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6年6月21日出生于杭州。早年我们一家人住在圣塘路26号，也就是今六公园（原高级法院）旁边的一座面临西湖的西式老建筑。在那里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结婚后才离开那座老房子。时至今天，日暮黄昏之时，我有时仍忍不住要到那个地方去，追寻逝去的豆蔻年华。

我家的老屋

只是老屋早就不见踪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还湖于民”的口号声中被拆除），惟有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依然郁郁葱葱，它勾起了我很多的记忆。听父亲说，那座房屋早年是杭州中国银行的别业。刚解放时，市军管会接管了此建筑作为临时办公处。未久，军管会迁出，一些干部及家属搬了进来。父亲作为山东南下干部，当时担任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由此，我们一家人也住了进去。

那是一座傍湖的二层钢筋水泥西式住宅，外面有铁门与高大的围墙，不过大门常年开着（没有门卫）。

记得小时候，楼上原客厅里有个大壁炉，壁炉上面还有一张彩色的西洋仕女图。只是那个壁炉没用，人们用水泥将它封起来，成为一堵墙。房间外面有走廊，站在走廊上可以眺望西湖。

大人们每天急着去上班，很少有时间管我们这些小孩子。放学后，邻居小孩就在院子里捉迷藏，或者在湖边钓虾，大男孩还会到湖里游泳。楼下有一个公共浴室，他们在那里更换衣服。女孩子常在屋旁跳绳或唱歌。那座房子住进了好几户人家，书法家郭仲选、统战部长吴少典等人是我们的邻居。

我的学生时代与知青经历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近在少年宫旁边的断桥小学读书。

毕业后，我进松木场的向阳中学，后又在浙大附中上高中。我喜欢跳跳唱唱，于是老师将我选拔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每有重大政治活动时，宣传队员就被派任务。唱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共产党的歌曲、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演“样板戏”片断……这些是我们宣传队的拿手好戏。直至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音乐或“样板戏”的唱词，就禁不住回忆起当年的岁月。

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在学校里读不读书无所谓，因为毕业后不能考大学，要由所在居民区根据各家兄弟姐妹的情况分配工作。等待我们的命运有两条路，一是可以“留城”务工（最好的待遇）；二是必须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老大、老二已经下农村了，那么老三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城”。如果哥哥、姐姐没有人下农村，那么你自己就该下乡务农，否则，这个选择就会留给你的弟妹。当然，还有一条更好的出路，那就是男生去部队当兵（还能进军队院校）。复员后，你既有军龄（算工龄）又有学历，如果在部队，有了一官半职，回来后还能当上干部。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令人羡慕和憧憬的前途！

我没有那么好的福气，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下农村。

1974年，我高中毕业，师生们在岳庙（当时叫“杭州市阶级教育馆”）的台阶上拍了一张毕业照，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那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的档口上，父亲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在单位里并不吃香。我与其他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当时的 “上山下乡”工作已经由居民区转到父母工作单位，由父母工作单位将员工子女中应下农村的应届毕业生全部集中起来，送到同一个公社，那时叫做“厂社挂钩”。我们二轻系统（杭州市第二轻工业局）的挂钩单位是临安县太阳公社，我去的地方叫做“方圆大队”。

那时候，我们还是一些混混沌沌的中学生，二轻局派了一位“带队干部”陪同我们一起下乡。在我们下乡的同时，二轻系统将所属一家工厂的部分塑料袋生产业务转移到了太阳公社。

其实，我们这些从二轻系统下去的知青是处于“半工半农”状态。不过，知青生产塑料袋的收入全部归生产队所有，我们与社员们一样由生产小队分配粮食，拿的是与社员相同的工分（我们算是“半劳力”），只有五个工分，每分值四分。现在想起来，我们每天的劳动只值当时杭州一碗馄饨的价。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塑料袋还是一个超前的时髦货，店家对于商品包装仍采用传统做法（用报纸或粗纸包扎），塑料袋并没有被商家与顾客所接受，因此，我们生产的塑料袋大多堆进了仓库。不过，就在1978年我们离开太阳公社时，塑料袋忽然行销起来，堆在仓库里的塑料袋被一搬而空。此乃后话，不提了。

