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联陞日记，当然是为了了解学术史。不过，往往也被里面一些学界轶闻、名人趣事所吸引。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人也看过，如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先生，但重点应是看“人”。

当年剑桥的杨联陞家是个学术大码头，他那儿来来往往的人，当然主要是学者，通过他们来看看学术史，还有美国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看看学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彼此关系。

现在的哈佛教授们生活太“苦”了，被全世界的学者所关注，不得不成天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忙于会议。可是，杨联陞那个时代，学术没那么全球化、国际化，除了上课，教授们没有那么忙碌。

杨联陞就总是宅在哈佛，倒是可以天天吃好的玩好的，他也忙于教课，忙于写作，但在日记里看，好像另外有三件事儿，更像是他生活重心。

一是唱戏，余英时先生说，唱戏大概是杨先生最顶尖的业余爱好，他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

第二是打麻将和下围棋。麻将经常打，围棋下得不错，他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都下过棋，也和日本学者甚至留学生下棋。1957年他到日本访问，日记里还记载了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名教授下棋，其中，有中国历史教授贝塚茂树（二段）、科学史教授薮内清（初段），而梵文教授足利淳（三段）最强。实际上，作为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也有很高的围棋水准，不仅与林海峰、王铭琬等围棋超一流有交往，也和沈君山、金庸这些业余围棋界热心人有很多交往。

第三是吃饭，他隔三差五记录自己吃了什么菜，要么是下馆子，要么自己在家做。杨先生日记上记的菜，看起来都挺不错，他那时候常常请客吃饭，来的都是现在想起来就很著名的学者，像高友工来，还会亲自下厨。要是小辈来了，也会做个三明治便餐招待。

读他的日记，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也看到好多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比如章太炎的儿子章子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据他说，是兴趣广博而肤浅；又比如日记里面还记有老舍和曹禺在美东的情况，如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哈佛曾经有演讲，曹禺有英国风格，而老舍讲得清晰，但喉音太重，有些资料也许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没有用到过。

最好玩儿的人，应该是何炳棣，杨联陞日记里面记了他好多事情，比如他曾为当选中研院院士紧张活动，比如他得到研究奖章后的炫耀，比如他邀请杨联陞去芝加哥大学任教时那段“煮酒论英雄”故事，读来都很有趣。

何先生做人，那倒真是豪气干云，绝不扭捏小气，日记里有这么一件小事情，1964年6月何炳棣到剑桥镇，住在一个老太太家，“房租每日三元，（何）自增为四元”，然后自豪地向杨联陞夸耀说，芝加哥大学为他特别“加薪四千五”，这真是个活脱脱的何炳棣！

另外，里面也有不少当年访问哈佛的朋友的轶事，如邢义田、葛剑雄等，在杨先生日记里，都有他们的名字，也有他们的议论，比如1976年邢义田兄与杨联陞关于罗马钱币和汉五铢钱的谈话，1986年葛剑雄与杨联陞谈陈寅恪诗和统一分裂问题等等，看日记就是这些特别好玩。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学术状况，特别是华裔学者在西方学界的活动和处境，日记里面提到好多人，前辈学者像胡适、萧公权等；同辈学者像刘子健、何炳棣等；到访哈佛的学者如李济、钱穆等；学生一辈如张光直、余英时等。记录了很多与东西方有关东亚和中国学术史，身在异国的华裔学者的家国情感，还有西方中国学界学术变化背后的思想背景等话题。

毕竟身在他乡，虽然也有“夫子”，但华裔学者心情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儿压抑，这从杨联陞的诗里看得最清楚。

1963年7月他过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四十九岁初度》，里面有两句“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两年后的7月，他又有一首绝句《感时》，说到“书生海外终何补，未耀圆颅鬓已霜”。虽然生活安定，免于国内反右、饥荒、“四清”和“文革”的一波又一波折腾，但是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下。

