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学术研究中最常犯的毛病主要有夸大、附会和武断。梁氏批评学术界“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复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梁氏主张，历史事实 “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毫无疑问，梁氏的以上论断对于今天的学术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主观断案，在学术界司空见惯，而尤在名师大家的论著中最为常见。诸如，20世纪20年代自胡适否定井田制存在，开启井田有无之辨大讨论，此后，井田有无之争，各持一端，两相对垒，争论不休。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因素主导下井田制肯定论“渐趋统一”，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肯定论者不断实现理论突破和否定论由沉寂再度趋于“活跃”，实事求是说，只要两种针锋相对的辩论还在持续，我们就断然地下诸如“古代中国毫无疑问地施行过井田制”，“井田制度的存在是无问题的”，“井田制是历史事物，毋庸置疑”，井田制的研究已“得到结论”看法“几乎完全一致”等论断。相反，却有更多的学者屡屡强调，近人承认或否认井田制存在者，“各有其根据和道理”，甚至力主井田制存在“毋庸置疑”的学者，也实事求是地说，井田制问题“还是一个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无独有偶，自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争论旷日持久且愈演愈烈的中国奴隶社会有无之争，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令学术界彻底信服的最后定论。同样，“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议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的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和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集中讨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看法，呈现出信奉和宣传者“越来越多”和看法“比较一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优势进一步确立”，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看法“或许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乃至2015年7月，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黄现璠先生的遗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视为“‘中国先秦史上有无奴隶社会’讨论终结的篇章”等观点，均不符合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历史实际。至于被誉为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开创者的黄现璠，对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等为代表的“主流史学家”教条主义“陋见”、穿凿附会的“曲解”、无中生有、荒诞不经的“虚构”、信口开河没有具体论证的“想象”，漏洞百出，强词夺理的“转换戴帽法”乃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单纯化等上纲上线的批判，以及某一代宗师“将如同陈腐的太仓之粟一样的‘五种生产方式说’请下至尊的地位，给予古代社会形态问题以科学的说明”的口号式呼喊，均带有特殊时代“思想解放”的深刻的烙印，远远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畴。因为，学术界普遍赞同，迄今为止，我们不能说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就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后的结论”，甚至力主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张广志先生亦屡屡论及：“无奴说”距它在整个史学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尚差得很远”，迄20世纪90年代，“无奴说”已很少有人再提及。 
相比之下，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对1929—1979年五十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作了“稍为系统的回顾”，作者指出，“书中没有正面阐述自己对分期问题的主张”，“对讨论中的有些问题，或者表示一定的倾向性，或者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都难免有浅陋和错误之处”。同样，力主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张广志先生也历来反对学术界某些人，喜欢一下子把话说死，窒息自由探讨、百家争鸣的氛围和空气。张先生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的前言中谈到是书的学术思想：“本书虽属‘述评’性质，实际上主要是‘述’，‘评’的话并不多，也不应该多。因为，是非自有公论，要多给读者留下评判的余地，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特别注意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诸家观点，经常是大段大段地引录原文，以便把原汁原味的东西呈现读者面前，让大家去评判”。林甘泉等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张广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等为我们树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书写的典范，我们感谢他们。 相比之下，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对1929—1979年五十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作了“稍为系统的回顾”，作者指出，“书中没有正面阐述自己对分期问题的主张”，“对讨论中的有些问题，或者表示一定的倾向性，或者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都难免有浅陋和错误之处”。同样，力主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张广志先生也历来反对学术界某些人，喜欢一下子把话说死，窒息自由探讨、百家争鸣的氛围和空气。张先生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的前言中谈到是书的学术思想：“本书虽属‘述评’性质，实际上主要是‘述’，‘评’的话并不多，也不应该多。因为，是非自有公论，要多给读者留下评判的余地，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特别注意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诸家观点，经常是大段大段地引录原文，以便把原汁原味的东西呈现读者面前，让大家去评判”。林甘泉等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张广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等为我们树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书写的典范，我们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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