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学者如何选择论文题目

　　赵冬梅：就博士论文的题目来说，每个人的选择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是这里面应该也有共通的东西。那么各位老师认为，怎样的题目才是有价值的题目？

　　伊佩霞：我认为选题很难。至少在美国人们压力很大，要尽早确定选题，写一份出色的开题报告并进行答辩。要是贸然进入，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题目上胶着十年。理想情况下，我认为可以通过比较阅读获取灵感。如果你研究宋史，可以多读一些明清的材料，尤其是一些二手资料。很多情况下，在前朝或后朝的某些领域，已经有学者做了有意义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宋史领域还没有做过。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着手点。

　　我认为也要和中国以外的地区比较。我们会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中国以外的研究领域，学生们通常会选择欧洲历史。你也可以观察欧洲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将他们研究宗教和城市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艺术史领域最好等你阅读了足够的一手文献，知道这到底是否可行以后才去做研究。我看到很多人开题报告写得很好，但是没办法开展研究，因为材料太少了。在我工作的华盛顿大学，系主任想让学生的博士论文快速过审，学院想让候选人更快地过审，所以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抗这一系统，最终选一个好题目。

　　包弼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选题目。很多题目或领域不一定是按照朝代发展的。比如，所谓的宋明理学不是从宋朝初年开始的，而是在熙宁年间、元祐年间开始发展，到元朝、在蒙古人的领导之下才真正建立的。所以朝代固然有用，但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立场上来讲，我们也有别的视角。

　　如果你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感兴趣，例如家族的发展，思想的转换，或者价值观的变迁，那么你需要考虑，在这个领域之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学生有很有意思的话题，可是和当时的历史情景根本没有关系。或者，有些话题在今天的学术界很重要，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材料支撑。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就应当是重要的，材料也肯定足够。

　　可是，上面我提到的所谓领域和话题还不能算是一个研究题目。研究题目是什么呢？如果当时某个现象是重要的，那我们需要去解释那个现象为什么会变得重要。为什么本来一个不太重要的趋势会变成非常主流、非常重要的现象。然后你要了解这些现象在当代的学术界是如何被解释的，如果现有的解释已经充足、有说服力，那这个现象也许你就不必再研究，如果现有的解释不能说服你，那你再动手研究。

　　我本来研究宋史是出于对制度史的兴趣，我比较常用地方志、《宋会要》这样的材料。可是后来开始念四书五经，我的兴趣就变成了思想史。在唐宋变迁之际，在思想史方面最重要的现象就是道学的兴起， 同时，在社会史方面也发生了从唐代的士家大族到宋代的士人社会的变迁。我认为这两个现象应该有关联：社会变迁就是精英的变迁，也有思想的变迁。怎么去解释宋明理学、道学变成了主流思想呢？我对当时已有的解释并不满意，所以就有了我的博士论文。

清刻本《夷坚志》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苏轼和苏门四学士的。他们觉得他们所投入的文学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支流而已。我读《宋元学案》，发现苏轼和王安石是最后几卷，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能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可是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主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我当时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

　　伊佩霞：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和外国的研究者在选题上很不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让人对你的题目感兴趣很重要。我认为，如果要一直保持你的研究兴趣，就必须想象有一个和你趣味相投的读者群。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人对宋代的思想史感兴趣，会读你的作品。一般来说你研究的历史时段越早，找到很多读者的概率会越小。做清史肯定比做宋史得到的读者多。到底是研究前人没有开垦过的领域，还是做别人做过的题目从而可以与同行对话和交流，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的。

　　包弼德：我也要补充一点。伊佩霞教授讲得很对，我们知道她本来是做唐史的，后来变成宋史。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研究宋史的人比研究唐史的人聪明——至少是更多。（笑）但我不完全同意说选择的题目必须一定得有人感兴趣。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苏轼和他的弟子，我还记得我第一个老师非常反对，他说，文学和历史没什么关系，他们并不重要。我说，可是当时的人都说文学很重要。我问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重要。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知道。有时候你要反对你的老师。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我的看法，大概一直都没接受吧。

　　包伟民：在中国现在的学术生态面前，即便读了博士，还是有大量的博士去做了公务员，去做了其他工作。因为学术领域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就业市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考虑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所以我有时会特别功利主义，博士论文体量大，如果选错了，回头过来另选一个那就要命，恐怕没有让你推倒重来另选一个的余地。现实地考虑，首先得有足够东西写，也就是史学叙述的量得占比较大，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体现你的思想。

