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历史研究工作时，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学术基础怎么样。那么，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算是登堂入室，可以进一步做研究工作呢？我想，这个基础就是要懂得和掌握做学问的一些常识。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研究宋史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曾经说，做历史研究需要掌握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年代和目录。没有这四把钥匙，你就进不了门。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能读懂古书；所谓读懂，首先是能够句读。句读，简单地说，就是能对古书加以断句。这并不容易，吕思勉先生在二十年代曾写过一部《章句论》，现在收入他的《文字学四种》，八十年代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大家可以认真读一下。对学习唐代以前历史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因为唐以前的主要材料都已经经过了标点，不少还作了校勘，我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宋以后的材料很多，不少是没有经过今人整理的，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在句读时会遇到很多问题，无法断句，这里遇到的一只主要拦路虎就是职官。不清楚官衔的名称、意义，句子就很难点开。五十年代，曾经由顾颉刚先生（他是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牵头标点《资治通鉴》。参与标点工作的都是一流的历史学者，像周一良、聂崇岐、何兹全等先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但是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后，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就给他们挑了很多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职官的问题，把衔名官称点断了，点错了。吕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在《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里，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篇文章。这样一批大学者，当时不少是二级教授，都是研究历史有名的专家，包括专门研究职官方面的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都会遇到困难，大家就可想见在古书标点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研究那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年。首先要搞清楚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事件、材料相互之间的时间关系，这样才能知道它们的前后变化和相互影响。所以历史研究没有年代、没有编年，就无从谈起。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史上有确切纪年，是始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现在李学勤先生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试图给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确定一个大致的年代序列。所以你看这个工程的报告简本，即《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最核心的就是表，时间表；文字是为说明这些表的。
有了确切或相对确切的年代，我们才可以研究历史的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年代方面还有一个换算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书来换算，比如陈垣先生编的《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西回史日历》更详细一些，不过此书在62年印过后，再没有印过，不容易见到。现在一般可以使用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用这些书时，要自己编一个六十甲子表，夹在书里，方便查对。专门一些的，比如张培瑜编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三千五百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这些书，我们将来讲工具书的使用时，再详细谈。不过，这只是简单的中西历日换算。实际上，古代的历法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年表来换算，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地理方面，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发生或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地理。地名的变化有时非常大，特别是到了后代，文人的文集里出现的地名往往是古地名，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文人喜欢用古地名，放着当时的名字不用，却要用历史上某个时候的名字。至于是用历史上哪个时代的名字，又与他的个人喜好有关，他用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汉代的名字，也可能是隋唐的名字，也可能是宋代的名字。所以，地名搞不清楚，你就难以确定这个材料所说明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这样，他所谈的整个问题就都搞不清楚，让人一头雾水。
再一个就是目录的问题。目录学，最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你应该读什么书。我们今天有标点本的古籍，版本问题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或者说不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但在以前，在没有标点整理以前，版本问题非常重要。一部书流传了若干年，其间不断地翻刻，在刻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个版本好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辽金元史，在用材料的时候，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不用《四库全书》的本子。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最初共抄了七部，我们现在使用的一般是文渊阁的本子，是台湾影印的。现在出版的各种所谓《四库全书》的材料，包括电子版的，都是这个本子。而这七套《四库全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大陆在国图藏有一套文津阁的本子，杨讷先生曾把其中的集部，与文渊阁本核对了一下，发现二者差别很大，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就文渊阁本来说，它在碰到辽金元时代少数民族人物名字的时候，往往乱改一气。用这个改过的本子，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讲的到底是历史上的什么人。所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一般不要用四库本。宋人，特别是金人、元人的文集，最好要用《四部丛刊》本。《四部丛刊》是解放前张元济主持出版的一部大型的古籍丛刊。他选的本子比较好，比较早，比较原始。这部丛刊中收入的金元人的文集，大多没有经过清人的改动。假如你用四库本，问题就非常之多。现在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了电子版，可以检索，所以大家纷纷直接引用四库本，连标点古籍都用作底本，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四库全书》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本。在整理古籍或引用材料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即使用它作检索，在引用时也一定要尽量与其它的版本核对一下。
