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直到解放以后，我才搞清楚我所在的地下党系统的来龙去脉。

原来我们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这条线，我的上级是浙江大学党总支书记许良英，解放后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他的上级是杭州工委书记陈向明，解放后任上海少儿出版社的总编辑，再往上就是吴学谦了，未来的外交部长那时是上海局青年组的组长，而中共上海局的书记就是刘晓，解放后长期担任驻苏联大使，我其实是上海局学运系统在杭州工作机构的一个基层地下党员，不过在解放前根本不知道什么上海局，光光知道自己是中共党员了。

▲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由左至右）

其实上海局在解放前夕是中共在国统区主要的地下党组织之一，管辖西南各省、长江流域、京沪地区以及平津一部分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甚至香港台湾也是在他的工作范围。1948年3月，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也就是《红岩》中的叛徒蒲志高的原型叛变投敌，马上就带人到上海来抓中共上海局的组织部长钱瑛，重庆地下党也归上海局管辖，刘国定的上线就是钱瑛。

▲ 解放前浙大校门，图中男士为竺可桢校长

我那时还是浙大机械系的一名学生，不过我比一般的地下党员又多点关系。原因就是当时的地下党杭州工委就设在我家里。当时我在状元弄的老宅房子很大，人口也不多，就是我的寡母和三个妹妹，社会关系简单，所以就把这里设为机关，工委的公章和文件也都由我来保管。

那时杭州工委主要领导是陈向明、钟沛章和李国富，钟和李都是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和江泽民同志前后级同学，也都是上海学生运动的干将，李算是职业革命家，是吃党费的专职党干，他就住在我家，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身份。钟沛章从上海交大到杭州，到《东南日报》做无线电收听记录工作，而这份工作的前任，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金庸。钟也利用这份工作可以光明正大地收听各种电台，包括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

我记得是1949年元旦，就在我家里，李国富带着我以工委的名义给在杭州的达官贵人社会贤达写了100的多封贺年卡，像竺可桢，苏步青，还有浙江省长等等，一方面向他们拜年，一方面在贺卡里附上毛泽东主席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这算是政策攻心吧。

当时我家这个据点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给地下党员换装，那时地下党员要经常以各种身份出现，也要有各种场合的服装，我家里衣服很多，西装旗袍长衫马褂都有，所以有时候走进来是一身土布，出去就是西装革履。

当时地下党的青年工作主要就是学生工作，核心就是以后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他在新华社的社论里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其实抗战胜利时候，学生对蒋介石还是很崇拜欢迎的。我们中学生都曾经到街上欢迎蒋委员长光复，但是这蒋委员长领导下的政府三件事让大家特别是学生态度开始转变了。

▲ 闻一多

这三件事以后，学生普遍开始反感蒋介石，但不等于赞成共产党，那时大家对共产党还是不了解。有的是一种抗战胜利后的失落，“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可以说是以后爆发学生运动的前奏。

我曾经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O运动，也参加过浙大因“于子三事件”引发的学潮，作为一个历者和地下党员，我的确感觉到了共产党在领导白区工作的策略和水平已经相当成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经常看到共产党组织在白区动不动就给一锅端，浙江的几任地下党省委书记都是被捕被害，除了斗争环境的残酷，应该说这和当初在白区“左”的工作策略也有很大关系，那时动不动就搞飞行集会，一帮地下党在闹市区发几张传单喊几句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动不动就武装起义，结果在城市里这种极的斗争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地下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党组织一次次遭到破坏。

周恩来在1947年《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文件里就说过：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党白区工作的成熟。

其实学生运动有时候学生也很激进，青年人容易冲动，这时候党组织就要头脑冷静，注意用合法的斗争来保护学生。像在1947年五二O运动大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些学生提出打倒“四大家族”的口号，地下党组织马上进行劝导，既然是来请愿，那表面上还是承认这个政府，打倒四大家族明摆着就是和政府对着干了，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实行战乱，凭这口号就可以抓人了。所以后来口号就定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向政府要饭吃，这不但国民党抓不住什么把柄，而且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能够争取到更多层面的同情和支持。据说五二〇南京当局对学生进行镇压，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就对此深表不满。

▲ 1947年5月20日，浙江学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图为国民党军警用高压水龙头镇压学生游行队伍

我记得当时在浙大，有一个进步学生画了一张毛主席像，有一面墙那么大，这在当时可不得了，被发现肯定是要闯大祸的，后来地下党想了个办法，在毛主席的画像上再覆盖一张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像，直到解放才让这张巨幅毛主席像挂出来。