　　要有叙述的内容，得有相应资料的支持。但更为难的是，究竟什么是问题？邓老师老说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要找有牵动性、联系到的社会现象比较广泛深刻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在有人写一篇宋代农民战争的博士论文，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你得想一想，你挑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感兴趣。

　　所以我不太赞成同学做没人做过的题目，因为没人做过其实也就说明没人感兴趣。现在不可能再有没人做过的好题目留在那里。今天大家感兴趣、听众比较多的恐怕多半是老题目。我想我们的本事就应该在如何把旧题目做出新的味道。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做城市史，当时非常犹豫，这是一个老题目，但我很有兴趣。唐宋城市史的起点文献是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这篇文章。我想我如果不能在这篇文献中找出可以深入的余地来，就放弃这个题目。于是我把加藤繁文章中的每一条材料都对着原书读，对了以后我慢慢有了信心——像加藤繁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把一个题目做完，更何况那时候的研究条件不如我们。所以大家应该有信心。

　　邓小南：论文选题确实比较困难。田余庆先生曾经说，一个做历史的人如果找不到题目，那就是一个致命伤。到底该怎么选题，我认为，首先从阅读中来。包括阅读加藤繁这样的大师的一些著作；也包括阅读史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从比较里来，很多想法是从比较中产生思考，进而“激活”的。就是伊佩霞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和其他的、前后时代相比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某些时期会集中、大量地出现过去很少见到的话语表述，出现一些特别的处理问题方式，这些可能就是值得琢磨处，可能就是选题的方向。

　　我们说到选题，首先是一个方向，然后才是一个题目。方向的确定很重要。比方说，我们都学过隋唐史，通史课程都是从唐讲到宋的，那么宋到底跟唐有什么继承性，有什么不一样？像包弼德老师关注的是从思想上有什么异同，伊佩霞老师关注社会生活方面有什么异同，我关注从政治史方面有什么异同。我们读陈寅恪先

　　生的著作都会注意到，他说唐代中后期河朔地区的胡化是个严重问题；那么为什么到宋代“胡化”就没有了呢？河北、山西是五代、宋初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胡化现象怎么淡出甚至被消解了呢？从长时段来看，这显然是个问题。但很多年里没有人讨论这些，好像唐代的问题在唐代就结束了，宋代的问题都是另外发生的。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另外，我们的研究都有特定时段，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单元。我们研究宋代，不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任何问题都有它的前因，可能也有其后来的影响，所以你不管研究什么，都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单元。比方有些问题，从晚唐、五代到宋初，尽管跨越三朝，但可能从属于一个时间单元，当时碰到的挑战差不多，解决应对的思路也是渐进的。类似地，如果研究思想史，可能有另外的时间单元；研究家族史，又有不同的时间单元。所以时间单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说到“牵动”，什么是牵动？要靠问题去刺激问题、引领研究，这就是“牵动”。有一些问题，起初是别人提出的，有的他认为已经解决，有的还搁置在那里。其中有些值得跟进思考。包伟民老师刚才说，大面上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有所覆盖，但是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动。之所以注意到这些问题，是由现在的一些研究议题带动、“激活”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关注宋代的尚书内省其实是受罗祎楠启发。罗祎楠当年跟葛兆光老师写硕士论文，我读他的硕士论文时，注意到他讨论元丰期间官僚机制的层级化，官僚机构分别处理不同的事务。论文中有一段说，来自各方面的报告、请示、章奏都送到禁中，然后皇帝将这些事务分类后送到不同的部门处理。当时我问他，你以为皇帝是个收发室？皇帝若是负责分拣材料，每天就不用做别的事了。这一问题当时确实不好回答。可是这个问号一直压在我的心里：当时这些材料进入禁中后，谁来做分类、编目、筛查、分发这类事务？追踪下去，后来就有了写尚书内省这篇文章。

　　所以有些问题，需要有敏感，然后去跟踪。有时候我们自己写文章，觉得哪个地方可能有疏漏，一时处理不了，可以加一个注释，容日后再讨论；也有时候，我们没加这个注释，把一片空白暂时存下来了。但是这些压着的东西，你心里得要明白，要知道这就是将来追踪的一个线头。线索是靠线头拉出来的，一些原有的东西会激发新的问题意识。

　　另外，我会跟学生说，本科论文我觉得选题范围可以宽泛些，本科时期属于思想方式和学术议题可以相对自由驰骋的阶段，不妨多接触各类内容。但是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应该找相对比较实在的题目，例如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之类，这样比较容易凿实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不宜把选题重点放在“书写”上。历史“书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你要分辨什么东西是“书写”的结果，剥开书写对于史实的层累式包裹，需要有实在的基础功力。所以最好首先走稳“实”的这一步，在此基础上，对话语之类“虚”的东西才能把握得当。