这样讲，并不是说四库本一无是处。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书叫《博物志》，我们文学所的一位老先生范宁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他在整理的时候参考了很多版本，包括一些很早的版本。但他没有拿四库本作参照，结果他认为一些地方讲不通，讲不清楚，他认为是错了的，他估计应该是什么字的，你去对一下四库本，会发现往往就是那个字，跟他推测的差不多，可以读得文通字顺。在编《四库全书》时，那些馆臣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考证》，书目文献出版社在1991年影印出版了。这是他们在编《四库全书》时所做的一些文字校勘、考证工作的汇编。这部书中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只有三五条。这说明《四库全书》编纂时所用的《博物志》的底本是比较好的。而新校本的整理者没有见到这个较好的原始底本，又没有参照四库本，结果有些问题就没有能够用版本校勘的方法加以纠正。所以，在用材料的时候，一般我们不主张直接用四库本，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本。如果把它当作十分可靠的版本来引用，是不太严肃的。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因为《四库全书》比较少见。现在有了电子版，很多著作都引四库本，这是很不好的。大家在做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材料时可以用电子版的《四库全书》来检索，但检索之后一定要用比较好的本子核对一下，千万不要不经覆核而直接引四库本。
目录就是要告诉你，需要读什么书，该书什么版本比较好。前人要掌握读书门径，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是研究中国文史学问的入门书，是一个津梁。《四库全书》收录的文献是相当全面的，特别是元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收了。而那些没有收的书，又以各种方式收入到了其他丛书中。如果一本书，你在《四库全书》里查不到，你就要去查另一本书，叫《丛书综录》，是上海图书馆编的一个丛书目录。现在，阳海清先生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部《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补充了后来的一些丛书目录。所以现在你要查什么书，通过这几个目录书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先查《丛书综录》，因为它也收了《四库全书》的目录，查不到的话再查《丛书广录》，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比较罕见的书了，可以再去查各个图书馆编的善本书目或古籍书目。另外，上海图书馆还编过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不包括线装古籍，也很有用。上海图书馆编过不少非常有用的目录，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也许跟长期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有关吧。
通过目录书我们就可以知道都有些什么书，需要读什么书，这是读书的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份量很大，于是又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是不收提要，有的话也只一两句，主要是目录，这样就比较便于携带和使用。当时的学者要研究一本书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就随身携带这个《简明目录》，见到不同的版本就标到上面去。这样就在《四库简明目录》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标注版本的目录书，比如朱学勤、莫友芝、邵懿辰，都作过这样的标注。朱学勤的标注较少，也较简单，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朱氏批本的钞本，这是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的藏物。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最为常用，这个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在解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邵氏的这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是我们了解、研究版本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目录。莫友芝的标注，即所谓《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标注的书也很多，但是流传得不如邵氏的广。后来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藏书家叫傅增湘，号藏园。他经眼的书非常之多，也极富收藏。他就以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底本，把自己知道的版本往上过录，形成《藏园增订郘亭知见书目》，前些年中华书局把它出版了。到目前为止，这部目录在所收版本数量和质量上基本上是最佳的一部。我们要查一本书的版本，首先就可以查这部书。
因为《四库全书》收的书籍数量太多，对于一般学者来说也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书目，所以清末名臣张之洞在四川督学的时候，就编了一本《书目答问》，后来在民国时期由范希曾做了补正。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经影印过，现在最常见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但没有作者、书名索引。后来三联书店又出过，似乎加了索引。我没有用过。
