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澎湃新闻：您能讲一下台湾目前的民国档案开放情况吗？

A：刘维开：档案开放其实是台湾方面长期以来的政策。早在1981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一套七编二十六本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大部分就采用了蒋介石档案。最近在网络上讨论的蒋介石档案文章中有一份蒋介石给刘珍年的电报，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就可以找到，区别是《初编》里是用排版打字的，现在看到的是数字化扫描件，但二者的内容完全一样。

1990年代后半期，蒋介石档案的原始档案也开放了，研究者可以到台湾“国史馆”申请阅览。只是这个时期因为没有完成数字化，只能用原件或影印件。这一部份档案的研究者使用率比较高，担心原件损坏，所以是限制复印的。其他档案，如国民政府档案等是可以影印的。

到了2000年左右，开始陆续把档案数字化。2013年以后，“国史馆”已经同意凡是数字化完成的档案就可以影印或者申请下载。经过一步一步的积累和数字化工作的逐渐进行，到了2016年，当时“国史馆”的馆长认为，完成数字化的档案只要完成合法的处理程序，应该上传到网上，并且主张资料尽量完全公开。这种资料公开的概念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日本，都已经是共识了，技术上也很成熟。具体来说，就是将数字化的档案资料直接放在网上，只要登录网站就可以浏览或者下载。“国史馆”馆长选择这一年在线上全部公开，不是因为什么政治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个人对于档案的认知，以及“国史馆”的档案数字化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觉得时机合适了。目前其他的档案管理机构也逐渐用了这种方式，提供研究者使用。

现在档案基本已经全面公开化了，不在线上公开的只有一小部分，多半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还没有完成解密程序的档案不能公开；二是有些档案已经出版发行过了，不需要在网络上再次公布，比如《蒋中正总统档案》的《事略稿本》、《五记》。但有些人不想看打印转录的档案，想看已经数据化完成的原件，那就需要到馆阅览。到馆阅览也很方便，不用什么证件，打开电脑就可以直接看，也可以把屏幕的显示内容用携带的手机或者相机拍下来。

档案开放的内容也很丰富，不仅有蒋介石相关的，还有蒋经国档案、陈诚档案、严家淦档案等等，一些行政机关比如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也都可以看。所以对于民国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讲，它是一个广大的资料空间，可以去探索。

Q：澎湃新闻：作为历史学者，您觉得应该如何解读档案？

A：刘维开：档案开放之后，确实会造成一些解释上的偏差。档案固然是所有的史料里面是价值最高的，但解读的时候要考虑它有前后顺序，还有逻辑一贯性，不能只看单独的某个文件，应该把一系列的档案文件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上去看。

比如说最近网上流传关于“九一八”的档案，除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另外有两个电报，一个是给韩复榘的，说不管日军如何，你要保持安定；另有一个是给叶楚伧的，听说镇江有日本的军舰要来，万一他们的士兵要下船买菜，可以帮忙他们买。这两个电文都要放到当时的时空环境里面去理解。比如说日本士兵可以下船买菜，是因为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列强船只可以在中国内河航行，也可以停泊在港口。本来士兵下船买东西没有问题，可是“九一八”之后，民情激愤，如果日本士兵下船买东西，被当地的民众看到，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打一顿，发生这种冲突，就可能会影响当时政府力主的向国联提出诉求。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认为中国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对日开战。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一个国家领导人是要注意这些事情的。但后来发的电报里面说得就不一样了，比如他给上海市市长张群发过很多电报，其中就一再提到，万一日方有什么攻击行为的话你要反击。所以说这是一步一步的，开始是不要把事态扩大，但后面就说再有挑衅就要反击。这些档案是要连着看的，有一个前后变化的。

另外文章里也列举了“何梅协定”相关的一封电报，那是一套三十页文件里的一部分，里面的其他电文没有出现，只出现了“何梅协定”里高桥坦提要求的译文。但就在译文前面有一页蒋介石给何应钦的电报，是说这个信如果还没有发出去的话，要暂缓一下，里面还有一些文字要更动，所以这封电文并不是最终版。所以，只节取一封电报就会影响对整套文件的理解。

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档案，除了看档案本身，还要再去参考一些其他材料，比如相关的日记、回忆录，甚至当时的报纸期刊，都要搭在一起看。当然档案属于公领域材料，和日记书信这样私领域的材料不同，公领域要放在公领域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适合根据单独一件档案来解释里面的话。

Q：澎湃新闻：现在越来越多的档案和史料都开始数位化了，您觉得这个情况对于历史研究领域会起到什么影响？

A：刘维开：目前看来，我认为各有利弊。在台湾，数位化起步很早。如果没有数位化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大概只好用抄的。拿“国史馆”的档案来讲，社科院近史所里面很多同好做研究，大部分都有到台湾抄档案的经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部分档案虽然开放，但是不能拍摄也不能复印，就只能去抄。我在念学位的时候，电脑并不普及，我就手抄过很多资料。一直到后来蒋中正总统档案开放后，我写《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也是抄了大量的资料。现在资料完成数字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上网去看，省掉了抄的工夫。这个有利的方面是在于，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取得，就不需要再去囤积纸质资料了。很多朋友家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累积了大量过去的影印、手抄或者电脑打字的一些资料，查找也不太方便。可是现在的研究者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数位化让研究环境越来越便捷。

弊的方面是在于，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大公报的内容，一定是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翻的过程中，我大概对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都会了解清楚。但现在到大公报资料库搜索关键字，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而且还是全文检索，直接把要的那一段贴上去了就行了。这样的话，了解就不够深入了。另外，如果资料录入的时候出错了，你也跟着错了，因为没有阅读上下文，也无从检查，可能根本不知道错了。