所以在当时，地下党既要鼓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防止过激行为，保护学生。

在这个时期，在第二条战线的学生工人运动中，我感觉共产党并不是在搞单一的政治斗争，而是尽量把政治斗争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尽量争取更广泛的群众的支持，像五二〇运动就是这样。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大量社会财富消耗在战场上，国民党政府把绝大部分财政支出又用作内战经费，造成物价飞涨，1937年到1947年7月，物价上涨到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全国很多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学生由于取消公费，生活困苦，所以后来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二〇运动席卷全国。当时连地下党都没有估计到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大的规模，上海局的组织部长钱瑛和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站在街头都感到惊讶。

上海的王孝和事件也是这样，1948年，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地下党员王孝和为维护工人利益开展工人运动被捕，严刑拷打后被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死刑。在狱中他准备就义前高喊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狱中党组织位姓丁的负责人也被判处死刑，他就告诉王孝和这是在法庭公开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并不一定有利，应该喊能够更大范围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口号。9月30日上午，法警到监房提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边走边喊“特刑庭不讲理”，在法庭用愤怒声音驳斥“你们的执行是非法的”。在场20多名记者涌上前，他愤怒揭露严刑逼供的经过，要记者主持公道披露真相，在押赴刑场时，高呼“特刑庭乱杀人”口号。结果这个事件披露后全国震动各地纷纷抗议声援。我也把一个戒指捐了出来寄给王孝和的家属。所以就觉得只有和群众切身利益结合，学运和工运才会有群众积极参加，才会形成影响力。

▲ 地下党员王孝和在宣判死刑的法庭上

到了1948年以后学校里就不太搞公开的学运了，这是全国形势变化战略转向了，从公开疾风暴雨转向联络宣传护校迎接解放。

其实在学校里，地下的共产党不多，浙大也就几十个，公开的国民党也不多，中间状态的最多，我觉得共产党在争取中间力量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苏步青与谷超豪合影

解放后著名的科学家谷超豪那时是浙大的研究生，地下党员，平时都有接触，可1948年后很多地下党的工作他就不参加了，我的上级也不要我再找他。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去组织了一个科协，主要是做竺可桢、王淦昌、苏步青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所以学运一些冲锋陷阵的工作就不要他干了。

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公开社团组织，爱唱歌的有鸟鸦喜雀歌咏队，喜欢跳舞的有漠风舞蹈社，喜欢画画的有秋海棠画社，全校有学生自治会，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些组织宣传引导，团结了大批处于中间状态的进步学生。我当时就参加了喜鹊歌咏队，《黄河大合唱》《喀秋莎》等革命歌曲就是那时学会的。

在那个年代，香港至大陆有专门的邮路邮寄进步报刊。在浙江大学中传播这些报刊，也是我们地下党员的工作之一。

我们常常可以读到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和转来的解放区报纸《新华日报》。学生自治会图书馆(后来改成于子三图书馆)日夜“客满”。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纸报道的一次选举。

农村人不识字，村里就让5位候选人排成一排，在他们背后放上一个碗。农村人觉得哪个候选人好，就在他身后的碗里放上一粒黄豆。这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民主，这对党员和普通群众触动都很大。选举的场景被著名雕刻家彦涵雕刻下来，取名就叫《豆选》。

▲ 彦涵《豆选》1948年  纸本木刻版画

每当报刊杂志寄到，他们就会张贴到布告栏里。“国民党的学生从来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撕，可见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很拥护欢迎共产党的。

为了更好团结服务学生，由我们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的学生自治会主动向学校申请管理食堂。

食堂虽小，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管食堂的同学经常会留级。由于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财富消耗在战场上，国民党政府把绝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内战经费，造成物价飞涨。1937年到1947年7月，物价上涨到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一天的伙食费只够买三根油条，一个星期虽能吃上一回猪肉，但猪肉薄得透光。

浙大有专门的公办食堂。我们向学校申请管理，就得管好。伙食费紧张，法币在一夜时间又贬值地厉害，我们借了学校的卡车，风风火火赶到校外去抢购大米。管食堂的同学差不多一天时间都要泡在食堂里，一方面怕包饭商贪污，一方面又担心购买的物资是不是都给学生吃了。

管理食堂的风险很大，学生自治会还是主动承担下来，目的只有一个，团结、服务好同学。

和我们的食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国民党三青团办的食堂，三青团有上面发给的补贴，但是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根本就办不下去。

所以后来绝大多数中间状态的师生也都是倾向进步。我记得在解放前夕，当时风声鹤唳，我旁边寝室的同学就主动要求和我换个铺位睡觉，这样万一出现危险也可以保护我。我很感动，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在冒着危险自觉保护共产党。

▲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民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当时地下党对党员有个要求，勤学勤工广交朋友，我觉得这八个字让我终身受益匪浅。