张之洞编这本书，就是要解决“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书本答问略例》中语）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告诉你，有那么多的古籍，不是每一本书都要下同样的功夫，有的书要详读、细读、反复读，有的则只需浏览。所以，要知道最基本的是什么书，在这些书中，什么版本比较好。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影响也很大。不少大学者都是通过这本书，按图索骥，找书来读的。陈垣先生讲他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就是按照《书目答问》来读书的。所以在解放以前，包括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入门的书就是《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要求必须人手一册，放在手边随时查考。做学生的总要有个开始买书的过程，买书的时候先买什么，什么书重要，基本也是以这本书作为一个线索。这里面所列的书，都是极重要的书。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历史所的陈高华先生，曾任历史所所长，组织人编过一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北京出版社出的，但很多年没有重印了。这本书，研究古代史的人需要人手一本，买不到也要复印一本，这个书非常非常重要。有了这个书之后，《书目答问》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多翻《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它们你才能知道原始资料是个什么样子。特别是宋以后还有大量典籍没有点校整理，还是不能脱离它们所提供的基本的书目。
现在影印书的时候会对版本进行鉴别，因为要选择好的本子来印。但是这个工作有时做得并不好。举个例子，研究经学现在一般都要用到阮元主持编刻的《十三经注疏》，研究先秦史，这个书非常重要。阮元在组织人做的时候，对了很多本子，对他们感到有疑问的地方都做了标注和校勘。所以《十三经注疏》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研究经学和先秦史的基本文献。现在我们最常用的是中华书局缩印的本子，精装两大册，很方便，但这个本子的底本却并不好。最好的本子是嘉庆年间刻的一个本子，而中华书局影印的却是解放前世界书局的石印本。这个石印本虽然也是源自嘉庆本，但是有很多妄改的地方。后来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都影印过《十三经注疏》，都是用世界书局的本子缩印的。其实，我看他们是直接用中华书局的本子来再影印，连世界书局的原本，他们也未必找来用。我们现在做研究一定要用嘉庆本，这并不难找，很好见。现在北京大学出了一个《十三经注疏》的标点本，有简体横排和繁体竖排两种。当然用繁体字出版要更好一些，因为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会有很多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时遇到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比如简体字里的“余”，对应于繁体字里的两个字：表示“我”的“余”和表示“多余”的“馀”。再比如“系”来自三个字：“系”、“係”和“繋”。所以用简体字出版古籍带来的问题非常多。但不管是简体字本还是繁体字本，李学勤先生组织点校的这套《十三经注疏》，都是以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为底本，这就很成问题。后来日本学者就写文章批评这个整理本，说里面问题很多。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版本问题，到底挑一个什么样的本子来读，引用时用什么本子。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概念，不能拿到这个书就读就用。
我们在读论文时，往往会先看文章的注或参考书目，通过注和参考书目就可以大体知道一个人作学问入门了没有，规矩不规矩。因此许多老先生都说看文章先看注，这是判断你文章好坏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注不好不等于文章一定不好，但注不好而文章能好的概率非常小。比如你研究辽金元史，结果引用当时的人的文集，用的多是四库本，这就说明你没有入门，不大可能写出好文章来。我们曾经对《中国移民史》写过一个书评，里面就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引的元代资料很多都是四库本。在引清代资料时把一本书当成两本不同的书：有一本书叫《石渠馀记》，这是学习清史，特别是清代典章制度方面的一个入门书，份量很小，很薄，但却是一本提纲挈领的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名字叫《熙朝纪政》，结果他们把这当成了两本书，在同一页上引用了两次。可见我们在读书时，版本目录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邓广铭先生讲的四把钥匙，非常非常重要。从今天来说，学术又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常讲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生基础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目录学、史料学。你要知道你这个专题都有哪些材料，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怎么样。比如墓志，这批材料在确定一个人的基本履历和基本的世代方面非常可靠。这里所说的基本的世代关系，是指五代以内，追溯到五代以上就不可信了。所以周绍良先生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在做人名索引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只收墓主五代以内的人名。也就是说，我死了，我五代以内的人可能知道我这个祖先——其实我现在连自己五代以内的也讲不清楚，五代以外的就更不行了。这是墓志材料的一个特点，即离墓主关系越近的越靠得住。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谀墓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的悼词一样，都是好话。所以你要是通过墓志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这是不行的。有些人专门给人写墓志，他有大致固定的范本或套子，略加修改即可。这就像现在的春节对联，内容都差不多。我们在读墓志这类史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越是小人物，我们对墓志里所讲的内容，就越需要小心，越需要判断。所以每种材料都有它的局限，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再比如，正史与笔记。鲁迅就说官方史书都靠不住，私家所著笔记等少有忌讳，反而可靠。谢国桢先生在编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时，在《前言》中也申明了这样的认识。王世贞在《史乘考误》（《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中就说到这个问题。邓之诚编《中华二千年史》，说自己在选材时是先正史后野史，“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该书《叙录》）。当然，我们作研究，凡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史料，都要尽可能收集，不分官书还是私著。讲政治史，讲朝廷治乱，讲典章制度，当然官书正史最可靠。但是关于社会经济，笔记野乘就可以提供许多真实而详细的细节。从史料学上，我们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史料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有所了解。所以，史料学，不仅仅是开出书单，告诉你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而且还要告诉你，不同类型的史料，它的史料价值和史料特点是什么。