不光是他，萧公权也一样，1976年2月杨联陞的日记里面，有年近八十的萧公权寄来的一首七律《兀坐》，最后两句是“结伴还乡天倘许，今生已矣卜他生”。杨联陞读后，不禁潸然泪下，日记里说，他拿起电话向余英时先生谈及此事，不禁再一次老泪纵横。

那个时代的美国学界，哪怕是东亚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其实多数也是很压抑的，像何炳棣那样的人毕竟少。后来刘子健、杨联陞精神出毛病，恐怕就和这种压抑的心境有一定关系。日记里面，杨联陞自己记录下来的病中困境，简直不忍卒读。

说起来，他还算是顺利的，但也不免受气和怄气，毕竟人在边缘。比如，他日记里有时写到费正清，说他用欺骗手段弄卢芳的书，“而卢芳不之信，虽五尺童子，亦不可欺也”，有时又写到费正清这个人很厉害，耍权威而且有手腕，为了抬高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渠学力过于赖肖尔”。

其实，费正清虽然居高临下，但对杨联陞还算照顾和关爱，只是美国主流学者习惯性的傲慢，让习惯于谦退的华人学者，多少有些受不了，杨联陞曾经与哈燕社副社长白思达谈起费正清对《哈佛亚洲学报》有“甚不客气之讽刺”，不禁写道，“此人有时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犹如此，虽本性难移，亦是气量不足”。相比起来，像黄仁宇那样，处处受压制，连教职都成问题，自然心里会更不舒畅。

当然话说回来，跟那个时代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在美国，教授生活还是很优越的。杨联陞的日记里面记载，1950年他作为助教授，薪水已经是5000美元；到1958年，杨联陞当了正教授，那年，哈佛的正教授是一万二到两万美元，副教授是八千到一万一美元，助教授是六千五到七千五美元，讲师也有五千五百美元。

日记里还记录了杨联陞和他周围学者的学术研究。其实，杨联陞不止是一个博学的汉学家，也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家。何炳棣只是强调他“汉学家”的一面，其实并不完全对。

1966年他对何炳棣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上发表有关清代汉化文章的看法，其实就意识到了“过于强调清朝之重视儒教”的问题，也注意到何有关清帝崇儒的史料疏漏，毕竟他有关清史的立场，不像何那么有固执的民族立场。

其实，杨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当被动。他要上课，上课还特别认真；他又是个自负博学的人，不得不每个领域发言。因为戴密微说他是“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费正清也抬举他，要做“第一人”就得什么都懂，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个领域的专门学问。

所以，他在写完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做过特别完整的专题研究，总是今天写这个书评，明天写那个书评，今天为了一个人的问题查资料，明天为了另一个人的问题查文献，或者忙于种种杂务。

日记里曾提到很多书目，当他写《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那一段时间，他会集中阅读有关道教的文献，为了助力赵元任编字典，也会多看有关语文语法的著作，但相当多的时间里，他的阅读好像非常凌乱。

虽然，这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的习惯，也为此赢得“通人”之称，但毕竟害得他专门著述较少。是幸或不幸？我也不知道。所以，晚年的杨联陞对自己一生学问有这样的评语，“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这“沟通”二字，与后来人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和他自己所说“接触面广可备顾问”刚好吻合。

1965年，即将回哈佛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写了一首七绝给杨联陞，其中后两句说，“如来升座天花坠，迦叶当年解笑时”。虽然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客气和赞扬，不过作为老师，博学多识的杨联陞，确实常能给人很好的教诲和建议，即使在日记中，也常常能读到一些益人神智的见解。

1967年8月，杨联陞和余英时先生谈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都觉得王国维用功不过二十年，但“出手即高”，为什么？日记里面记载，余英时先生说了一句话，是“似高手下棋无废子”，杨联陞大为赞赏，说“此喻甚佳”，因为这点出了王国维学术上“用力得当”。这些话就好像度人金针，教你怎么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