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事情还有变数。九月中旬，浙江巡抚吉庆向皇帝奏报说，因连日风顺，原停泊在定海的英船小船一只、大船三只已于初八、初九日先后开行。行前定海总兵马瑀据旨令其等候贡使，但船上官员答称原欲等候贡使，只因有船员多人病体沉重，难以久留。如果贡使不久即到，他们可以留下大船一只及舵水（水手）120余人在此等候。吉庆得知后，立即飞咨马瑀等派员看守那只留下的大船，绝不能再让它开走。随后又亲赴定海察看，该船足够贡使一行乘坐。乾隆皇帝得报，颇为不悦。他在九月二十二日（10月26日）发出的上谕中说，先前英船因有人患病恳求停泊定海以便调治，如今又因患病径行开走，“固属夷性反复靡常”。但事已至此，既在定海留有大船一只，且足敷乘坐，该贡使自当速赴浙江登舟。乾隆皇帝还想了很多。他告诉松筠、长麟、吉庆等，应该谕知贡使，四只船从定海开走，是他们船上官员（夷官）以为来去中国当作“无甚要紧之事”，而“不肯停泊，自欲先行”，并非浙江地方官饬令开船，所以责任在他们 自己一方。如果贡使等借口称船少又想迁延观望，你们应予以严厉斥驳。末了，皇帝要求松筠等将此谕知贡使之后，贡使如何回答，是否心悦诚服，以及是否还有其他说辞等，“即行据实六百里加紧速奏”。

大清帝国的皇帝实在太劳心了。他先将事情的各种可能性都想了个透，然后再告诉奴才、臣下遇到什么事该如何说如何办理，做奴才、臣子的，只要遵旨办理就可以了。说到这，还不得不佩服乾隆皇帝的精明。他预想贡使可能会借词对既定的回程安排生出变故，果不其然，贡使真的另有话说。

乾隆皇帝同意英国特使一行在杭州分道行走的上谕

乘运河船旅行是一次艰苦的经历，且不说运河水浅，需要纤夫拉纤方能航行，又因各河段水位落差，需多次翻坝过船闸，其间的折腾足够人受。使团一行虽待遇优厚，但自然环境造成的劳顿无可避免。清廷派遣的随行官员又随时监视使团，趱赶行程，不让他们上岸逗留；再加上未达成使命的懊丧和郁闷，使团一行情绪很差，特使马戛尔尼尤其如此，他在途中的船上病倒了，且一度起不了床。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9日），船出山东境，意外的消息传来，更增添了马戛尔尼的烦恼。此日晨间， 松筠将定海英船的情况及皇上的旨意告诉马戛尔尼， 告说：得到北京消息，“狮子”号船及其同行之“戛考尔”号船等已离开舟山，南下广东，只有“印度斯坦”号尚未启碇。（此船船长随行马戛尔尼，需船长到方能开航。）看来特使一行只能到舟山乘坐“印度斯坦”号前往澳门了。老到的马戛尔尼对松筠的建议表示拒绝。他不想尽早离开中国，而想尽可能地在中国多待些时日，尽可能地借旅途之便多多观察中国，这也是对于出使未能完成使命的一种补偿，至于旅途劳顿非所计也。

马戛尔尼于是对松筠说“印度斯坦”号系商船格式，可以多载货物而不能多搭乘客，使团一行行李物件甚多，人数也颇不少，若都挤到该商船上，他们这些人会感到很不习惯，且船行海上要经过极热的地方，这么多人挤在一块，势必滋生疾病。马戛尔尼的意思很明显，是希望仍然取道广东行走。松筠当然做不了主，回答说，可以报告北京，朝廷自会有妥善之策。至于目前他们不妨先到了舟山定海再作计议。贵使如果嫌“印度斯坦”号船小，那么不妨将行李物件等物由该船运载，其余官员、夫役则用中国船只运往广东，如此，想来没有什么不便之处。马戛尔尼仍然不肯改变自己的主意，便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即让小部分人员护送沉重的行李箱件从定海上船，多数人则随带轻便行李仍走广东。

钦差大臣松筠 （晚年）像

松筠听罢，意颇不悦，但不能发作，只能将此情况飞报北京。清王朝的邮驿系统效率很高，四天后，九月二十九日（11月2日），清廷已就此事发出上谕，乾隆皇帝对松筠报告的情况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上谕说，贡使提出在杭州分两拨走的要求后，“经松筠峻词斥驳，而该贡使等泪随言下，看来尚系实情，亦止可准其所请”。看来，皇帝的基本态度是对马戛尔尼的请求表示恩准。但从其用词“止可准其所请”的语气来看，好像同意得比较勉强。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出在松筠的奏折里头。松筠是皇上派出护送贡使南下的钦差，本是军机大臣，很懂得如何应付皇上。松筠的奏折说，当贡使提出到杭州后分拨行走的请求时，他当即对贡使“峻词斥驳”，而该贡使等继续恳求，且“泪随言下”，也就是哭着恳求，乾隆皇帝看到这四个字，仿佛看到了贡使人等可怜兮兮的样子，也就心生怜悯，“俯念尔等下情”，“曲加体恤”、“逾格恩施”地做出了“止可准其所请”的决定。而所谓“泪随言下”，其实只是松筠糊弄皇上的话。想想也是，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的特使，连对乾隆皇帝的磕头都表现得很倔强，怎么可能为了回程道路问题而“泪随言下”呢？但马戛尔尼后来得其所愿，在杭州分拨前行，还真亏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体现了松筠的能干。他处在皇上与英国贡使之间，既要按照皇上的旨意将差事办好，也要尽量安抚没有完成外交使命而有些沮丧的贡使，不让他们心怀怨恨地离开中国，所以对于贡使的请求，认为有可能达成的，会想办法帮助其达成，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文字上的技巧，让皇上看了之后能够开恩。在传统中国皇权专制体制下独裁者与臣僚之间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求得一种暂时的平衡。此中奥妙，马戛尔尼自然不可能懂得。

