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中，映射着当下“文学旅游”的热度。其实，寄情于山水，提笔为念，落笔生情——人类与地理之间这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不仅催生了诗词歌赋，还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充满诗意的“唐诗之路”转到学林，便能看到另一种风景——学术之美。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文学地理学原理》作者之一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梅新林，请他谈谈文学作品如何重构了外部的地理，将它价值内化为人们潜意识里抹不去的空间记忆。

文汇报：文学界在讨论上海城市空间的定位时，有学者曾指出，当今的上海正成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梅新林：的确，从外部看来，从历史的经验看来，上海是气势宏大的大都会，是国际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但是从内部来看，从现实的弄堂来看，从生活其间的一些作家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对于上海的理解，往往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情感出发，也就是所谓的“恋地情结”。由此可见，在空间价值内化过程中，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对空间认知的差异是潜在的，也是必然的，任何被概念化的形象可能是对真实的遮蔽，至少没能反映完整的现实。诚如法国亨利·列斐伏尔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所批评的那样，空间绝非只是一个准备着被“内容”填充的“容器”，而是因为人类的生命情感的投射与塑铸而具有不同形态与意义。

文汇报：在您看来，本土文学对于唤醒地方记忆、塑造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着怎样的意义？

梅新林：在我们的一生中，有许多空间意识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而文学的写作本身就是不断地唤醒自身对空间的记忆，将它不断地美化和诗化。这种个人的空间感知和记忆有可能转化为历史的集体记忆。举个例子，唐代白居易在出任过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时，写下许多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追忆和留恋。《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其三：“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其中江花、江水构成的江景，山寺桂子、群亭潮头构成的杭州，吴酒一杯、吴娃双舞构成的苏州，成为江南抹不去的空间记忆。这种空间情感随后进入文化传统，成为集体记忆，也塑造了今天我们对“江南”的印象。所以，城市的空间情感并非自主生成的，而是经过文人们的书写、历史叠加而成的一种集体记忆所赋予的。从“情感”进入“意识”，又由“意识”进入“无意识”，并由个体“无意识”进入集体“无意识”，这种由“空间情感”积淀而来的“空间情结”是文学地理空间建构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之所在。

关于文学如何塑造本土的文化精神，还是以“江南文化”为例来说明：吴越后裔、清代诗人龚自珍诗词中反复出现“剑—箫”二元意象组合。他于《漫感》诗中吟咏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中，“剑”喻抱负，“箫”喻诗魂；“剑”喻狂放，“箫”喻缠绵；与“剑”相联的是壮烈、阳刚、豪放，与“箫”相联的是灵性、阴柔、婉约。从春秋到六朝时代，江南文化发生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也就是由“剑”到“箫”的历史性转型，但发源于远古吴越本土文化的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基因与原型，伴随着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西施、专诸、要离等历史主角与故事，依然代代相传，未尝中断。在近代古越绍兴，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秋瑾等一批光复会中坚组织秘密暗杀、武装暴动以及其他方式的反清斗争中，同样可以隐约听到远古吴越尚武精神的回响。因此，我把内“剑”外“箫”定义为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

文汇报：“文学地图”的研究也引发了一波“文学旅游热”。比如，浙江就在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唐诗之路。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梅新林：文学地图的起源与旅游原本就是息息相关的。历史上，在文学地图从附属形态走向独立形态的过程中，盛行一时的旅行指南是重要的催化剂。在西方，最早的文学地图是作为小说的插图而出现的，比如丹尼尔·笛福在准备出版第四版《鲁滨逊漂流记》（1719）时，将一张世界地图放置在卷首，并亲自绘制了小说主人公的路线图和沉船的地点。后来，为了满足有文学品位的旅行者，旅行指南中加入了人文学典故——在19世纪的伦敦，如果手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就能够找到不同的地点：《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发生地点（斯特兰德大街），戈德史密斯创作《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地方（费达巷第酒局法院6号），雪莱据说是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戈德温的地方（她母亲的坟墓也在那里，老圣潘克拉斯教堂）等等，这也就促成了文学地图的兴起。因此，文学地图原本就是为旅游而用的，它能唤起人们一种特殊的情感反应。后来，才慢慢演变成我们学术意义上的可视化、动态化的文学地图。

今天兴起的“文学旅游热”，折射的其实也是人们对“诗和远方”的追寻和向往。在文学地理上，我们常说有两种“地理”，一种是我们所居住其中的生存空间，如上海、深圳，我把它们归纳为“外在空间”；另一种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这种经过价值内化的地理空间是一种缘于特定地域而又超越其上、具有精神原型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在空间”。比如《红楼梦》中一再重现的“金陵”意象，南京市本来是个外层空间，但在曹雪芹的笔下就变成了内在空间；还有鲁迅小说反复抒写的“故乡”情结，同样是以绍兴为外部的地理依据。因此，我们今天说的“跟着唐诗去旅行”，就是“诗”和“远方”的相互融合，从根本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观光游览之旅，更是一场内在于“诗性地理”的文化空间的精神探原之旅。

文汇报：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走出书斋，产出经济效益，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梅新林：要让文学地图的研究和“文化旅游热”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要把文学的地图描绘好，高度重视“地理信息系统”（GIS）与“虚拟地理环境”（VGE）等技术手段，让这个地图可视化、动态化，比如目前我们在进行的“浙江唐诗地图”和“浙江宋词地图”的绘制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把文学中的“内在空间”解读好，也就是要把文学的故事讲好，让它能够唤醒人们的地方记忆和想象。在经过历史沧桑的反复淘洗之后，那些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文学时空场景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的研究就要力图将这些“诗性”的精神空间复原，将背后的人文精神形象、全面地展示给大众。比如说“岳阳楼”，为什么它对于古人来说是“精神磁场”的存在？北宋，滕宗谅贬岳州知府，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作《岳阳楼记》，于是该地就成为“迁客骚人”荟萃吟咏之所。这样，解决了“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的文学地理学回答后，最后还要落实到具体文学景观的设计和展示，以呈现给大众。我想，文学地理学研究要走出书斋，为现实服务，从这些方面入手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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