现在材料数字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我发现我会不停地登录数字平台去看材料。以前只要我没有课的时候，我都会去“国史馆”看档案、抄资料，抄了好多年，一直到他们从新店搬到台北市区。可是现在我就不太会去了，因为可以直接上网看。我常常一天要进入到“国史馆”网站很多次，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用关键字查找档案，退出来又发现其他感兴趣的材料，就一个一个慢慢看下去了，这样会看好久。

所以我常讲，其实有的时候不太敢去看数字平台，一上去之后就下不来了。可能本来只想看一个东西，结果接下来几个小时全泡在上面。这是一个数位的碎片化时代，也是现代的特色。

Q：澎湃新闻：您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开放平台，可不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起点平等，甚至改变学术研究的方式？

A：刘维开：我觉得有可能。过去大陆的朋友如果要到“国史馆”去看资料，可能要先申请到研究经费然后买机票到台北才能看到。现在资料上网了，只要知道网址，在那里都可以看。网上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慢慢就会接近“知识公平”。当然还是有一些资料会被私藏，但各种开放的数据平台还是对研究有很大帮助的。平台上内容放得越多，就会做得越大，最后就会达到史料无国界的效果。但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比如哥大如果可以把顾维钧档案放上来，斯坦福可以把蒋介石日记放上来，那么没有能力去哥大、斯坦福看原件的学者，就可以在网上看到了，这对他的研究来说，一定是会有推动作用的。

而且我始终感觉，在网络时代，各种资讯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达，就很难形成太偏颇的想法。我想了解一个什么信息，不管是到百度、维基或是谷歌去找，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大家看到的都是来自各方的东西，了解到的都差不多。所以我自己也常讲，大陆年轻一辈写的论文，如果全部都改为繁体字，而且不具名的话，有时候真的看不出来这文章究竟是谁写的。我们现在能够辨识的方法，大概除了繁体简体，就是一些特别用语，比如说“政策的出台”，“出台”两个字台湾不会用的。我们只会说政策的公布或政策制定，或者说“数据库”，我们都习惯用“资料库”。所以像看一些匿名的稿件，只要看到“出台”这些词语，大概就知道是大陆研究者写的。如果不是透过这些东西的话，现在其实很难分辨，因为资讯开放，大家用的资料也差不多，有时候一篇大陆研究者写的文章，整篇都是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档案，一个台湾学生写的东西也可能整篇都是来自社科院近史所典藏的资料，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Q：澎湃新闻：能不能回顾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A：刘维开：我的祖籍是山西，我父亲是1949年从北京去台湾的，当时还叫北平。我出生在高雄，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后来就搬到台北去了。我的本科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念社会工作专业，后来研究生才去政治大学念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之后，我们那里要服兵役，服完兵役之后是1983年，刚好有一个机会，进入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2002年离开，在党史会工作了19年。离开之后我就到了政治大学历史系，工作到现在。

在党史会，我先是做展览布展的工作，性质类似现在的策展，展览内容是宣扬革命史迹。这个工作大概做了八年之久。因为展览不是每天都有，所以我就接受交代开始一些史料及图像的编辑工作，最初是协助编辑，后来是自己负责。那时候参与过包括国父全集补编，国父年谱增订，还编了十多本图录。1991年之后负责史料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我离开党史会。

当时党史会的编辑出版，主要是以党史会的资料编一些史料专辑，早期称“革命文献”，到了1990年代以后，说“革命文献”这个名称已经不适合时代变化了，加上史料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国民党为主，“革命文献”出版到第117辑，就停止出版，改成出版“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连同特刊，应该一共出版了30集。“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中，我编了好几本，比如在党史会刚好有一批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有人建议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出版一下，我觉得只有这个太单薄了，就加了一些相关材料进去，扩充后出了一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党史会还有一份1949-1950年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我发现这份资料以后就把跟其他相关的资料一并整理，出了一本《非常委员会及总裁资料室资料汇编》。透过编辑史料，也可以进行相关研究，例如我进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研究，起因就是负责编辑出版《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需要撰写导言，就开始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相关研究。

党史会一直有编辑史料的传统，我们的前辈，比如蒋永敬、李云汉，两位也是我的老师，都编过史料，我们只是在延续他们传统。在编史料的时候，必须要对资料有一定的熟悉，但当时我们不会直接接触史料，而是从看目录开始，然后根据目录请管理史料的同仁调出资料来，再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编个专辑。后来我们觉得有些零散的资料要一次一次去调，增加管理史料同仁的工作负担，就找一些分量比较重的资料，如国民党的各个中央党务单位在全会和中全会举行期间都要提出工作报告，这些工作报告对于了解国民党的发展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过去也没什么人注意，一份工作报告可能就一百多页，几个工作报告就能整合成为一本专辑出版，所以我们就以“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为主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工作汇编。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会用影印的方式出版，都用排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自己负责校对，一定要自己看一遍。

Q：澎湃新闻：您从编书走向研究的契机是什么？

A：刘维开：党史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鼓励工作人员去做研究。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去做研究，而且也没有人干涉研究的内容。我的同事有做汪精卫的，还有做东北接收的，什么都有。我当时主要做国难时期的主题，写的论文叫做《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修改后于1995年在台北出版。前几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

我们几位党史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工作期间拿到的学位，因为长官非常鼓励。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因为再隔一年1994年是兴中会建立一百周年，长官就告诉我和另外一位同样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仁，今年不派你们两个额外的工作，你们就专心把论文写完，但是明年下半年就要全心全力投入到工作。是他逼着我们赶快把论文写完，所以我们的论文都是1993年上半年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