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张帆教授 2017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受邀主讲第12期杭州文史小讲堂,主题为“思想家眼中的历史: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价值和特点”。讲座期间,张帆教授接受了《杭州文史》的专访,畅谈北大求学之后投身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给出了对宋元时期杭州历史研究的建议。现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孙:看了您写的回忆1982年在北大第一学期的文章,非常生动。文章中提到您当年以内蒙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大,当时想上中文系,当作家,但那一年中文系没在内蒙招生,所以您读了历史系。关于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经历,您能不能简单谈一谈? 张: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刚上大学时候的情景。我出生在呼和浩特,父母都是当地人。内蒙古有很多外来人口,一般大家都会认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比较多,其实还是汉族多。我的祖先很早就从山西到内蒙古了,那时候叫“走西口”。到我这一辈,我们家已经在内蒙古生活了好几代。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据说我从小就认识很多字,而且爱看书,看完书还能记住好多内容,在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算是“神童”。前段时间网上有新闻说父母陪孩子写作业急出病来,这种情况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每天的作业很快就写好了,父母在这方面一点也不用操心。可能我比较适应应试教育,所以小时候学习一直很好。 孙:一般学习好的读理科比较多,您当时是怎么选择读文科呢? 张:其实我数学学得还是比较好的,曾经得过呼和浩特市数学竞赛第一名。高一的时候分科,本来是要学理科的,但家里的长辈商量后,决定还是学文科吧。他们做这个决定的理由有些可笑。那时候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叫《哥德巴赫猜想》,里面写数学家陈景润搞研究过于投入,出门走路经常撞到电线杆,还说“对不起”。我家里人看了之后就说学理科太累了,要不然你学文科吧。那时候我还小,觉得学什么都行,但当时教我们理科的老师知道我要学文科后有点失望。 在这之前我还跳过两级。我七岁上小学,当时正处在“文革”后期,教育不规范,课程压力也不大。“文革”结束后,国家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像我这样学习好的小孩比较受重视。班主任跟我说跳级吧,然后我就跳了两级。四年级上了半年,五年级上了半年,初一没上,直接上初二,所以我比后来的大多数同学都要小两到三岁。 孙:您的父母有从事老师这种工作吗? 张:我的父母都不是老师,但有个姑父是。他是江苏人,扬州师院数学系毕业的,因为支援边疆到了内蒙古当老师。当时小学就学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语文,我的算术就是他辅导的。语文主要靠自己学,平时多看书,成绩自然就好了。跳级之后我还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几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我高中是在呼和浩特十四中读的,在呼市算是二流高中吧。当时想得很简单,觉得学文科理科差不多,数学以后也可以自学,但其实不是这样,后来数学就完全丢掉了,有时候想想觉得有点可惜。 通常学文科的学生数学都不太好,要花很多时间学数学,没时间去背去记其他科目,我的数学学得好,就比较有优势。1982年高考还是全国统考,我考了501分,估计全国最高分也就500多一点,不会多太多。当时我的语文考了102分(满分120分);数学考砸了,考了87分,应该考100分才对,那年题不难。政治考了89分,历史考了94分,地理考了80分。英语是100分折算成70分,我考了71分,折合后49分。 孙:是因为当时历史的成绩好一些,所以选择了历史专业? 张:关于大学选专业,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包括家长也是这样,都是先考了再说。我记得从来没有跟家里讨论过选专业的事情。我自己想的是要考北大最有名的中文系。但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历史,中学时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课外书。文学方面我也比较喜欢古文,如果上中文系,应该也会学古代文学。不巧的是,我高考那年中文系没在内蒙古招生,我就学了历史。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业,在内蒙古招生的是中国史。那一届北大中国史招了42个人。15岁的我还是我们班里最小的。 孙:您说当时受班主任李孝聪老师所提的读《资治通鉴》这一建议的影响比较大,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找到了一些历史研究的“感觉”?作为他的学生您今天也扛起了北大历史系的担子,能否讲一下包括李老师在内的北大老师对您的影响? 张:上大学一两个月后我就开始读《资治通鉴》,一方面是因为李老师的建议,另一方面我对古文也比较爱好。而且《资治通鉴》本身很有故事性,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一些节选内容了。有些人觉得看繁体字、竖版的书很不习惯,但我中学时就开始看了,所以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我这样一天看一点,慢慢就看进去了。很多地方当时也没太看懂,但我对古代历史的大致脉络有些感觉了,这就成了我后来搞历史研究的基础。 大学一年级基本上是看《通鉴》,二年级稍微对历史懂了一点。当时学欧美近代史,开课老师是潘润涵先生,他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们二年级第一学期才开始有写论文这种考试方式,之前都是闭卷考试。