我们讲基础，第一点就是目录学、史料学，就是要知道有些什么书，什么材料价值高，什么材料价值低，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你要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些职位在整个国家组织中意味着什么，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什么位置，要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是什么含义。要知道党中央、团中央，是什么关系。等等。你看到史料中一个人的头衔，就要知道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上来就找一个很细小的题目钻进去做论文，毕业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对将来的学术发展会很不利。我们说研究生期间要打基础，就是要对这些基本的方面加以掌握。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解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比如十年“文革”之后要搞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在经济上难以维持，所以非改革不可。这类问题，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对赋役制度的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如何，ZF的财政状况如何。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一个综合把握，或者说，在作综合把握时它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不研究赋役史、经济史，但这些情况必须要了解。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比如妇女守寡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寡妇改嫁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到明以后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跟道学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实际情况与社会观念又有相当的差别。底层的一般的老百姓，与上层社会对守寡的看法、实行，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有研究，大家可以留意。再比如佛教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时候，人们对佛教的尊崇是很厉害的。唐朝的情况，我们看韩愈的《谏佛骨疏》，就可以知道。不仅是平民信奉，而且从士大夫的文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和信仰。可是，到了明清，我们在小说里面，僧人是被看作和三姑六婆同类的人，体面人家是很不愿跟僧人道士接触的，认为他们没几个好东西。明清小说里有大量的讲“花和尚”的故事，讲寺院里如何藏污纳垢，这在唐以前的材料里是很少见的。这都反映了思想界和民间观念的变化，当然思想界和民间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但是思想、文化、学术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掌握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在讲“佛教的世俗化”，这是个假问题，不存在。这是将“佛教”与“佛学”混为一谈了。佛教本来就是世俗的，是努力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家对教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教团在传教时可能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哪有什么世俗化的问题？如果佛学吸收了民众信仰的内容，并有所改变，那是佛学的变化问题。这两者要分开。
第五点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给我们以一个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至少对人口、交通路线和环境等问题，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现在用的历史地图主要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惜现在大本的那种不太常见，它上面标示了地形，而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十六开本是没有标示地形的。地形对我们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交通路线方面，文革以前出的一些带地形的地图集是很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公路线路跟古代的线路相差不大，不像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大规模开山架桥，现在的高速公路跟古代的交通线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要对一个时代的人口、交通、地形、环境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第六点是大事编年。你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大事，对于年代序列，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在学习秦汉魏晋南北史时，许多老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通鉴》对这一期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正史。之所以如此看重《通鉴》，就是因为它对这一时期的史事进行了编年。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自己编过《高昌郡编年》，就是为方便整理文书。宋代史料很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尤其为学者所重视，邓广铭先生就说过，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是得归至《长编》（《仰止集》收梁太济文）。编年就像是一棵树的树干，有了树干，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棵树。我们不仅要重视编年类的书，而且在自己作研究时，也要像唐先孺先生一样，作一个自己所研究的专题的大致的编年。有了这个编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未曾留意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将来你们再选什么题目，研究哪个断代，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否则就没有后劲。当然，这个基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打下的，而且这个基础总是相对的，它跟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有关系的。思想文化也好、经济制度也好，相关研究的程度越深，你对这个基础的把握也就越准确。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而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背景知识，当然主要就是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对我们把握基础就越有利。