《高宗纯皇帝实录》所录关于此事的上谕与上述廷寄给松筠等人的上谕有所差异。前者在对马戛尔尼的请求“姑准所请”的同时，又要求松筠进一步核查舟山所留之船是否贡使来时所载之船，如是，“可设法向贡使等好言开谕，令其乘坐原船，即由定海放洋及早归国，岂不更为省便？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止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同时命令新任两广总督长麟（此前为浙江巡抚）“带同贡使由水路到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由此可见，皇帝对贡使的请求虽然有些儿恼怒，但仍然不太情愿地予以恩准，至于要多花钱不过是小事一桩。

可以就此提一个问题：乾隆皇帝既已从浙江巡抚吉庆的奏报中得知，“印度斯坦”号“甚为宽大，足供乘坐”，为何还是同意马戛尔尼经由内地前往广州？

实际上，如阿兰•佩雷菲特所说，“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拥有舒适的舱位。如果这艘宽敞的船容纳不了整个使团，马戛尔尼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让无关紧要的随从经由内地去广州。但乾隆皇帝没有这样安排，其中原因，表面上看，是“贡使等再三陈恳”，但实际上还是天朝大国的骄傲和至尊皇帝的面子所致。上谕里要求松筠要对贡使等特地说明（“传谕”）这样的道理：“以尔国原船现留大船一只在浙停泊等候，原可由浙放洋回国，不应纡道广东。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或致船中拥挤患病，曲加体恤，准尔等携带随身行李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此系大皇帝轸恤远人，逾格恩施。尔等当倍加感激。”一句话，之所以恩准贡使人等分拨行走，全出自于天朝大皇帝轸恤远人的浩荡皇恩。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乾隆皇帝的这一决定实在是一个 失着。

前已叙及，乾隆皇帝自被马戛尔尼冒犯并拒绝其外交通商要求之后，对贡使人等的一举一动非常警觉，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使命不遂而借词生事，故而要求臣僚刻意监视防范。马戛尔尼一行尚未起身，就已先期谕令沿途督抚、提督、道、将做好管束迎送准备，不让沿途观望停留；所有经过省份营汛墩台应预备整肃，以壮声威。皇帝更对钦差松筠面授机宜，如果发生事端，松筠有向沿途督抚檄调兵力弹压之权。 防范如此之严密，除了担心其借词生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让英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的实情。而如今竟因大皇帝要逾格施恩远人，让他们在内省涉江翻山越岭地前往广州，不正好给了马戛尔尼他们一个绝好的观察中国、刺探情报的机会。

船过水闸

乾隆皇帝的这道上谕将马戛尔尼使团南下行程的安排最终定格。上谕约在5天后传到松筠手上。十月初四日（11月7日）早晨，贡使船队行抵常州。松筠来到马戛尔尼的船上，告诉他皇上已经恩准他们到杭州后可以分道行走；具体的安排是：松筠将护送“印度斯坦”号船长及沉重行李物件（包括乾隆皇帝赏赐英国国王的礼物）往宁波舟山上船，两广总督长麟则“照管”贡使、副使等大部分人员水陆兼行到广州上船。随后，马戛尔尼与副使斯当东等作了商议，议定派彭森上校（系特使副官、卫队司令官）、丁威德博士（系机械专家，掌管英王送给乾隆皇帝礼物中有关数理和天文仪器）以及一位名叫密斯特•亚历山大的随员率仆役4人、机匠2人，随威廉•马金托什船长到舟山乘“印度斯坦”号船南下，其余大队人马跟随特使取道内陆前往广州。钦差松筠对此安排表示首肯。

皇帝对使团行程“分拨行走”变更的恩准，最终使杭州成了使团南下行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如上所述，当皇帝从长麟奏报得知五只贡使来船尚停泊在舟山俱未开行时，在九月初七日（10月11日）上谕中就已基本明确了贡使一行的南下行程，此后虽有波折，但途经杭州的大方向未变；发生的波折仅是贡使原班人马从杭州取道宁波到舟山上船南返还是从杭州溯钱塘江西进经江西到广东。所以，当十月初二（11月5日），船到扬州，马戛尔尼知道扬州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很想略作停留，一则休息舒缓一下身体，二则上岸考察一番。但钦差松筠以行程计划已改变之由，不同意停留，只有到了杭州后才能停船休止。由此可以大致推知，大概按照最初行程安排，马戛尔尼一行要在扬州（或瓜洲）略作停留，换船后溯长江而上到江西湖口再经赣江南下。而如今要往杭州去了，马戛尔尼只能在日记中遗憾地写上一句话：“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文章原名《回程的选择：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