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此时，皇城里的人已经全然没有了北上恢复之心，随着偏安局面的稳定，西湖自然成为南宋君臣荒淫享乐的所在，十景也跟偏安朝廷不思进取、不图恢复联系起来，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最形象的描述。

如果说宋孝宗为了奉养宋高宗所修建的聚景园还是理所当然的，到宋理宗时，占据花港的宦官头目卢允升，盘桓葛岭的蟋蟀宰相贾似道，简直就是绝妙的亡国注脚了。

花港原名卢园，是宋理宗时宦官头目卢允升的私人别墅。卢园内凿池引水，广植花木，蓄养数十种异种鱼，煞是好看。可既然是私家别墅，平头百姓自然是无福进院赏花观鱼了，但园内也一定不会寂寞，慕景而来的文人，意图巴结的政客自然是不会少，据史料记载当时卢园内游人汇集，雅士题咏，盛极一时。

宋理宗病死后，卢允升也从史书记载中消失，卢园才逐渐成为杭州百姓可以进出游玩的去处。 噢，再说一句，南宋亡国后，卢园颓败。离花港不远的锁澜桥旁，南宋时有座湖山堂，那是当时苏堤最美的地方，此处有雕梁画栋，屋宇众多，为西湖堂宇之冠，可以相见当时达官贵人临湖而居、赏湖游湖之盛。

走到苏堤北段，已是宝石山下，葛岭近在眼前。葛岭原是东晋葛洪练丹之处，后来被南宋皇帝赐给了贾似道，贾宅隐约在孤山和葛岭之间，两桥映带，一水相连，宅屋精美，日夜笙歌。贾似道与姬妾宠尼整日斗蟋蟀，赢得了蟋蟀宰相的美誉。当时都城临安就有谚语“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宋代以后，海岸线有所变化，杭州城内地下水不再因海水侵蚀而苦咸，西湖作为淡水水源的重要性直线下降，它身上唯一能证明其价值的文化价值符号，又能禁得起多少“湖上平章”为代表的奢靡之气的侵袭与冲刷呢？

当然，如果我们把西湖的游客全想象成贾似道、卢允升之流，似乎又太先入为主了。在这类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同时，我们也能想象得到，苏堤之上，断桥之边，又有多少赴京赶考的学子、四方来京的商人、香汛期间的香客，甚至杭州城郊挑担叫卖的货郎，他们也每日与这西湖为伴，每日在十景中触景生情。或许，苏堤的春色会逐走他们肩上重担的疲倦，南屏的钟声会抚平他们心中郁郁不得志的失落。

所谓远山近水皆有情，花落鱼跃即文章。时光虽然流逝了八九百载，但我们能想象得出，多少文人士大夫，当致君行道的抱负难以实现时，他们选择了躲进苏堤的春色里，西湖的春花秋月，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也给他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到南宋末年，开始出现诸多文人吟咏的西湖十景组诗，我们今天见到的存世最早的是时任浙江安抚使参议王洧的《湖山十景诗》，他写那十首诗的时候，已是南宋落日余晖，距蒙元灭宋已然不远了。

亡国者，南宋君臣也，非西湖也，但这种联系却给西湖造成了致命性的威胁，蒙古人攻占杭州时，西湖本身并未遭受多少兵马踏践，可这种联系让西湖在元代几乎废弃不用，西湖迎来了一个近百年的萎缩期。在蒙古人看来，西湖不过是风花雪月的象征，十景也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写照罢了。而沦为亡国奴的汉族人，当被唤作“南人”，被当作四等民族的最底层，受尽各种折辱时，又有多少可以怪罪于西湖呢？ 天晓得。

而历史，往往就在看似巧合的不经意间不断重演着，也很显然，晚明的人并没有吸取南宋灭亡的教训。

在晚明文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文人士大夫对西湖的评述，有纯净无比的，也有奢靡艳丽的，我想，纯净无比的是西湖的水，而奢靡艳丽的是晚明人的心。

明末杭州人、复社成员闻起祥曾有语，说湖上两浮屠，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这样的评论把我们宁静的心瞬间带到了西湖之上，并无半分逾越之嫌。

崇祯五年十二月，大雪三日，湖中万籁俱静，文人张岱乘舟游湖，船划到湖心正中，放眼湖上影子，唯有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所乘舟一叶，以及舟上人两三粒而已。