所以，我们一辈子做研究，其实也是一辈子在打基础。这个工作也使你的研究不至于老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历史是个人文学科，如果你一辈子研究的题目都很琐碎，思路很狭窄，那对你将来所可能做出的学术贡献是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一个学者的贡献，首先是深度，其次是达到同样深度的广度。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只作过一个题目，即使再深再透，也很难与作过许多题目且同样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相比。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研究纵向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横向的关系与影响，如果你的知识和视野很狭窄，就难以进行这种工作。就好比看黄河，如果坐在飞机上观察，你就知道黄河是由西东流的。如果你一辈子住在“几”字形的两边，也许你会觉得黄河是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往南在流。这就是眼界。你的基础越好，方方面面掌握的越多，你的眼界就可能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想到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的猜想，你才能去找材料，通过进一步读书来检验你的观点，证是或证非。无论你最初的想法是被肯定了还是否定了，这对你的认识都是一个促进。如果没有宽广的基础，你就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基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加强。
历史研究，就是通过史料来认识和理解历史。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你如何认识、如何理解，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关于史料学，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要以简驭繁，要读基本书。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写文章、学习，都要读基本书。唐以前书比较少，总共也就那么多，但宋以后，书越来越多，特别是明清两代，书多得不得了。那么多的书，从什么地方开始读，这就是一门学问，这里关键就是要读基本书。以前，民族大学的王钟翰先生曾经开过一个有关学习清史的书单，他说清史资料汗牛充栋，那么多的文献，从哪里开始呢？对清朝历史的概况的了解，要先读《圣武记》；对典章制度的了解，就要先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渠馀记》（又名《熙朝记政》）和吴振棫《斋吉斋丛录》。再如明清典章制度方面，有好几本书，最重要的就是“续三通”（即《续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三通”（即《清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再加上《清续通考》，加起来有六七种。但其中最为基本的，是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这部书不在“十通”之列）和《清通考》、刘文藻编的《清续通考》。他有一篇文章收在《清史杂考》里面，专门讨论“清三通”在文献史料方面的关系，哪种详、哪种略，哪种是最基本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清通考》是最基本的。这就是以简驭繁，以简单的东西笼罩复杂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研究清史，一上来就一头扎进档案馆，这就很不得法，容易盲人摸象。因为官书也是依据档案归纳来的，你基本上要以官书做基础，然后再去看档案，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书越多，这一点越重要。
再比如，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北大历史系的田馀庆先生就曾经讲过，研究这一时期，正史是大餐，前四史、二史八书，这是大餐；笔记小说只是冷盘，那是点缀，你请人吃饭不能只有冷盘，冷盘之后还得有大餐。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一直到唐代，正史都是历史研究的骨架。没有这个骨架，你看的其他材料再多，也建立不起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整体认识。这就是要知道史料与史料之间是有区别的，要知道哪些史料是基础的。
比如学唐史，如果让我开一种参考书，我会开《资治通鉴·隋唐纪》，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再加一本，我就加《旧唐书》；再加一本，则加《唐会要》；往下是《唐律疏议》，再往下是《唐六典》；如果还可以再加的话，就是《新唐书》。至此，我觉得唐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就都包括了。《旧唐书》、《通鉴》，这是最最基本的书，要从它们入手、下功夫。再加上《唐会要》，这三本书是基础之基础，是最最重要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定要从这样的书入手，以简驭繁。有这样的“纲”，才可能纲举目张，才能统摄其他材料。这才能事半功倍。如果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事倍功半。这样的基本书需要反复读，而且是精读。不是读一遍，“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材料分类摘出就可以了的。
第二点是要重视史源，史源问题直接影响的就是史料价值。陈垣先生有一本书是《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出的。他强调的是，有很多材料都是辗转互相抄来的，一定要覆核原始出处。这是就引用史料来说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对同一史实的不同的记载，我们要注意分辨它们是同源，还是一个记载出自另一个记载。我们只有将相关史料都尽可能收集齐，通过排比、分析，才有可能得知“源”在哪里。知道了哪一个是“源”，就能帮助我们判断哪些史料的价值高，哪些史料的价值低。我们要知道这个传抄的源在哪里，这个源头才是真正有史料价值的东西。比如，《通鉴纪事本末》是从《通鉴》出来的，我们研究时不能用《通鉴纪事本末》而不用《通鉴》。再比如《元史》，是明初修的，后来又有人编《新元史》。现在有人在研究时直接用《新元史》，这是不对的。因为《新元史》大都是从《元史》里面抄出来的。如果一条史料，《元史》里有，却不用《元史》而用《新元史》，那是非常错误的。
这些例子比较极端、比较显见，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有些比较隐性，不易引起注意。比如，《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里有大量的材料超出了两《唐书》，但是我们在用《资治通鉴》的材料时，一定要先查一下这条材料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有没有，这很重要。如果一条材料两《唐书》里有，就一定要用两《唐书》的，《资治通鉴》可以作参照。最好不要舍两《唐书》而直接用《通鉴》，因为编《资治通鉴》时，两《唐书》是他们主要的参考资料，这是它的史源之一。两《唐书》里没有的材料，再径引《通鉴》。当然，我们不可能把它所有的史源都查出来。比如《通鉴》里引了很多的唐人笔记，查起来比较费劲，这个可以缓一缓，但两《唐书》是一定要查核的。再如，两《唐书》和《通鉴·隋唐纪》中都引用了不少时人的奏议。这些奏议，一定要与这些人的别集，或《文苑英华》、《全唐文》核对一下。《通鉴》在引奏议时，都作过删削。引用而作删削，以与自己的文气相贯通，这在古人著述中是通例。引用唐人的文章，一定要先引该人的文集；如没有别集，要先引《文苑英华》，再引《全唐文》。最好不要径引《全唐文》，而不与别集或《文苑英华》核对。
