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体弱多病，李叔同可能不会出家。

1916年11月30日，37岁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师李叔同来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开始试验断食18天。

“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

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据李叔同《断食日志》，他自12月1日起，前五日为半断食，渐减食量；12月6日至12日为所谓的“全断食”，只饮果汁；13日至18日则由粥汤慢慢增加至常量。这期间，李叔同的日常生活以书写、读经、静坐与散步为主。 

李叔同《断食日志》

虽然在断食期间的感受并非总是正面，譬如他在12月3日记录“入山欲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12月5日“终夜未安眠”。但在“全断食”期间，睡眠相对较好。不过，在结束“全断食”的第一天（12月13日），则需要服用泻油才能大便：“便色红，便时腹微痛，便后渐觉身体疲弱，手足无力。午后勉强到菜圃一次……是日身体疲倦甚剧，断食正期未尝如是。胃口未开，不感饥饿，尤不愿饮米汤，是夕勉强饮一盂，不能再多饮。”

临结束断食的12月16日，他仍“夜眠较迟”。

但事后李叔同还是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八个字形容断食的成效。他说：“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以断食治疗“神经衰弱症”为契机，一年多后，1918年农历7月13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号弘一。

断食的成效可能被李叔同夸大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以略长时段考察，他的“神经衰弱症”并没有好转。

在此后的岁月里，已成为弘一法师的他，仍然持续与病魔作斗争。疾病促发了李叔同的出家，而出家又让弘一法师对疾病有了更多超验的理解，他采取的疗疾方式，也因此带有鲜明的属于弘一法师的特色。但这种特色又深植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和漫长的传统之中。

虽然1916年的断食试验，让弘一在当时得出此举有益身心的结论，但此后他在历次病苦中的反应似乎显示出，他内心对此其实并不笃信。

这中间应有一个信心递减的过程。与好友夏丏尊的通信内容表明，至少在1932年的时候，他对断食还是有信仰的，甚至于在伤寒和痢疾时，都希冀借此发挥效用。

“朽人于八月十一日患伤寒，发热甚剧，殆不省人事。入夜，兼痢疾。延至十四日乃稍愈。至昨日（十八日）已获全（应为痊——笔者注）愈，饮食如常，惟力疲耳。此次患病颇重。倘疗养不能如法，可以缠绵数月。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需半月或两旬），实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医市药，故费用无多，仅半元余耳（买绿豆、冬瓜、萝卜等）。前存之痧药等，大半用罄，惟余药水半瓶。乞仁者便中托人代购下记之药以惠施，他日觅便带下……”

以往需要15-20天才能痊愈的伤寒兼痢疾，这一次居然只用了一周时间，即告康复。这对弘一是个好消息。他自认稍知医理，所以一边服药（痧药等），一边食补（绿豆冬瓜萝卜等），一边又断食、减食。

可以确定，自1916年起，一直到1932年，弘一法师都是相信断食可以治病的。

问题是，在这十多年间，弘一法师疾病缠身并未中断，而断食似乎并没有减轻其病苦的趋向。即以痢疾而言，在给夏丏尊去信表达出意料之外的好转后不久，1932年农历10月14日，他再次罹患痢疾。四天后，在给广洽法师的函件中，他尚无痊愈迹象，这因此可能影响他从温州前往厦门。

到了1936年，弘一罹患了一场持续经年的大病。他在厦门给性常法师的信函中说：“近来精力渐减者，实因正月间内症已愈，胃口大开，故精力骤增，近则胃口渐渐如常，故精力亦衰。性愿老法师尝谓，此次大病，约需二年乃可复元也。下月即拟掩关静养。”

断食和减食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疗疾的意涵。弘一法师说的是，他自己前一段胃口大开导致精力骤增，最近食欲又像往常一样不振，精力也因此不济。很显然，食物的供给与精力呈现正相关性，这也指向了食物的减少或断绝并不利于健康的心证。

弘一法师

四年之后，弘一在永春又因身体不佳而给性常法师去信。他说：“余近来身体精神，日益衰弱，肺病亦颇有进步，想不久即可生西。但现在病势尚未沉重，不能断绝食物。故每日仍请妙抉师送饭两次。惟病人之起居饮食，与健康人不同。此事颇令本常住及妙抉师等，诸多不便。还请彼等格外原谅，是幸！且俟病势稍重，即可断绝食物也。以上之意，乞为妙抉师讲解之。”

