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宸桥，杭州古桥中最长最高的石拱桥，横跨大运河两岸，见证了昔日商船云集、人声鼎沸的运河历史。自大运河修通之后，杭州作为南方起点，承担着沟通国家南北物资运输的重任。杭州也因交通优势逐渐崛起，日趋繁盛。北宋时，宋仁宗赵祯曾在《赐梅挚知杭州》一诗中写道“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杭州“东南第一州”的雅号由此得来。北宋名臣、大文学家欧阳修也说“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他将杭州与南京并称，高度赞扬了二者的繁华与秀美。

         可是在两宋之交，杭州城却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据说为了反抗宋徽宗对民间财富的过度索取，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顿成燎原之势，于宣和二年（1120）占领杭州，大肆劫掠。宋廷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才消灭了起义军。但好景不长，北宋不久便遭遇“靖康之难”。金人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将都城开封洗劫一空，并开始追捕后来成为宋高宗的赵构。赵构一路南逃，金军也在建炎三年（1129）年底进入临安府。由于听说宋军援军正在逼近，金人决定撤军，并在离开前纵火焚烧临安，大火持续数日之久。整个城市人口锐减、财富消散，一片狼藉。

         杭州人却并不甘于就此沉沦。时局稍显平稳，他们便开始重建家园：修建房屋，读书识字，学手艺做买卖，生活还得继续。而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成为行在后，临安府更是吸引了大量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越来越多的北方移民，人口数量很快恢复。那个不久前还废墟遍布、杂草丛生的临安，在南宋逐渐成长为人口将近百万的超级大都市，繁华程度一时无两。

         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种种物资基本上得由外部供应。今天的城居者大多通过消费购买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恐怕很少有人会自己动手。南宋临安城也是一样，人口越多，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就越大。而一掷千金的达官显贵们总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如果能把奇珍异宝推销给他们，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更何况，皇室、朝廷每年还需要购买大量物资，财政官员开出高额的现金和茶盐作为报酬，这似乎更是绝佳的买卖。临安城内源源不断的商机自然逃不过商人的眼睛，一时间商贾云集、资本竞逐。

         大量的商人带来大量的金钱，这就出现了一个困扰商人的严重问题——如何携带。这在今人看来可能并不算大问题，但对宋人来说却十分棘手。宋代流通最广泛的货币是铜钱。铜钱的种类不多，最常见的是“小平钱”，南宋还流行过“折二钱”。所谓小平钱，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文铜钱，大约重3克多一些，折二钱一枚的价值则相当于二枚小平钱。尽管宋廷还发行过“当五钱”“折十钱”等大钱，但因为币材根本不值五枚或十枚小平钱，且容易伪造，普通民众不愿意使用，不法之徒却又乐于私铸假币，大钱通常在发行之后不久便退出流通了。

为了大概理解宋人携带铜钱有多么不方便，我在此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设一文铜钱相当于一块钱，宋人只能用铜钱购物。一位宋人穿越到杭州准备置办一身行头，便来到杭州大厦逛街。在那里，他先看中了一条标价500元的裤子。由于只能用铜钱付款，这位宋人至少得携带五百枚铜钱。以一枚铜钱重3克计算，五百枚重达1.5公斤。他拎着这1.5公斤重的五百枚铜钱来到收银台，工作人员傻眼了，这得清点到什么时候去？恰巧，笔者我也看中一条一模一样的裤子，去结账时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拿出五张百元大钞，轻松结清。宋人好不容易结完账，却还得买外套、衬衫、鞋子、袜子……这得带上多少铜钱？我想，他从杭州大厦出来时估计已经累得够呛，这趟穿越可是不容易。

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上述现象。下图的壁画中有一位宋代男性，为了上街买东西，往自己脖子上绕了大约四五贯钱，这恐怕是宋人购物的常态。在宋代，为了方便使用，人们都用细麻绳把铜钱串起来，每一千枚小平钱作一串，称为“一贯”，图片上这位男性等于正在做十几公斤的负重锻炼。这还不算多的，商人做生意的交易额达到几百几千贯稀松平常，如果一次交易得携带几百几千公斤的铜钱，不靠肩扛、马拉、车运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携带现金变得容易呢？

临安城内的商人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现金寄存在临安城内几家信得过的商铺内，商铺根据寄存数额开出相应的凭证。专门替人保管现金和其他财物的商铺叫做“寄附铺”，它们的经营者通常资本雄厚、有钱有势，常被官府称为“豪右”，这些人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金融从业者。商人从寄附铺获得的凭证叫做“寄附兑便钱会子”，有时简称为“便钱会子”。“便”是便换的意思，便钱会子类似于今日的汇票。这样，商人只要获得便钱会子，随时可以去寄附铺或其分号兑换现金，再也没有必要大量携带沉重的铜钱，最多稍稍带上一些以便零用。

         由于实在太方便，各家寄附铺发行的便钱会子很快在临安城内流行起来。便钱会子使用量越大，它的信用度就越高，也就越能吸引商人来使用。很快，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数量下降，商人们都乐于把笨重的金属货币换成轻便而高效的便钱会子。

便钱会子便于携带，它的流通范围也日益扩张。商人们在城内使用便钱会子自然已经像家常便饭，但他们的生意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城市里，这种纸质票据也随着商人的移动而被带出城外。

如火如荼的货币革新却让当时临安府的官员有些头疼。原先商人运铜钱出城是件大工程。资本雄厚的商人出城做生意，怕是得动用不少人力和车马来帮忙运送铜钱，效率也不可能很高；或者提前把铜钱换成布帛、金银也可以，但那毕竟麻烦，还折损了差价。现在倒好，商人只要把几张便钱会子揣在怀中，就能把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多的铜钱带出城，官吏也没有办法仔细检查。在官府看来，民间资金大量流动本已是一件麻烦甚至危险的事情，更何况自己还不能知道详细数额，难以管理。临安府的铜钱要是被搬空了怎么办？市场交易因此出现混乱又不受控制怎么办？既然难于管理，不如就直接查禁了吧！

于是在绍兴五年（1135），临安知府梁汝嘉向皇帝汇报了便钱会子的现状。九月十五日，宋高宗下诏，命令临安城内的便钱会子不得被带出城外，违者依法严惩。

    便钱会子会因此夭折吗？

    我们知道，货币之类的票据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流通。便钱会子若被限制在城内，就像强制让人瘸腿走路，既别扭又迟缓，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种种物资基本上得由外部供应，临安城内的消费能力再高，却也局限在城墙之内，如何能与城外广阔的市场相比？商人们手中的便钱会子不能出城，可用之处自然大大减少，价值也跟着下降。如果说商人们在城内使用便钱会子主要为了方便自己携带、兑换现金，便钱会子的性质是一种汇票的话，出城的便钱会子被兑换的几率就很低，毕竟这种票据只在临安城发行，大商人频繁往返城内兑换并不现实。出城后的便钱会子大概更多地以代金券的形式直接参与交易，性质逐渐向纸币靠拢。杭州商人竟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出了南宋纸币的一个雏形。

所以，临安府官员出于某些考虑而作出违背市场需求的决定，自是不可能长久。宋高宗的诏令很自然地遭到了杭州商人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在第二天九月十六日，诏令就被取消了。便钱会子就这样继续以临安城为中心，被商人们愉快地使用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原名《临安城中的便钱会子》，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