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原则,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自然是嫡长子,即已经去世的庄文太子(邓王赵愭);如果嫡长子已有长子(嫡长孙),那么嫡长子去世后,嫡长孙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譬如建文帝直接继承爷爷明太祖朱元璋之位。这样一来,乾道元年那个跟恭王之子竞争“皇嫡孙”的邓王长子荣国公赵挻,也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但宋朝去古已远,北宋初期正是宋太宗继承了太祖之位,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殷商制度。到了南宋,嫡长孙的地位远不如嫡长子,嫡长子去世之后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次子。于是这位“皇嫡孙”荣国公赵挻的继承资格也就无人提起了。 乾道三年庄文太子去世后的三年时间内,孝宗心痛之余,绝口不提重立太子一事,更忌讳臣僚就此进言。而这段时间内,邓王遗孀、前太子妃钱氏带着荣国公赵挻仍然住在皇城内象征太子地位的“东宫”中。本来根据宋代制度,普通皇子成年就应该搬出皇宫,在外另赐府邸居住,邓王也是先搬出皇宫分府居住,被册立太子后才搬回大内,入主东宫的。现在正牌的太子已死,太子妃和皇嫡孙继续住在东宫, 于名分上诸多不便。特别是他的两个叔叔魏王、恭王心中不免嘀咕:莫非真要让“皇嫡孙”继承皇位?乾道六年(1170)正月,左谏议大夫陈良翰奏请再建储贰,孝宗表示首肯。再建储贰的障碍就是住在东宫的孤儿寡母,但是让他们母子搬出来的话谁都说不出口,孝宗看在长子的情分上,不好意思赶孙子出宫;大臣虽然腹诽甚多,但不敢公开奏请。直到乾道六年(1170)五月,虞允文独任宰相,仗着孝宗的宠信,他决心打破这种暧昧的局面。在他的建议下,“皇嫡孙”荣国公赵挻和生母钱妃从东宫搬出,临安城内的知枢密院府被改建为“庄文太子外第”,供他们母子居住。至此,在虞允文的帮助下,孝宗把有关庄文太子的沉重记忆打了个包,送出了皇城。赵挻于乾道九年(1173)二月就去世了,年仅9岁。 既然“皇嫡孙”的障碍已经排除,新的太子在哪里呢?此时,孝宗有魏王、恭王两个儿子,且都育有皇孙,恭王还有赵挺(早卒)、赵扩(后来的宁宗)两个儿子;如果按照长幼之序,自然应该先立魏王赵恺为太子。但是,恭王赵惇的运气不可思议地降临了,经过内心的斗争,以及与虞允文等少数重臣反复商议,孝宗越过魏王,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即所谓“越次建储”。 那么,魏王为什么落选了呢?淳熙七年(1180)二月魏王去世时,孝宗说:“朕向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折也。”“福气差薄”一语,似乎意味深长,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庄文太子24岁英年早逝警告了孝宗,继承人的健康状态和预期寿命对国家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孝宗可能看出魏王不是长寿之人,果然他35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赵摅亦未及成年早卒。而孝宗本人享年68岁,继位的光宗(恭王赵惇)享年54岁,光宗之子宁宗(赵扩)享年57岁,都达到了正常的寿命长度,仅就寿命而言,孝宗选择赵惇没有看走眼。 文章原名《越次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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