因病重，1940年的弘一法师已经做好了生西的准备。他明确提到“断食”，但断食的目的和1916年却恰恰相反，不是为了疗疾，而是放弃身体的保养而生西。“现在病势尚未沉重，不能断绝食物”指的是，病情还没到彻底放弃的地步，所以不能断食。“且俟病势稍重，即可断绝食物也”，则明确将断食和放弃生愿联系在了一起。

弘一法师自命“稍知医理”，但从其写给夏丏尊的上述信件可知，他更多受传统医学影响——断食和绿豆治病的信念，说明了这一点。更与现代医学相悖的是，他进一步相信超验的圣迹。

以1936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大病为例。按照弘一法师的讲述，他大概1935年12月中旬在乡间讲经期间，“居于黑暗室中，感受污浊之空气，遂发大热，神志昏迷，复起皮肤外症极重。”

此次大病，为弘一“生平所未经过”，“其中有数日病势凶险，已濒于危”，后来有所好转，他将此归结为：“有诸善友为之诵经忏悔，乃转危为安”。认为是诵经和忏悔之功。

1936年1月31日，弘一法师给夏丏尊写了一封信，此时距离他患此疾病已有一个半月，虽饮食如常、热已退尽，但皮肤外症仍未痊愈，病体尚“卧床不能履地”。他当时估计，可能还要一两个月才可好病。

弘一的预估过于乐观了。

在此前后，弘一也给念西、性常两法师写信称：“此次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初起时，内外症并发。内发大热，外发极速之疔毒。仅一日许，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尽是脓血（如承天寺山门前乞丐之手足无异）。然又发展至上臂，渐次溃坏，势殆不可止。不数日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足腿尽肿，势更凶恶，观者皆为寒心。因此二症，若有一种，即可丧失性命，何况并发，又何况兼发大热，神智昏迷，故其中数日已有危险之状。朽人亦放下一切，专意求生西方。乃于是时忽有友人等发心为朽人诵经忏悔，至诚礼诵，昼夜精勤。并劝他处友人，亦为朽人诵经，如是以极诚恳之心，诵经数日，遂得大大之灵感。竟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臂上已不发展。脚上疮口不破，由旁边脚趾缝流脓水一大碗余。至今饮食如常，臂上虽未痊愈，脚疮仅有少许肿处，可以勉强步行，实为大幸。”

由此可知，在弘一法师的认知中，疾病的根源在于往昔的恶业（宿业），欲消除此恶因，必须依靠诵经忏悔。这是他的信仰。但矛盾的是，他内心似乎又并不笃信诵经忏悔可以令自己快速痊愈，所以又表示：“二三日后，拟往厦门请外科医生疗治臂患，令其速愈”

经蔡吉堂居士介绍，他专程从泉州去厦门，找曾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黄丙丁，用电疗和注射等法给自己治疗臂疮，亦可见其内心的焦灼。

诵经和忏悔所消的宿业并没有令弘一痊愈，在黄医生那里又历时三四个月，一直到1936年6月，他才摆脱这一轮的病苦。

如果疾病来源于宿业，而电疗和注射照理是不能消除宿业的，那为什么最终的痊愈还要靠这些疗法呢？在给性常法师的信中，弘一试图调和这中间的冲突，既要肯定黄医生的医治——“此次医治虽历三个月，实甚顺遂。因已好者未曾复烂，是为幸事”，但同时又不能否定超验的疗效——“实由仁者等为之诵经忏悔，乃获安稳痊愈，起死回生也。”

关于宿业导致疾病等逆缘的信念，弘一法师1930年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也提及过。这一年的正月，弘一住于厦门承天寺，该寺驻兵五百余人，在距离他的居室数丈之处放枪、唱歌与吹喇叭，令他不胜其烦，不得不于农历三月乘船返回温州。

在返程途中，又与两百多兵士同船，弘一回忆说：“种种逼迫，种种污秽，殆非言语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昼夜，乃至福州。余虽强自支持，但脑神经已受重伤。故至温州，身心已疲劳万分，遂即致疾。”

在温州庆福寺，同样有驻兵放枪之扰，但较厦门好去不少。弘一总结说：“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生平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

弘一一生病苦不断，而其中最困扰他的就是所谓的“神经衰弱症”。1930年被士兵干扰所导致的”脑神经已受重伤“，说的是同一回事。

1924年，弘一在给李圣章的信中说，他自弱冠时即患有神经衰弱症，“比年亦复增剧”。该年弘一法师45虚岁，已得神经衰弱症25年，虽出家6年，但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更加严重了。同年夏天，他还被“血亏”所困扰，“大病已来……较前弥剧”：“寒暑在五十度以下，就感觉寒不可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