我想认真写这篇论文,选了一个有关巴黎公社的题目。因为当时巴黎公社是比较受重视的一个研究点,可看的参考书比较多。虽然当时定的具体题目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写得也很粗浅,大概只有6000字,但为了完成论文,我参考了很多种材料,看了很多种书,将它们进行对比,拼凑、排比在一起。那次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对搞历史研究有了一点心得,就是要看很多书,查很多资料,还要综合对比分析。 北大历史系的老师们水平很高,讲课也认真。大学四年,正是我人生观逐渐成熟的时期,他们对我各方面的影响非常大,一言难尽。将来有时间,再专门写文章。 孙:大概从何时起确定要吃史学这碗饭的? 张:那时候比较小,很少考虑别的。只觉得既然在北大上学,就一定要学好。我比较适应应试教育,成绩一直不错,分数大多数时候都比其他人高。大学二年级末的时候,我决定考研究生。当时有政策,我是从内蒙古考进北大的,作为边疆省区考生,毕业分配原则上要回原省区。但我还是想留在北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就是考研。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很早就开始做研究生的准备。通过上研究生,以后就一步一步搞起史学研究来了。 孙:后来专攻元史,是不是跟您从内蒙考上来也有一点点关联?或者说专门选一个时间较短的朝代相对容易切入? 张:考研究生要选一个方向,我本来想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因为当时北大几个著名教授都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水平比较高。而且我看《通鉴》时觉得这段时期热闹、故事多,因此想学。不过班里想学魏晋南北朝史的人有好几个。我和这几位同学一起拜访了魏晋南北朝史的老师,老师们并没有表示态度,只是说我们定专业方向过早,这让我有点受挫。我虽然在班里考分比较高,但是搞研究不是强项。有的同学比较厉害,已经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过文章了,我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跟这种专业上比较强、已经发表了文章或者有文章待发表的同学竞争,我觉得有难度,就有点想放弃魏晋南北朝史了。但是到底要学什么一时也没决定,有点犹豫。 这时有同学告诉我,北大还没有人研究元史,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要从内蒙古调一位老师过来搞这方面的研究。当时负责联系这件事的是张广达先生。张先生和我们班两位同学说,系里要调一位老师来研究元史,问有没有学生愿意学元史的,要是有学生愿意学的话,老师调来之前可以先跟着他读书。同学马上就想到了我。我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学元史没人竞争,而且张先生是名教授,学问精深,能先跟着他学习也很难得。这样我就决定学元史了,这时候已经进入大三。 其实元史的书很不好看。我一般都是看一段时间,积累一些问题,然后去张广达先生家里请教。他不是专门搞元史的,有些问题也不能回答,但是会告诉我去查哪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对我很有帮助。大三一年除了看元史,还要背英语、政治,准备考研,还要写学年论文。因为元史老师还没来,我的学年论文还是做了魏晋南北朝史的题目,由祝总斌先生指导。那时候对写文章已经有一点心得了,平时尽量多看书,认真搜集和排比资料。 大四时我的导师余大钧先生来了。他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之后在中学教化学。他的父亲研究元史,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也对元史有了兴趣,后来被调到内蒙古大学做翻译工作,再后来开始搞研究。我记得他是1985年秋天调来北大的,他一来我就开始跟着他学习,张广达先生那边不怎么去了。1986年1月硕士研究生考试,我很轻松地就通过了。 这个时候元史领域的基本史料我已经看了两三部,开始看更深入的资料,比如元人文集这一类,都是正史以外的史料。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元史的,研究元朝的一个机构——翰林国史院。北大好几位老师以研究制度史见长,我受他们影响,以前写论文也有所涉及,所以毕业论文也选择了一个机构来研究,觉得好切入一些。 考上硕士后老师们说好好学,留下来搞元史。一开始,我也没想一定留北大。到了第三年上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系里说今年留校指标有限,打算推荐我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再留系。起初我不太想读,因为当时读博士的人非常少,一般读到硕士就很满意了,我有些犹豫。后来导师余大钧先生说,如果想在专业上做出成就,读博士有好处,晚读不如早读,所以我就同意了。考博要考外语和专业课,我是被推荐的,专业课免试,只考外语。考博士外语题很难,我又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当时觉得没有很大把握能考上,所以一边准备考试,一边跟其他同学一起找工作,找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后来博士考试成绩公布,我外语只过线一分,及格线45分,我考了46分。 因为余大钧先生没有博导资格,系里就商量了一个“挂名”的办法,让我挂在张广达先生名下,具体仍主要由余大钧先生继续指导。后来张广达先生去法国了,系里又给我换了一个导师,就是明史方向的许大龄先生。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元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属于制度史。1992年博士毕业,系里兑现了留系承诺。留系后第一年基本没课,就是听听其他老师的课,自己做一些教学准备。第二年的时候开始上一些通史和元史课程。 孙:1992年毕业后,有几个像你这样留校的? 张:我记得系里那年留了大概三四个。当时的编制还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