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杭州有几条用人名命名的马路，像“中正路”、“英士路”、“膺白路”、“性存路”什么的，其中“性存路”是为纪念近代法学家阮性存而命名的。他的旧居在今上城区平海路61号，人称“适庐”。 　

阮性存原住青年路。适庐建于20世纪20年代，坐南朝北。始建时，东、南筑以高墙与邻屋相隔，北面临街（平海路）有砖砌围墙，开一门，与围墙呈凹字形，西侧（吴山路）是花园，用篱笆隔围。主楼为砖、木和水泥混合结构，三开间，三层楼。底层朝北有廊沿，中间是客厅，两侧是会客厅、办公室和书房，室内装饰考究，用料高档。二楼是卧室，南、北房间用走廊相隔，西侧有一木制曲梯，可上三楼。三楼南面是三间朝北房间，朝南开窗，房间前有一大露台，西侧有一楼梯，可上顶部阁楼，开有东西窗。主楼底层两侧各有一水泥浇筑的楼梯，上覆遮雨阳棚，是上楼的通道，楼梯旁各有一附属用房。西侧花园现已改建成商铺，楼内装饰亦有改变，但总体格局仍完整。

　　抗日战争期间，适庐也遭厄运。先是被偷，小偷借一处公用防空洞，打通了地下道，潜入房中，陆续偷走衣服等，据被抓住的小偷招供，已偷了多次，还说另有多人进去偷过。最可惜的是，阮性存多年的日记、信札、手稿，以及他执业律师时所承办案件的卷宗与朋友送的字画，全部损失了。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松尾政太郎占用适庐开设旭日旅馆。抗战胜利后，主人曾去拱宸桥日侨管理所寻找松尾政太郎，问他是否知道家中东西的下落？其时，松尾政太郎已60多岁，有一妻四女，住在管理所中，他回忆说是在杭州沦陷两年后才到杭州的，看到的只是两个中国人睡在门房里，整个房屋空无一物，想是早已经过洗劫了。

律师不能说假话

阮性存，原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睢宁。早年在苏北各县任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辞职赴东瀛留学，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次年回国，聘为浙江公立法政学校教习，讲授《刑法总则》、《现行各刑律》等课程。后来，创办浙江私立法政学校，自任校长。阮毅成在《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说：“旋三人（余绍宋、阮性存、许养颐）又共同发起创设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在杭州刀茅巷，自建新式校舍。先君（阮性存）任校长，许任教务主任，越老（余绍宋）任教员。”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阮性存弃教从事律师职业，任杭县律师公会议长。作为当时杭州为数不多的律师之一，他作风正派，信誉很高。有一个名叫何遂的，因他的父亲犯了事，将被判处徒刑，打算请一位有名的大律师想办法，希图免遭判刑，因而去请阮性存做律师。案情谈了以后，阮性存回答说：“根据你刚才说的，就应该判罪，律师不会作弊，不能伪造证据，你想宣告无罪，我没有这个本领，你去另请高明。”何遂还想说话，讲不了几句，阮性存打断他，说:“你以前对我说的是真话，现在讲的都是假话，你既来请我，就要说老实话，你这样滑头滑脑，律师是不能跟你去说假话的。” 　　

1916年，阮性存被浙江省都督兼省长吕公望聘为秘书。1918年起，又先后任浙江省议会议员、省制宪起草委员会委员、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司法厅厅长、省政府委员。1928年，他不幸去世，葬于杭州九里松石莲亭，有挽联曰：  　　

以子产治术，兼子文治才，左右逢源，卓有绩名传绝越；

与伯安同乡，是伯元同姓，后先继美，自然独步擅江东。

为纪念阮性存对浙江司法事业的贡献，浙江省国民政府特地把今庆春路众安桥以西路段命名为“性存路”。

三句不离本“杭”

不过，对今天的杭州人来说，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儿子阮毅成。阮毅成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适逢“五四”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就与同学查猛济、施存统（复亮）等创办了《浙江新潮》周刊，提倡白话文，发扬新文化，主张“人生最后的鹄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的条件是自由、互助、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他也上过浙江公立法政学校，据同时代的同学回忆，那时“男女同校的还比较少，在法专却有两对‘伉俪同学’，一对是阮毅成和他的爱人钱英，另一对是青田人何纲和仇葆权夫妇。阮毅成是阮性存的儿子，后来转入上海公学，游学美国”。

抗战开始，阮毅成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邀请，书生从政，担任了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从政十载，仍然不改书生本色，发起成立浙江省行政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创办新群高级中学。在他及其同仁的努力下，二浙所有府、州、县、镇，以及山川、寿庙志书，得以搜罗齐全。他离职时，曾对当时的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说过一番话：“杭州的孔庙、钱王祠、岳坟，均已由市政府拨款修理。独白、苏二公祠尚未得重修。该祠系为纪念白居易与苏东坡两位杭州太守而建者，地在平湖秋月对门，浙江省忠烈祠隔壁。现为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用作学生饭厅，脏乱不堪。白居易的石像，则横置于墙角。以白、苏二太守对杭州的功绩，身后竟不得一使人崇祀之地。国立艺专既不允归还，杭州市府可考虑在阮公墩上另建新祠。盖西湖三岛，三潭印月及湖心亭均有建筑物，惟阮公墩上未有房屋。如能建白、苏二公祠，亦可增加风景，使游人多一游憩之地。”很有见地。 　　

1949年，阮毅成迁居台湾，但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自号“适庐老人”，常与迁居台湾的杭州乡贤祝绍周、蒋彦士等组织文酒之会，以寄托对故乡的赤子之心，表示“如能重回杭州，要继续建设杭州，美化西湖的未竟工作”。公余闲暇，他笔耕不辍，著有《三句不离本“杭”》，叙述了1912年至1949年间杭州的变迁和民间俗事、名湖香水、某街某巷、风俗语言，娓娓道来，如书中谈及杭州话中的“儿”字音，一气列举了14种东西：筒儿面、筒儿骨、枣儿瓜、椿儿肉、件儿肉、枣儿糕、髦儿戏、画儿匠、帽儿头、豆儿鬼、瓢儿菜、门儿布、片儿川、扒儿手，可谓原汁原味，有声有色。还谈及昔日杭州的大户人家，如头发巷的丁家、元宝街的胡家、清吟巷的王家、双陈巷的商家等。认为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句中的深巷，就是杭州的孩儿巷，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景色，是在描绘西湖九溪十八涧。这些如数家珍的掌故，触发了1949年以后渡海客居台湾的浙杭籍各界人士的心弦，使这本薄薄的仅一百多页的《三句不离本“杭”》传诵一时。

文章原名《阮性存与适庐》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