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在最宁静的雪湖中，人与湖融为一体，是文人游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景象，同样是崇祯年间，元年二月，高官刘梦谦在苏堤上举办宴会，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地上红毯铺地，歌童妖艳，名妓如云，彻夜高歌，恍如白昼一般。

张岱

明代末年的诸多种种就是让人百般纠结，给西湖带来最宁静描述的是张岱，可给西湖做出最妖艳评价的也是他，是他把西湖比作一位“名妓”，这在晚明时或许能为时风所接受，可在今天的我们，却是断然难以理解的。再比如说明朝末年的一个宦官，他叫孙隆，也使得我们为西湖纠结。为了笼络士大夫，孙隆在杭州地方官员的劝说下，花了大量钱财重新在西湖上加固堤岸，沟通桥梁，并广种花草树木，此后的西湖，迅速成为文人士大夫、官员、歌女交友赏玩之地。就对西湖的环境美化而言，明代诸人中，杨孟瑛之后，孙隆是居功至伟的人。可宦官的身份，在明朝末年，是不是又让西湖多了一份尴尬呢？

在那个时代，那是一种令人又爱又恨的江南，它有别致的小桥流水，典雅的园林，泛舟西湖上，文人雅集，轻歌曼舞，有科举之盛，也有沉溺于温柔乡中的不思进取，既是诗书汉人的象征，似乎又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明亡之后，西湖再次上演了宋元易代的那一出，西湖又要为承平王朝的灭亡背黑锅了。

其实，清军大兵压境之际，杭州官民没有像嘉定、扬州一般遭受屠戮，因为他们选择了出城献降，西湖并未遭受兵祸。但杭州人明显高兴早了。

相比扬州等地，杭州不算反对剃发最激烈的地方，但据记载，每日因不愿剃发而赴横河桥自杀者也有几百人，河流都为之堵塞，大概也是因此，有点不宁静的杭州就成了八旗驻扎的省会城市。从顺治五年（1648）起，在西湖东岸的杭州城西，范围在今天青年路、惠兴路、岳王路以西，庆春路西段以南，湖滨路以东地带建立骑营，强迫百姓迁徙，西湖与杭州城，也因为骑营营城的存在而被隔绝开来，八旗官兵在营城内外胡作非为，遗祸无穷。

这群马背上得来天下的将士可不把美若西子的天下名湖当一回事，他们圈下钱塘门到涌金门这段繁华之地，每日纵马奔驰，西湖边的草木正好给马儿打打牙祭，堤岸上的桃柳也被尽数砍去烧火做饭，失去了树根系统对土壤的 保护，苏堤也就被冲得七零八碎。

八旗圈湖后仅一年，即公元1649年十月，苏州文人尤侗要从苏州到宁波去，途中经过杭州，本来不打算停留，准备直接从杭州城南郊的官渡口渡钱塘江东去，可清登船之际，突然想起来路过杭州，要是不去趟西湖，似乎说不过去，于是瞬间改了主意，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梦寐中千思万想的西湖。

尤侗

尤侗小的时候，应该还是明朝呢，家里来过一个客人，客人去过西湖，说起苏堤上的杨柳袅袅垂髫，夹岸桃花相映其间，简直是美极了，所以，还没有到过西湖，尤侗早已心向往之了。

可当西湖和苏堤映入他的眼帘，事实简直无法让人接受，杨柳一棵也没有，听说都被八旗子弟砍去当柴烧了。荒草丛生，连湖中的湖心亭都快倒塌了。原来想象中的香车宝马、红粉佳人更是一个也没看到，要不是几只昏鸦在枯藤树枝上啼叫哀嚎几声，那简直是万籁俱静了。

既然西湖已经败落得不像样子了，杭州的老百姓想着那还不如让我养几条鱼，种几分田呢，毕竟能填饱百姓肚子，也算是西湖造福于民了，百姓又开始四处围垦，西湖水面岌岌可危。

清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舆图局绘制的《浙江省城图》中的旗营范围

八旗兵马在苏堤上横冲直撞，百姓豪民又开始新一轮的垦湖造田，西湖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之秋，而且这一次，似乎来得更为猛烈些。当时汉族官吏对这样的现象不敢多管、也不愿管，可能他们自身对西湖的保护也不怎么上心，或许，他们自身似乎也认同了西湖一类游览奢靡是明亡之因的见解罢。

文章原名《多少兴亡湖色中》，文字稍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