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市政协机关存在过五位“工作员”（请注意不是“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于1975年由全国人大决定最后一批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警、特、宪”人员中的中、高级军官。我和他们曾有过长时间的交集。

    关于这些“工作员”的来历，我查阅了由市委统战部编纂的《杭州统一战线工作50年》一书，有如下记载：

    “1975年3月19日，市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爱国人士座谈会，座谈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

    “1975年5月10日，市革会（笔者注：全称‘市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市级行政机关）研究落实全市特赦人员9人的安置问题”。

    这9名特赦人员一开始究竟是由谁负责安置的？书中并未说明。经向一些老同志，特别是向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丁敏同志请教得知，当时的政策是分别安置在有家属子女在的城市，9人中的5人一开始应是由市民政部门管理；不久由1975年11月恢复建立的市委统战部接管；1978年2月以后，则移交恢复工作的市政协。至于在杭州安置的9人中的另外4人，可能被安置在市属县（具体不详）。这些特赦人员，以后被统一称作“工作员”，每月领取生活津贴。

    1982年4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位于湖滨路86号（后改为16号）的市政协机关工作不久，一天秘书处主任林鉴川同志对我说：“小吴，你刚从部队回来，对地方上的政协统战工作不熟悉，因此要多多学习。除了多看多读有关文件资料，还要通过和各界政协委员与联系人士多接触、多交流，联络感情，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才能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的图书室有5位工作员，是原国民党军官，你可抽空去见见他们，多聊聊天。我们的政协统战工作往往就是从聊天这种小事着手的。”我在此前已经听说了有关“工作员”的事，一听此话，正中下怀，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因为我这个过去只是从书本上和电影中见过“国民党”的年轻人，对身边的这些原国民党军官确实有几分好奇，还正想去见见他们呢！

    第二天上班后，我抽空去图书室。所谓“图书室”，实际上是由办公楼后面的一条走廊改造而成，长约6米多，宽不足3米，靠窗放置几张办公桌、椅和书橱、报架之类。我进门后见到了5位中的4位：刘尚时、吕钦璜、方耀和王飞，正在忙着整理书报。我自报家门：“我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的吴建昌。”他们一听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一一自我介绍姓啥名谁、多大年纪、家住何处等。他们称我“小吴”，我则分别称他们为“老刘”“老吕”“老方”和“老王”。他们告诉我，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叫宓熙，因年高多病，平时很少来。第一次见面也就十多分钟，无非是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一下而已。但这次见面大家还是很融洽、很开心的，我们互相之间没有因为年龄差距很大而产生什么隔阂。临别时我说：“论年龄你们都是我的长辈，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多多向你们请教。”他们则客气地说：“欢迎你以后常来坐坐。”

    此后我也确实常去和他们聊天，也见到了第一次不曾相遇的老宓（宓熙）。特别是在不久之后我被领导确定担任文史工作专职干部后，就去得更多了。因为大概在三个月前，“工作员”中的刘尚时，已被落实“起义人员”政策，享受国家行政18级干部待遇，并被任命为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驻会），但仍在图书室办公。在文史工作上，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自然要经常去图书室见他。当时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主攻方向是“建国前史料”。由于在图书室工作的这几位老先生年龄大、阅历深，具有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因此他们本身就成为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对象。我在和他们不断的接触交谈中，互相以礼相见、以诚相待，很快就成了“忘年交”。他们分别尽已之力撰写了不少文史资料，除了发表在《杭州文史资料》上以外，根据“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的原则，我把一些内容发生在外地的史料分别邮寄给全国政协和各级兄弟政协文史办。

    事实上，后来我与这些老先生的交往，已超过了文史工作的范围。他们当中诸如有谁身体不佳、有何困难，抑或谁家发生夫妻争吵，甚至父子斗殴等事，机关领导也会派我上门调解处理；有时机关发些福利，也会让我专程送去。所以我实际上还兼任了机关领导和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在与他们长时间的接触中，也许是其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也许是其陆续讲述的特殊经历，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当年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还常在自己的脑际浮现。

    刘尚时，字公孚，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1908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是这5位原国民党军官中唯一非“黄埔”出身的人，甚至也从未经过任何军校培训。他在青少年时读过几年书，还当过教师。抗战兴起，凭着他家在当地有钱有势，他这个30多岁的“书生”，竞被当时的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任命为县上校保安司令。当时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与国共军方都有来往。有一天上午，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中将司令的韩德勤带人到家议事。当天晚上，时任新四军某支队长的张云逸将军也带人到他家会晤。1945年，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他在睢宁县某区区长任上率部起义。在山东济南解放后，曾在济南的国民党战犯管理所担任过管教工作。以后，他随军南下杭州，被分配在杭州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工作。1957年，因在运动中参加“大鸣大放”，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其中教科科长职务。然而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在审查中发现他还是个“历史反革命”一一曾担任过国民党“上校司令”，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又把他作为“漏网战犯”，押送济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到那里以后，一些还在接受改造的战犯见到他讥讽道：“老刘啊，你原来不是我们的管教干部吗？怎么几年不见，也来接受改造了呢？”老刘告诉我说，他当时听到此话，恼羞交加，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1975年，刘尚时被释放回杭，与家人团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他不断申诉下，组织上经复查，终于还了他一个公道：不仅改正了他的“右派”问题，还重新确认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恢复国家干部待遇。他于1986年离休，去世时年约87岁。我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文史工作几年中，觉得他虽然脾气有些倔，因此也不免得罪过人。但那时他以七八十岁高龄，每天按时上班，风雨无阻，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广泛的人脉，积极认真开展工作，为市政协初创时期的文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取得的成绩，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