当时，工厂送的原料经常赶不上用工（我们年纪轻，手脚勤，一学就会，生产的速度快，运输跟不上生产节拍），青黄不接的现象时有发生。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闲着，因此我们还要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大队里的多数农活我都干过。那时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干革命”。

在工艺美术服务部工作

到了1978年，二轻系统到太阳公社招工，知青大多被调回杭州。与我一起下乡的知青们被分配在二轻局所属的各家企业，我被分在龙翔桥的杭州工艺美术服务部当营业员。

那时，正逢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以前只对国内干部开放的高档宾馆、饭店开始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由此，上级下了文件，要为外宾或侨胞旅杭做一些配套工程。例如，杭州开设了两家“涉外商店”，一家是为外籍人士服务的友谊商店，另一家是为侨胞、侨眷以及港澳人士服务的华侨商店。此外，二轻局所属的杭州工艺美术服务部应该也是“涉外商店”。

我进工艺美术服务部时，这家商店转变经营职能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二轻局的下属单位多是一些手工业企业，不少单位从事传统工艺品生产，诸如扇子、丝绸绣织品、风景锦织画、手工绣睡衣等，我们的工作只是替这些厂家做零售。

外宾到了杭州，除游山玩水、住宿吃喝以外，还要购买一些当地的旅游纪念品，由此，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应运而生了。对于那些价格昂贵的艺术品（别的商店也有供应，但品种少、质量不可靠），国内客人多是饱饱眼福而已，可外宾一点儿都不吝啬，出手相当慷慨。因此，工艺美术服务部的销售情况相当好，成为杭州旅游品销售的主力军（利润全部上缴）。

我成为外币兑换员与业务员

来杭州旅游或公干的外宾手里拿的是外币，由此，我参加了中国银行举办的外币培训班，学会了如何点算外币，如何兑换本、外币，如何识别真伪钞票等事。几年干下来，我对外币兑换、真假钞票的识别，可以说做得炉火纯青。不少人见我点钞票速度之快，简直目瞪口呆，夸口不绝！

不久，我成为商场的业务员，常有机会去南方参加广交会，也时常跑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参加工艺品、轻工业产品展销会或者旅交会。

我们向国内外宾客介绍江南的优秀传统工艺美术品。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每想到在农村的艰苦劳动，和现在的工作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其他知青见到我们这些分配在工艺美术服务部的人特别羡慕，我们走在路上仿佛也分外骄傲！

上世纪八十年代，友谊商店、杭州饭店这些“涉外单位”只对外国游客开放，普通中国人被谢绝门外。我们工艺美术服务部虽说也是“涉外单位”，不过，在平时对内宾也是开放的，顾客可以随意进出。只有上级通知下来时（外宾的汽车马上要到了），我们才谢绝内宾入内（只对外宾开放）。偶尔，个别内宾会跑来与我们辩论一番，忿忿不平地说：“这不是又恢复了旧社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在中国的土地上，怎能不让中国人进来！”

当时没有“维稳”这个说法，大家按上级指示行事，心里想的是：店里的这些商品（手工艺品）可以换来至为珍贵的外汇，有了外汇就能购买建设“四化”所急需的先进机器与技术呀！因此，我们也不与他们计较什么，只是听听罢了。

由于到杭州的中外游客不断增多，工艺美术服务部的销售额也水涨船高，兴隆的生意又带动了各地手工艺品的生产。我们店成了这些厂家产品的销售窗口。他们纷纷派员来杭州，到我们店里来推销产品。更多的工艺品由此进入我们店。

许多顾客进来参观以后，大开眼界。陈列的商品不仅有杭产、浙产的手工艺品，还有全国各地生产的各式各样艺术品，如黄杨木雕、川绣、苏绣、漆制品、铜雕、景泰蓝、水染画、龙泉宝剑、云南玉器、文房四宝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更让普通中国人惊讶的是，店里竟然还出现洋人才喝的饮料——可口可乐！想一想，这些商品在改革开放前是要受到批判的，是被列为封、资、修的禁品，现在居然也堂而皇之地被摆上了货架，让人感到国家真的是对外开放了！

作者系原杭州工艺美术服务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