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向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等诸多称谓。自古以来，浙人以勤劳、善良、好学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个人（毛春翔），在古籍版本领域默默无闻耕耘一生，为抢救、整理、研究古籍贡献了毕生精力，或许，能成为后辈学人的楷模。

毛春翔其人其事

毛春翔，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笔名乘云、夷白、童生。

1924年毕业于杭州的浙江法政学校。离校后，以教书为业。

1932年，毛春翔来到北平，由于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尤其是古籍研究情有独钟，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做事。自此，他将全身心投入到浩瀚的典籍之中。北平作为文化古都，馆藏档案集南北资料之大成，内容错综复杂，浩如烟海。他更喜欢江南文化，想为家乡文化事业做些事。

一年后（1933），毛春翔回到杭州，在浙江图书馆（下称“浙图”）担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从事古籍编目与考证。

                       （年轻时的毛春翔）

与众不同的是，毛氏不仅做事兢兢业业，而且将他所经历过的重大工作详尽笔录，诸如,浙省二次重要文献抢救与整理，一是抗战时期《四库全书》西迁；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南浔嘉业堂藏书的整理，毛氏均参与其中，将前后过程以亲身经历与目击者的身份，撰写成文，为后人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与此同时，出版了多种古籍版本研究著述，堪称“典籍研究第一人”。

抢救文献

抗战爆发后，浙图受命组织馆藏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下称“库书”）西迁，以躲避战火。在日军逼近杭州之时，毛春翔等全力以赴，将这批典籍打包成箱，（1937年8月4日）把库书及善本搬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家。

因石马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房子宽敞僻静。押送馆员随着这些典籍（包括《库书》）由南星桥码头起程，扬帆西进，先到富阳，暂避日寇锋芒。

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原刊《图书展望》1949年第3期）写道：“8月1日，全馆职员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总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于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渔山。…自江边至石马村，计程十五华里，雇工挑运，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赵君坤良、坤仲（村民）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

1937年9月13日，在给馆方报告中，又写道：“（渔山）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

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存放在渔山也不安全。于是，决定从渔山转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由于交通工具极为匮乏，而浙图没有自己的车辆。从富阳转运建德途中，因船重水急，不得已滞留桐庐。当时船只极少，幸好竺可桢闻讯，将浙大的汽车腾出，为浙图抢运书籍。典藏先运到龙泉，然后，从龙泉转运至贵阳。

一路上，艰难险阻，不计其数，尤其是车子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极差，人员疲惫，天气恶劣。毛氏乘坐的书车翻倒在溪水之中，他们不得已将阁书抢运到江山的一座城隍庙晒晾干。鉴于日军步步紧逼，形势极为严峻，江山也不能久留，只好一路上见缝插针，休息时将典藏放在通风之处晾晒。

他们将书籍运到贵阳地母洞，有利于隐藏与转移。只是地母洞内较潮湿，为了防止白蚁与霉变，他们“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

1944年11月，日寇长驱入黔，人心惶恐不安，只得将库书再次迁往重庆。12月6日，六辆运书车将书籍抵达重庆。蒋介石闻讯珍贵典籍已运到，特地接见毛春翔等，嘉勉员工为保护书籍做出的贡献（文革期间成为罪证）。

从他的写作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浙图典籍在战时搬迁路线大致是这样的，杭州—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建德北乡松阳坞—龙泉县中心小学—贵阳张家祠—贵阳北郊地母洞—重庆青木关。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15日，浙图员工用六辆汽车装载典藏启程回杭。毛写道：“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了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他的滴滴点点记载，不难让后人看到，抗战时期，为了保护典籍不致丧失或损坏，浙图员工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南浔嘉业藏书楼

毛春翔不仅致力于保护古籍，而且，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不遗余力，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莫过于对南浔嘉业藏书楼的整理。

《嘉业藏书楼》古籍在全盛时藏书约达1.3万部，18万册，60万卷，堪称“民国私家藏书第一楼”。抗战时，嘉业堂经历了重大变故，日军南侵，江浙危在旦夕，加上楼主刘承干家庭矛盾加剧，无力保护珍藏之典籍，无奈之下，只得将一部分书籍出售（今分别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

