有陈叔通，他是杭州籍的爱国民主人士，老底子的秀才，很有文才。我把他的病看好了，他把自己做的诗句写成条幅送给我。

只可惜，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来我家抄了九回。当时我受医院指派，去富阳培养赤脚医生了，所以不在。我个人没受到冲击，但妻子儿女替我受罪了。

幸运的是，我和总理的合影，还有总理的签名照逃过了一劫。我事先交给医院保存了。2017年，我把这些珍贵的历史物件捐给了浙医一院院史陈列馆。

我这一生有机会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能造福百姓、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

没有国家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1981年，我创建了《中国肛肠病杂志》，并担任第一任主编。我还担任过中华中医学会肛肠学分会副会长。2013年，浙江医学会给我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1984年我退休后，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学术交流。我有几个学生在美国开诊所，他们挽留我，希望我留下来坐诊。第二次，我去了旧金山，当地华人很多，我一边参加学术交流，一边在学生的诊所帮忙看病，很多华人慕名而来，还把我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最后一次我去了纽约，这次我住了好些年，在那边看病、交流。美国行医有个特点，公立医院的全职医生，个人时间可以从事其他医疗行为并获得报酬。

不过美国再好，也比不过自己的祖国。最终，我还是回到杭州，安享晚年。我的四个子女，也有两个做了医生。

我今年99岁。我的妻子，几个月前刚去世，她是95岁走的。我把她的彩色照片放在客厅的牡丹花画作中。因为我觉得，她就像牡丹花一样，永远盛开在我心里。别人问我们两口子都这么长寿，是不是有什么秘诀？秘诀谈不上，做医生的，对身体总会注意点。我每天作息很规律，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上床睡觉。

一般起床后，我先空腹喝两大杯温水。每周煮一些绿豆、黄豆之类，煮好后放冰箱，每天早上加一勺黑芝麻粉，热一下，吃一勺。我的早饭种类比较丰富，吃得比较饱，中饭和晚饭就相对少点。我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背，但眼睛还不错，白天有空，我会写字、读报。

睡觉前，我也跟年轻人一样，刷一会手机。我看到新闻上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跟老底子的确不一样，以前医生很为病人着想，病人也都百分百信任医生。有些知识分子虽然清高，但我帮他治好了，他也懂得感恩，会写诗写感谢信给我，这些我都保存着。

我这一生有机会可以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能造福百姓、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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