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东亚大陆纵横捭阖的时代。仿佛放大版的战国历史的再现。

金政权是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发自东北；蒙古政权是蒙古人建立的，蒙古人来自蒙古高原。

女真人不堪忍受统治草原的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政权压迫，当然，也因为辽政权在圣宗和道宗两朝将军事资源大量投掷于蒙古高原，两重原因影响之下，女真人起兵反辽，并于1116年建立政权，国号为金。其国号大意有金胜铁之意。毕竟契丹之名，其本意为镔铁。

金政权与南方的北宋政权在1120年达成协议，结成同盟，联兵灭辽。虽然这一过程有点坎坷，但是双方在1125年灭辽成功。

而此后的历史，大家也比较清晰，金人在灭辽半年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驾崩不久，便两路伐宋，继而在1126年冬攻入宋都开封，1127年春掳掠开封皇室、臣僚、军民约20万人北上，史称“靖康之变”。此后，宋金之间持续交锋，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双方停战后，宋金之间才维持了相对长期的和平，而双方疆土大略——如下图：

金政权立国之初，以及初入主中原之时，其政治中心在黄龙府。其核心利益大抵在吉林-辽宁一带。这一地区是金人龙兴之地，金人长期在此经营，根基雄厚。

从金帝谱系来说，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其统治中心基本都在东北。

只是，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个特例，根据《金史 卷129 佞幸 高怀贞传》记载，海陵王人生有三大志向：

不得不说，海陵王是一个真性情的汉子，从即位之初便有混一天下之志。

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他命画师混在出使南宋的使团中，回国后将南宋临安景色绘制于屏风之上，并将自己的形象绘制在临安的山头。

根据《大金国志》卷14《海陵炀王》记载，海陵王还在屏风上题诗曰：

这首诗也被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记，只不过诗文的内容略有变化，岳珂《桯史》卷8记载说：

内容略不同，但主旨思想大同小异，都是要立马吴山第一峰。

正因为海陵王有混一天下的意思，故而在他即位后，欲将统治重心从东北迁移至更适合中原，甚至更适合统治全中国的地方。

所以，根据相关的史料，我们不难看到，海陵王时代金人迁都中都，也可以看到海陵王时代，金人营建、恢复开封旧城、宫室……

这些记载，虽然都是因海陵王伐宋而来，但也反映了金人逐渐将政治中心迁入中原的意愿。

而实际上，若纵观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塞外民族若要入主中原，其关外政治中心必须迁徙至中原地带。金人之前的拓跋鲜卑便是典型例子——其从代地迁都至洛阳，全面开启其汉化过程。

迁都有利之处便在于此——可以更有效地对中原进行管控；而迁都的弊端也非常明显——政治中心的南迁，必然会对北方草原的管控力度下降，继而造成北方草原崛起的不可控。

拓跋鲜卑居代北时，北方草原时刻处管控之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柔然崛起，时而寇边。加之六镇地位的下降，自北魏迁都洛阳开始，北魏一朝北方边患、北方兵变战乱就没停止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朝，直至隋文帝时代才有所好转。

 南朝刘宋与北魏对峙图

历史就是这么有规律，发生在拓跋鲜卑身上的事儿，也会在完颜女真身上重演。

金人立国于东北。东北的地理位置可以形成对蒙古高原的侧翼包抄，可以对草原进行有效管控。或者退一步说，起码可以实现有效的防御。但迁都北京后，对草原的管控毕竟有明显下降。

金人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也无可奈何。这并不全是政治中心南迁所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即便是辽国时代，辽国以草原政权，居于草原，其对于西北和蒙古高原上的各种游牧部族，也无法进行有效管控。前文提到的辽圣宗和辽道宗两朝，辽国对北方乌古、敌烈等游牧部族长期战争，最终导致国力衰落，金人崛起。

以草原民族特性，中央政权若以直接的军事占领，实施如中原一般的郡县管控，其成本过高，无法承受；若仅以羁縻方式进行管辖，则必然会出现控制不稳，貌合神离，甚至是时顺时叛的尴尬局面。

金人无力直接管控草原，于是金人便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拨，以行分化瓦解，羁縻管控之意。

这套法子辽国当年也对金人用过。但挑拨各部关系的结果，貌似很完美地削弱了对手，而长久看来，一旦各部觉醒，大家发现，矛盾的真正集中点并不在本民族之间。

金人的战略可以取得一定成功，却无法长久实施。而在实施过程中导致的血海深仇，必然会有现世报的那一天。成吉思汗的父亲便在部族仇杀中身亡，他难道会忍气吞声一辈子而不反抗金人吗？

而当北方游牧民族团结起来，貌似强大的金人因为丧失了对草原的控制权，也只有依靠燕山幽云一线的长城来进行防御，这种防御非常被动，并无效果。

后来的明代土木堡之变是个典型的例子。明代貌似建立了完善的对北卫所防御体系，而实际上蒙古军队却可以在各城防要塞、卫所之间来回机动，整个明代北方边防便是个大筛子，到处漏水，到处透风。

因此，我们可以将蒙古灭金看成是金灭辽的历史翻版。这种历史的再现，甚至连双方的盟友选择上都有极强的相似性。

这是个纵横捭阖的大时代。

辽金对峙时代，东亚大陆上有辽、金、北宋、西夏四大政权。

金蒙战争时代，东亚大陆有金、蒙、南宋、西夏四大政权。

在金蒙战争开始之初，蒙古以弱小一方，攻击强大的金国，他们需要盟友的支持。而在当时的政治地理中，蒙古能够选择盟友，无非就是南宋和西夏。

南宋嘉定七年（1217），蒙古骑兵三人渡淮河至濠州，递交成吉思汗国书，希望与南宋合作，联蒙灭金。但南宋自觉事态重大，又曾有北宋末年联金灭辽的惨痛教训，将之拒绝。后这三人还为金人所获。

就在这一时期，金宣宗抵抗不住蒙古的打击，从北京迁都开封，进一步退缩。

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宋廷对于是否联蒙灭金的态度相当谨慎——殷鉴不远，至于联金灭辽的惨剧，宋人时刻不敢忘。

因此，在金蒙开战后，宋人虽然已经敏锐察觉到金人在蒙古打击下风雨飘零的事实，但前门送狼，后门迎虎的教训还在，尽管宋人有积极地收复失地，灭亡金人的冲动，但在是否与蒙古联合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

蒙古政权兴起之初的版图

最终促使宋人全面倒向蒙古的因素大抵上有两个：

其一，金国人自己搞不好与南宋关系。（金在暮年，每与蒙古交战不利，辄欲南侵伐宋，欲取偿于宋。）

此外，金人还盲目自大，觉得自己总比南宋强。

《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就记载金哀宗这么一段话：

甚至在金哀宗被蒙古军队压迫得从开封逃到蔡州时，还幻想着金将武仙、武天锡集结数万军队，“集大军与上会于饶风关，出宋不意，取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