嘉业堂剩余图书及藏书楼在1951年刘承干决意赠送浙江图书馆。

文化部获悉这个消息后，指令浙图会同嘉兴图书馆整理嘉业藏书楼的典籍。1951年7月9日，毛春翔、吴藕汀（注）等人组成整理小组（下称“整理组”）到藏书楼负责清理点校。毛氏将整理的前后过程，在《南浔嘉业堂藏书整理总报告》作了详尽描述，不仅留下了史料，也为古籍图书整理提供了确切依据。

五十年代初的嘉业藏书楼

毛氏等人初到南浔，整理组同仁不由感叹，嘉业堂的藏书建筑之大，就是藏书三十至四十万册，场地仍绰绰有余。这样的藏书楼在浙西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据他们估计，藏书楼当时保存着书籍杂志碑帖及刘氏自刻印售之书十四万数千册。与藏书楼隔一小甬道还有平房二十三间，名为“抗昔居”，在花园范围之内。系旧日书楼职员及印书工匠食息工作之所，剩余之地皆用来庋藏书板。

整理嘉业楼藏书工作系浙江图书馆、嘉兴图书馆共同担任。

省馆派两人，嘉兴馆派四人，计六人。

据毛氏记载，整理工作名义上由省馆领导，其实全体人员不分彼此，没有领导不领导之分，有事商量，决定就做，没有推委，愉快融洽，没有障碍。

                   （前右1为毛春翔/50年代）

整理珍贵古籍

 初到时，全体人员开了个会，订出了计划、编造了清册条例，包括工作人员规则。凡例订立以后，工作有了依据，至七月十五日，二馆人员正式开始编造清册。人员分为两组，省馆两人为甲组，嘉兴馆两人为乙组。

清册亦照样分两组，因编造清册不需四人同时动手，一个人看书审定版本，一人登录便彀就行了。两组之分，图书编号，每册一号，因分两组，不能一贯到底而有两个起讫的数字。工作最初一、二日，即发现楼中藏书几十册以上的均无第一册，百册以上的连首尾两册都没有，不知何故？

过了几天，就发现了问题，楼主刘翰怡先生致家中照应书籍者一封亲笔函，内有“速将所有藏书首册提出，使前途得之亦归无用，此事愈快愈好”之语。

大家才知道，各书所缺首页系刘氏派人提去，而且，这是个有计划的行动。

于是，整理组恃此情况，向省馆报告，并呈请派刘子亚同志去沪向刘氏本人交涉。刘氏见事已至此，已经不能再掩饰什么，只得告刘子亚，所有抽去之书，尚存于南浔老屋三层角楼中，并未运沪，云云。

子亚获得消息后，随即由沪返回南浔。

由此，整理组随子亚一起前往刘宅，登上三层角楼察看，果见存书甚多，即雇人搬运，移储藏书楼，计有壹百十五麻袋。

吴藕汀、沈启文两人从事清点，数日方毕。其中，头本有一千三百三十三册。其中非头本而为完整的较名贵的书为数不少，内容有：一是清初所刊的地方志书；

二是印得很早的武英殿聚珍板丛书。

此项首页虽经起出而欲将每一册插入原书恢复旧观。

不过，在当时情况下，事实上不许可，因数目太多（达一千余种书），散置六百数十箱及八十个大橱之中，手持头本找原书，为一费时费力之事，仅觅一书，恐非有数小时而难办（时间上不经济）。

整理组只得俟将来分类编目时，再持原书觅头本，乃唾手可得。

因此，整理组决定在编造清册时，缺的书还是让它缺，在备考栏注明缺某册或缺几册，而将收回的头本，并作一类录在清册末尾。

大略把它分几类，以便检索。至于完整之书，则登录入册。

自七月十五开始工作，中间除了寻索头本稍费额外时间以外，无任何阻碍，一直顺利进行，费时三个月，图书清册全部告竣。

计甲组写三百另七页，乙组写三百九十八页（甲组人员因回馆一月余，故少写）两组人共写七百零五页，装订成两厚册，合计得书壹万二千叁拾百陆拾零七部，拾壹万二千七百七十肆册。这是所要整理的主要对像的总数目。