《全唐文》和《全唐诗》，是清人编的，所以也有一个史源的问题。最好是要去查对那个人的文集，与《全唐文》、《全唐诗》相比，这是原始的材料，一般不会有乱改的情况。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集子存世可查，但只要是有的，一定要查。
使用类书时，也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好多古书丢了，但在类书里保存着。不少学者用类书进行辑佚、校勘工作，找到了不少好材料，比如《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册府元龟》的价值稍低一点，因为它不注出处，而《太平御览》是注了出处的，虽然这些注出的出处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有的同一书名但其内容却显然并不是同一部书。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史源，即，我们在征引类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抄出来的。如果那本书现在还能见到，就一定要用原书核对一下，而不要从类书里直接引来就用。比如，《册府元龟》。宋人在编《册府元龟》时，主要的来源是正史。所以后来标点二十四史的魏晋南北朝部分时，就从《册府元龟》中对出很多东西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陈垣用《册府》补上了《魏书·乐志》的一个缺叶。后来唐长孺先生在校点《魏书》时，又据《册府》补了《礼志》的缺叶。也就是说，《册府元龟》是根据正史编的，而正史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查考《册府元龟》来解决。我们在研究唐史，征引《册府元龟》的材料时，一定要先对照一下正史，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引《册府》。当然，它的史源究竟是《旧唐书》还是唐代的《实录》，或者还是其他什么材料，现在还没有定论，还在研究，但我们在引用时，要与《旧唐书》进行查核，至少两种书都并列引上。对待两《唐书》，也是如此。如果两《唐书》都有的史料，那么首先要引《旧唐书》，以《新唐书》为参照。
在引用唐人墓志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都比较懒，直接就用周绍良先生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但其实最好是去对一下拓片，因为你引的时候一般就引这么一两句，这一两句也可能就会搞错。这些拓片现在并不是很难找。这个工作虽然有些费时费力，但在对材料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即便是没有发现问题，这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程序，因为保证材料的可靠性是我们的“行规”，你做这一行就要守这个规矩，该花的功夫一定要花。史料辗转的层次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之所以要讲史源，一方面就是要说明史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就是让它尽可能少一些错误。这是史学研究一个基本的学术训练，有了这个训练，通过核对原始资料，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史源，知道历史材料在流传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了。
再一个就是要注意材料的时间性、地域性和代表性。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在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动辄就说“中国古代”如何如何。一条材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材料，它能说明多长时间段内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古代史来说，因为留下来的材料比较少，我们不可能把材料的确切时间搞得很清楚，但要做到大致不差，或者尽可能的准确或将误差尽量减到最小。动辄引一条材料来说明“唐代如何如何”，那就要问，你这个材料是唐朝什么时期的？它能说明的是哪一时段的情况？是唐初？还是唐中期，或唐后期？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时间性这个问题很重要。地域性也是这样，一条材料说明的是哪个地区、多大范围内的情况，这必须要搞清楚。我们在古代史研究中往往容易忽视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地域差异很大，城乡之间的差异很大，东南部与西北部的差异很大。在同一地区，既有电脑的使用，但在农耕中又仍然在用牲口犁地，甚至还在用“二牛抬杠”。
如果再过一千年，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同一文化层中既挖出了电脑，也挖出了犁，他们该怎么判断我们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呢？现在研究地区史，地区经济史，实际上讲的就是地域性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宋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很高，发生了所谓的“农业革命”，引用了不少史料来证明。李伯重先生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者是将不同地区的反映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史料集中在一起，即所谓“选精”与“集粹”，来证明。其实这只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的“高点”，并不是所有的“高点”都发生在一个地区。这就像把你们班的每个同学的某一项优点，收集起来，放到某一个同学身上，这下还得了，这位同学一定会成为圣人！殊不知，这个班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在研究中忽视史料地域性的例子。李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大家一定找来细细读一读。列宁曾经讲过，社会很丰富，很复杂，什么样的例子都能找到。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材料的代表性或普遍性。我们拿一条材料来说明一个情况，要考虑它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在使用材料时，很愿意说“很有典型性”。“典型性”一词很容易给人以误解。我们生活中，常常有所谓的“典型”，这个典型其实是少数。李素丽式的公交售票员是少数，否则也不会被树为典型了。所以，我们用“代表性”来说明这个问题。你引的这条史料所说明的那个史实，能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能代表50%，还是80%，抑或只有20%？当然，史料一般不会有如此明晰的百分比。但我们要留意史料的代表性这个问题。另外，古代文人经常用一些文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多半带有夸张的成分。我们不能把这些带有文学性的词语，视作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我们不能用这种材料来证明当时的真实情况。还有一类，是所谓概述性或概括性的史料，它是对某一类史实的概述。碰到这类史料，我们一般都会很高兴，因为它一下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