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省常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墨血书经，结僧为社，这种行为当然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公开发贴，以诗遍邀朝廷内外的公卿大夫们寄诗入社，而太宗、真宗两朝的达官显贵、文坛作手也群起响应，往风景从，以诗相酬，这在客观上又使得西湖白莲社浸染了浓郁的文学气息。

在北宋文化史的整体版图上，西湖白莲社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从佛教的发展来看，西湖莲社的宗教实践（宣教）意义远远大过佛理意义。到了北宋，融合佛教内部诸宗、提倡兼修净土，这是佛教各宗派的普遍共识。在这一点上，西湖白莲社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释省常带领社众所发誓愿即是见证：我（省常）与八十比丘、一千大众，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己，生安养国，顿入法界，圆悟无生，修习十种波罗蜜多，亲近无数真善知识。声光遍照，令诸有情，得念佛三昧，如大势至；闻声救苦，令诸有情，获十四无畏，如观世音；修广大无边行愿海，犹如普贤；开微妙甚深智慧门，犹如妙德；边际智满，次补佛处，犹如弥勒；至成佛时，若身若土，如阿弥陀。八十比丘，一千大众，转次授记，皆成正觉。我今立此愿，普为诸众生。众生不可尽，我愿亦如是。

从这段发愿文可以看出：其一，崇拜对象的融合。文中列举的诸位菩萨中，妙德（文殊）、普贤是华严宗供奉的三圣（另一圣是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摩尼佛，俗称如来）；观音、大势至、阿弥陀是净土宗的西方三圣；还有弥勒净土信仰的弥勒佛，无所不包。这样，便可更广泛地吸引各种信众。其二，修行内容的融合。省常要求入社者所修的“十种波罗蜜”、“亲近无数真善知识”等，是《华严经》讲的修行内容，但并未完全包括在《净行品》中。至于“闻声救苦”之类，则是净土类经典的内容。简单说就是把华严普贤行愿和净土念佛法门结合，共同作为成佛的条件。其三，修行目的融合。在修行归宿上，省常希望“生安养国，顿入法界”。所谓“生安养国”，指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宗人的修行目的；所谓“顿入法界”，是进入佛的境界，并无东西方位之分，也没有生前死后之别，这是华严宗人的修行目的。有趣的是，净土宗宣扬阿弥陀佛的他力相助，而华严宗的顿入法界则是自力觉悟成佛，两者本相抵触，而省常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其实践（宣教）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

此外，他们在具体宗教实践中所供养礼拜的佛像，在各种文献记载中也不一致。智圆的《钱唐白莲社主碑》认为他们礼拜的是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而其他资料则认为是毗卢舍那佛（如来佛）。其实两者应该兼容，且具有流动性，在具体的宗教礼拜中，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会礼拜不同的佛像。例如，钱易的《净行社总序》作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而智圆的《社主碑》则成于天禧四年（1020）省常圆寂后，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佛像可能是不同的。作为实践性的佛教社团，其宗派意识往往是非常薄弱的，没有必要强行界定它是净土宗社团或是华严宗社团。无论是净土宗信仰的无量寿佛，还是华严宗信奉的毗卢舍那佛，在西湖白莲社的信仰实践中，两者是并行而不悖的，誓愿文中可见，省常已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向大众宣扬了。省常糅合佛教内部诸宗信仰，并极力弘扬方便易行的净土法门，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类信众，从而为推行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白莲社积极拉拢儒士官绅，本意是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无意中却为儒释交融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一种良好的交流氛围。

北宋开国之初，统治集团确立了以儒立国、三教并兴的方针。其文化政策虽不如唐代那样开放兼容，但也扶持恢复佛教的发展，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士大夫群体中的排佛之声则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柳开、王禹偁等古文家继承了中唐韩愈的排佛传统，或为了复兴儒学，或忧及国计民生，都曾坚决诋佛。如北宋古文先驱柳开曾撰《韩文公双鸟诗解》，认为为害百姓的，莫大于佛与道。佛道都是夷狄异端，并非仁义、礼乐、父子、君臣等儒家正统……

天下由此大乱，而当时没有史书，年月时序也未曾记载，治理天下失法，儒道灭绝，所以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

《双鸟诗》是中唐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关于诗中“双鸟”寓意的解读，后世说法不一。或谓指李白、杜甫，或谓指白居易、元稹等，并无定论。柳开则别出心裁，认定“双鸟”指佛老，诗歌的主旨是基于夷夏之辨，排斥佛老，解释体现出强烈的排佛色彩。

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西湖白莲社出现了。作为佛教界对三教合一理论的实践，它初步改变了儒、佛对抗的局面。释省常主动联络士大夫和古文家，希望他们放弃排佛，而后者也积极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如孙何、丁谓这两位古文大家，早年出自以排佛著称的文坛领袖王禹偁门下。他们不仅入社，并且主动为白莲社撰记写序。如孙何《记》称“情由化革，识乃悟新，非言语无以证四禅，非相好无以示三昧”云云，已经是满口释语。尽管此《记》或许有应景的成分，但倘若孙何不是对佛教有所认同，是不会如此行文的。省常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实现了。至于省常稍后的释智圆、释契嵩，则又修正了他“墙堑吾教”的方针，大大前进一步，而着力证明三教本同末异，道同辞殊。而古文家也进一步改变了原先对佛教的态度，甚至放弃排佛，使三教融合达到更高的层次，文学、文化发展的道路也越来越宽广。在这儒释融合的过程中，孕育着不久即将诞生的理学。正如祝尚书先生所指出的，西湖白莲社的行为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架起了第一座彼此交流的桥梁，这是它在宋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所在。

第三，从文人集会的发展史来看，西湖白莲社也许是宋代第一个有组织（尽管比较松散）的诗社， 它开创了宋人大规模文学结社的风气。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出现过目的如此明确、参加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之高、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社团组织。只不过由于此前莲社诗集久佚之故，所以尽管近些年来诗社算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们却很少提及白莲社罢了。其实，白莲社以《华严经•净行品》刊本为联系纽带，以诗为盟文，推有“社首”，凡“士夫预会，皆称净行社弟子”，并曾建碑编集，已初步具备社团组织的雏形。此外，西湖白莲社成员不限地域的做法，在文学社团中也堪称首创。宋代其他文学社团，大多限于一隅，地域色彩相当浓厚。

直至元代，才出现月泉吟社等规模扩大、活动不再限于地域的诗社。后世诗社组织严密，程序分明：发出征诗启事，规定诗题和写作要求及交卷时间，聘请考官主持评裁，选出优胜、排定名次，写出评语，给予奖赏，俨然一场科举考试。与之相比，西湖白莲社尚属萌芽阶段。而诗社发展到明代，渐渐成为政治文学合一的组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就更渐行渐远 了。白莲社的主盟者并非以文学创作为目的，入社者亦多是寄诗而已，彼此联系松散，既未形成统一的诗歌风格，更未形成宗派性的影响，毕竟又与纯粹的文学结社有所区别。尽管如此，白莲社在宋代思想史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仍不应抹杀。

文章原名《西湖莲社的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