此外，尚有杂志二百二拾二种，叁千叁百零壹册、碑帖二拾九包，壹千捌百二拾零玖份又肆百拾零七种，陆百九拾九册，又有刘氏自刻印售书存五千叁百二拾九部，二万七千五百叁拾七册。

提出建议

南浔镇在昔年以刘、庞、邢、张四家为最富，当地号为“四象”。

他们大都，经营商业致富，对田地之购置收租不甚措意，故地方上对他们好像没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嘉业楼藏书归公，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刘氏慷慨捐献；二是作价收买。捐献一节，恐怕不易办到。因此，事不能勉强，纯由自愿。

刘氏年届古稀，性情孤僻固执，游说不易奏效，且渠屡有表示，希望获得代价，并引常熟矍氏铁琴钢楼书售与政府为例，其不肯无条件献给人民政府，可想而知。本年九月间，刘翰怡先生曾致函毛春翔（省馆组负责人）中有：“生活已达山穷水尽之境”之语。其境况不佳，或系属实。此事解决恐怕人民政府要掏出一笔钱给他，作为他年老养生之资。

嘉业楼藏书在整理之初，风闻省馆与嘉兴馆有分割而去之议。

这样办，整理组认为不大妥当：一、两馆房屋皆不彀容纳；

二、彼此藏书多有重复，即运去亦无甚意义。

而且，如此好的藏书处所丢了未免可惜。

再则两馆分书，究应如何分配？亦是很难解决之事。

因此，整理组认为，书以不动为佳，书既不动则房屋自必连带不动，若书归公，则房子亦必连带归公。因此，组织即须随时之成立。

上面说的藏书管理处的建议，即是根据这一点。

管理处若成立，若保枯守藏书，好像老头陀守古庙，成何意义。因此，整理组才有上述招聘专家研究之建议，并设递讯供书办法，便利外埠读者。

如此详尽的报告书，并对今后嘉业堂藏书及楼屋的处理提出周详建议，恐怕非专业人士或有识之士写不出来。

（前左2夏定域/左5金天游/左6毛春翔/右3蒋伯潜/右4刘慎旃/右5许振东）

著述丰硕

毛春翔为浙图特藏书籍（馆藏最珍贵的古籍文献）编写目录，撰写了《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49年版）一书，至今仍成为查找浙图经典手册之一。

由他撰写的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论语类编通义》十卷（稿本）、《齐物论校读记》、《浙江先哲遗书目录》、《文澜阁书目》6卷、《古书版本常谈》、《浙江省大事记》等等。尤其在书中，他分八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典籍目录，即，《七略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在《版本略说》中，分明议、考原、史话、佛经版本等章节。

迄今为止，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依然成为文史专家从事研究古籍的重要指南。

史学家林正秋教授说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撰写《浙江地方史》、《浙江旅游文化史》时，大量资料来源于毛氏所撰的《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否则的话，恐怕难于获得那么多详实、丰富的地方史料信息。

毛春翔是衢州江山人，他对衢州版本的古籍有过细致的研究，他写道，早在两宋时期，衢州的刻本已经是一流的了；

元代，衢州已刻有的《孔子家谱》三卷，多为精刻之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许多民间藏书家将家藏的稀有书籍，甚或，海内孤本，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由此，浙图馆藏日渐丰富，他又再次编写《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56年版）。在众多作品中，对于版本学研究最著名的书莫过于《古书版本常谈》，此书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迄今为止，他撰写的书一版再版，即使文革时期，其《古书版本常谈》仍在香港中华书局重印（1973）。文革刚刚结束，上海人民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重版了《古书版本常谈》（1977）。接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又重版了这本书。到了1997、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分别再版此书。

(浙江图书馆全体同仁合影/1963/前排居中张宗祥)

毛春翔治学严谨，分析详尽，文笔精炼，可以说，如果想要对中国古版图书进行整理研究，《古今版本常谈》是必读书，也是一本权威性的书。

毛氏还有二本书，《图书目录略说》、《版本略说》均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油印本（由浙江省文艺干校校印）。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春翔在浙图退休，1966年返回老家（江山县上余公队五程大队/今“上余乡五程村”），1973年，在江山病逝。

2016年，毛春翔后人（毛念诚）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语类编通义》捐献给国家，由浙江图书馆编辑出版。

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毛春翔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