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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的杭州情缘
来源:杭州名人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19-03-27

习近平主席2019年的首次出访将于3月21日至26日进行,而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意大利。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首次访问意大利。访问前夕,习主席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了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和意大利在历史上友好交往的足迹。你可曾知道,在中意交流史上,杭州,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

——《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

杭州西湖马可·波罗雕像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威尼斯人,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又名《东方见闻录》。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这样描述杭州:行在城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他表示杭州城中有上万的桥梁,还有一个大湖(指西湖),桥梁下都能允许船只通过,楼阁壮丽,建筑繁华。同时,杭州城还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城市,马可·波罗用了一个欧洲人可以想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行在城每日所食胡椒四十四担,而每担合二百二十三磅也。”胡椒是欧洲人孜孜追求的香料,在欧洲也是贵族的用品,而马可·波罗笔下的行在城每天就消耗大堆的胡椒,显然能让同时期的欧洲人惊叹于这个城市的富庶。

“行在”意思是皇帝临时居住之所,马可·波罗对杭州沿用了南宋时期的称呼,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欧洲上百年的制图学,在15、16世纪的欧洲地图上,都会在中国的江南地带标记一个叫“Quinsay”的地方,甚至只标出“Quinsay”。

意大利汉学家层出不穷,为中欧交往架起桥梁。从编写西方第一部中文语法书的卫匡国,到撰写《意大利与中国的白佐良和马西尼,助力亚平宁半岛上的“汉学热”长盛不衰。

——《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

杭州大方井卫匡国墓

卫匡国,原名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14年9月20日-1661年6月6日),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汉学家。他的汉语名字名匡国,字济泰,取“匡扶国家,普济泰东”之意。他出生于意大利的塔兰托,17岁到罗马学院求学,25岁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会,1643年到达浙江兰溪,后抵达杭州传教,在1644-1650年间,他目睹了明末战乱,并且在此期间结交了不少中国名流,1650年,他到北京谒见顺治皇帝,同年返回欧洲作为在华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到罗马为中国礼仪问题申辩,他捍卫了利玛窦在中国创立的传教理念,说服罗马教会允许当时的中国信徒尊孔祭祖。1657年,他与南怀仁等16名耶稣会传教士返回中国,他到杭州在当时的浙江巡抚佟国器的资助下,于今天的中山北路一带购买土地,建设圣堂,即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杭州天主教堂。1661年卫匡国病逝于杭州,安葬于大方井教会墓地。

卫匡国除了是一位传教士,还是一位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明末战乱情况著成了《鞑靼战记》一书,记录了明清战争的情况以及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教皈依者在明清战乱之际的活动情况,成为研究当时历史的第一手的史料。同时,他还根据在中国的见闻,著有《中国上古历史》《汉语语法》等书,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另一方面,卫匡国也是一位地理学者,他所绘制的《中国新地图志》在当时也受到中西两方面的关注。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

——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

杭州中山路天主堂

在明朝末年,有两位杭州人,和意大利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一位叫李之藻。李之藻,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居士等,隆庆五年(1571)出生于杭州一个低级武官家庭。李之藻的先祖是南宋抗金名将李宝。万历二十二年(1594),李之藻考中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并且在殿试中获得第二甲第五名(总排名为第8名)的好成绩。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北京工部任职的李之藻在初次拜访利玛窦时,被利玛窦挂在房间里的世界地图所深深吸引。利玛窦对着世界地图,向他讲解了欧洲人所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叙述了自己从欧洲来到中国的路程,介绍了经纬度知识及其测量方法。这位官员大为折服,但他觉得利玛窦带来的地图太小了,于是他建议利玛窦重新修订,第二年,这幅给中国人带来全新认识的世界地图绘制完成,这就是著名的《坤輿万国全图》。

除了利玛窦以外,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当时还有很多位,比如比利玛窦更早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S. J. 1543-1607),曾经来过杭州,还写下了几首在杭州的汉语诗,可以看出这位传教士深厚的汉语功底。

万历三十九年(1611),新受洗入教的李之藻因父丧返回故乡杭州,邀请传教士到杭州开教。于是新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意大利西西里人)派遣郭居静(Lazare Cattaneo,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前往杭州,在杭州开教的过程中,又一位杭州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名字叫杨廷筠。

杨廷筠,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官宦之家,字仲坚,号淇园。在加入天主教之前,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读书、科举、做官。23岁成为举人,26岁考进士,历任江西安福知县、监察御史、光禄少卿等职。

杨廷筠对西方的科技兴趣不大,但是对天主教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宗教著作主要有《天释明辩》、《代疑篇》、《代疑续篇》等。他对天主教的理解,以及他调和融会儒家和天主教的尝试,主要见于这些著作。他真诚地相信天主教本来就与中国的圣学道统相通,称西方传教士为“西儒”,在自己的天主教著作中多次提到“吾儒”,有学者因此称其是一位“天主教儒者”。杨廷筠对杭州的天主教事业贡献甚多。据中外资料记载,他在杭州修建了4所天主教圣堂和小教堂,其中一所后又重建,即今中山北路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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