　　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术圈，确实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对这些兴趣的感悟，需要有所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顾及学术圈当下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某些兴趣是靠前沿的研究引领出来的。比如文书的研究，十年以前没法说谁对它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些年就很不一样了。当然这与徐谓礼文书的发现有关系，但在这之前，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老师还就此申请了国家重大研究课题。所以我觉得真正扎实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应该会有引领的力量。

　　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写论文，大多关心有些现象背后为什么是这样，关心why，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非常关心how，关心路径的问题，关心制度、设想如何实现，如何扭曲。比如我做宋代官员的考核，除了研究书面规定之外，还要问朝廷如何知道地方官员有什么表现，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是惩罚还是表彰？实践往往与宣称不同，从初衷到结果，其中有很长一段路，有非常大的演变空隙。将来如果要讨论2016年的交通状况，我们肯定不能按政府公布的交通规则来研究；但这也不等于说这个规则没有用，如果没有交通规则，那么交通状况肯定更加混乱。究竟起到作用的有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桥梁、路径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也是选题时值得注意的方面。

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赵冬梅：下面我想问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实四位老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跨学科研究。包伟民老师的城市史、财政史研究，伊佩霞老师的家族和女性研究，邓老师也做过女性研究，以及信息渠道研究，其实这些研究本质上都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包弼德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是哈佛地理分析中心（CGA）的主任、中国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领导者。

　　我们做研究时需要社会科学理论。而社会科学理论，目前为止大部分来自西方经验，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曾经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置身于如此广阔宏大、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到目前为止却尚无突出的创造力。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与西方确实不同，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该如何摆正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包弼德：思想史可以说是距离社会科学理论最远的。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者，我不是。最近两三年，有中国研究生说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方式和议题都是西方的产物，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能接受。比如，经济学也算社会科学，我们不能说它只是西洋的，跟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经济了。

　　19世纪时出现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也只是在西欧，法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是那里出现社会理论，这本身也是个历史问题。那么，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不是一定限定于西欧自身历史、因此对我们思考中国历史就没有启发了呢？我想不一定是。如果因为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欧洲思想史的背景，并因此来断定说社会科学理论就只对研究西方有效，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伊佩霞：就我个人而言，社会科学是我选择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上了许多必修课。在社会科学课上我们读马克思和韦伯。我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主要基于西方的经验。如果要得到证明，应该有人去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中国是最大的值得研究的案例，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研究中国。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

　　我想研究贵族，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家族、性别、国家建设、军队、战争，这些在世界上都是普遍的议题。我还怀有艺术史研究的信念，但我不指望做欧洲艺术史的人对中国艺术史有什么关注。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我成了代表中国的人，带入更多外部的视角。今天做历史社会学的人确实觉得纳入其他地区的证据会更好。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需要更多的官僚制度，比如印度和大英帝国。但是我研究宋史发现，辽比宋更帝国化，但是宋比辽更官僚制度化。所以有时候你得承认，这个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有些情况下就不起作用了。

杰克·古迪

　　我认为像国家、战争、家族这些话题在世界范围内有足够的共性，所以你可以加入中国的证据，并引起人们重视。杰克·古迪（Jack Goody）就很重视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他是人类学家，专注于前现代世界。阅读他关于财产、识字率等许多不同话题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中国的证据的。我觉得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与我们研究中国之间有积极的关系。我个人不会致力于新的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能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的有趣材料，他们也可以运用这些材料，思考那些宏大议题。

　　包伟民：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历史学科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大约是这样的：要弄准很多概念。我的博士论文涉及财政领域，我不能完全用宋人财政领域的概念，而要去看现代人财政领域相关的书籍，去读这个学科的本科教科书，把相关概念弄熟。与其他领域学者的接触对我们的思考会有帮助。

　　邓小南：我特别认同伊佩霞教授说的，我们读社会科学是为了找一种研究方式，找一条思考的道路；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鲜的词语与结论。像古迪的社会人类学，也许我并不做那样的议题，但是那些研究对我们做社会史、制度史会有启发。把握社会科学的“真谛”并不容易，我感觉，从一些经典、从研究范例入手去读社会科学的东西，可能相对比较有效。另外，某种程度上要在“对话”的过程中去读。有些东西我们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生涩，但在一个对话的环境里，会有逐步深入阅读境界的机会。

本文选自《文汇学人》（2017年4月21日），原题《师说，我与宋史——文研学术·包弼德、伊佩霞、包伟民、邓小南在北大文研院的座谈》，胡梦霞整理，孟繁之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